第一節 亡命又亡國

  第一節亡命又亡國
  蔣介石下野原是情非得已,在國內,徐蚌慘敗,精銳盡失,權力基礎大受衝擊;在國外,美國總統杜魯門態度冷淡,宋美齡出訪,毫無成就。國內外局勢既已大大不利,和談的呼聲又甚囂塵上,然而蔣介石又如何能厚顏再與共產黨和談呢?所以只有叫李宗仁出來頂。但這位下野的平民竟能使「代總統」的權力架空,照樣以總裁的頭銜行「總統」之實權,和談代表出發前還須先到溪口,向他請示,國民黨內部於是更加紛亂,和談一破裂,共軍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橫渡長江,不到兩天,南京就被解放。親蔣的美國司徒大使,故意不走,意欲與中共對話,果然與燕京的黃華見了面,並得知毛澤東、周恩來歡迎他以私人身份訪平,他亦有意,並積極進行,只因美國國務院反對而未果。但司徒堅持不去廣州,直接自南京飛返華府述職,結束了他的大使生涯(參閱Rea&Brewered.,theFor-gottenAmbassador,P.316—317,325,333,341),他顯然不願意再給蔣介石抬轎子了。蔣介石得知南京易手,第二天下午就決定離開溪口。
  四月二十五日的一別,竟是蔣氏父子永別故里。蔣經國在這一天的日記中,顯然已有預感:「溪口為祖宗墓廬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蔣氏父子一行於當日下午抵達寧海縣東北角的團堧村入海,先乘竹排,再改坐汽艇,登上久已等候的太康艦。(參閱王舜祁《蔣介石引退溪口始末》,載《拆穿蔣介石》,頁五四五至五四七)
  太康艦把蔣介石送到上海,召集湯恩伯以下軍官訓話,表示要親自指揮大上海保衛戰,再度侈談與城共存亡,及至五月二十五日,共軍攻入上海,即乘靜江號軍艦逃出,再從澎湖馬公坐飛機飛往台灣,於六月一日在高雄降落。當時蔣已成驚弓之鳥,降落後卻不敢下機。孫立人將軍晚年親口告訴汪榮祖,他曾親自上飛機報告蔣,「這裡都是自己人」,蔣才下機。休息數日後,轉往台北草山第一賓館居住。據侍衛室特別警衛組中校警衛區長趙秉鈺的回憶,蔣聽說是草山,大發脾氣,不甘心「落草為寇」,乃下令改稱「陽明山」。(見《追隨蔣介石逃台的點滴回憶》,載《拆穿蔣介石》,頁五六二)當時閩粵重鎮均先後為共軍所佔,台灣的二二八事變才發生兩年,大有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之感。
  蔣介石為了穩定內部,以國民黨總裁名義,別組辦公室,以便指揮、調遣與安保。對外則於七月出訪菲律賓的委裡諾總統,以及於八月往見韓國的李承晚總統,想組成一個國際反共聯盟。但是由於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不感興趣,乃無疾而終。(見Crozier?熏TheManWhoLostChina,P.340)不過他在台北至少暫時站穩腳跟,他於下野之前,早已有所佈置,省主席是心腹陳誠,國庫黃金亦已私運抵達,在廣州的國民政府無從「染指」。
  七月中旬,閻錫山在廣州繼何應欽「組閣」,計劃堅守湘南粵北,以保住廣東。適於此時,蔣介石突率大批隨員從台北飛抵廣州,以國民黨中常會名義通過設立「中央非常委員會」,自任主席,代總統反居副主席。此一組織顯然成為太上政府,掌握最高權力,直接控制黨、政、軍、經大權。蔣雖然尚未復職,但「非常委員會」由他主持,一切實已完成復歸其個人獨裁之下,諸如在軍事方面,他擅自撤走吳璉兵團、延宕劉安琪兵團,使防守廣東徒托空言;在財政方面,他控制存台金鈔,使廣州國府求之不得,窮於應付,仍不免大軍缺糧,通貨膨脹。更彰明昭著的是,他可以一介「平民」,以手令叫湯恩伯撤福建省主席朱紹良的職,並立即押解來台,形同綁架,而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事前均不知情,獨斷獨行連法統都不顧了。
  蔣介石把兵調走,把錢扣在台北,破壞了防衛兩廣的部署,令粵籍將領十分憤慨,特別是張發奎一再建議李宗仁,趁蔣於穗台之間飛來飛去之時,乘機把他扣起來,怎奈忠厚的李宗仁不願「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參閱《李宗仁回憶錄》,頁六五四至六五五)其實,「其人之道」是平民亂政,破壞軍事部署,李宗仁大可以「總統」的職權,將其拘留,付諸司法機關公平審理,何至於「徒招惡名」呢?
  就在這緊要關頭,蔣介石還要離間李(宗仁)白(崇禧)。白氏反共心切,保衛兩廣之心更切,經蔣一番慰勉,動之以情,白盡釋前嫌,信其誠懇,促李歸政於蔣,真心合作。最後白崇禧顯然誤信蔣介石晚來的「誠懇」,失敗後前往台灣與蔣共患難,結果不但當不上官,還遭到冷漠與歧視而又不得離境,鬱鬱以終。
  廣州撤退之前,李宗仁忍無可忍,把蔣介石約來,嚴厲地教訓了他一頓,一五一十數說他過去的過失和罪惡。蔣最初顯得「緊張尷尬」,接著「唔唔諾諾」,爾後「面色轉現輕鬆」,令李大感意外,原以為「必定要反唇相稽」,「大鬧一番」,最後竟是「含笑道歉」。(見《李宗仁回憶錄》,頁六六○)這種反常以及與其性格決然相反的表現,未必如李宗仁所說,由於以元首的名器壓服了一生專橫的蔣氏,很可能由於多少年來無人敢在他面前有所批評,突如其來的「嚴厲教訓」,令他初感驚詫,繼覺新鮮。李氏有備而來,所舉事證確鑿無疑,使六十二歲的蔣介石天良一閃,問心有愧,反而有被申斥後若釋重負的輕鬆。這當然遠遠談不上痛改前非,蔣介石畢竟還是專橫至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月十二日共軍已臨廣州市郊,「國民政府」再遷重慶。蔣介石嫡系部隊接管四川防務,李宗仁怕被逼勸進,甚至失去自由,乃決定出國就醫,於十一月十三日離渝。翌日,蔣飛渝想部署西南保衛戰,但軍心民心早已渙散,同月二十九日重慶市內已聞炮聲。蔣介石父子在危城中,雖有專機「美齡號」等候,仍有一段異常的亡命經歷。蔣經國在《一位平凡的偉人》一文中說,蔣介石「起身趕到機場」,沿途並無阻礙,說是當「座車走到半路的時候,街道已經擠滿了逃難的人群,水洩不通,汽車無法通過,父親只好下車步行,走回寓所」。顯然走回的目的地是「寓所」而不是「機場」。董顯光在《蔣總統傳》中說法相同。然而蔣經國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的說法,則是「下午十時,林園後面已槍聲大作,我只好向父親告實情,希望早離此危險地區。同時羅廣文自前線回來報告,知其軍力已被匪部擊散。而周圍各兵工廠爆炸之聲又四起,連續不絕。此時山洞林園前,汽車擁擠,路不通行,混亂嘈雜,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決定赴機場宿營。途中為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父親不得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午夜始達機場,即登中美號專機夜宿」,則是沿途已有阻礙了。
  蔣介石死後,國民黨《中央日報》出版《領袖精神萬古常新》一書,收有秦孝儀的一篇《蔣總統的思想、生活、操持》文中說:
  領袖的行動,平時為著安全關係,雖然有車護從,但機動而簡單。除閱兵大典必需的禮節之外,從不曾用摩托車、警笛、憲警開道過,在重慶危急的時候,車輛壅塞,寸步難移,但是清楚了是領袖的車子以後,大家都自動在困難的情形下把路讓開。他真是貫徹了他從小所認為的「大總統應該和平民一樣」的觀點。
  照秦孝儀的說法,則承認沿途有阻礙是實,但是並不是蔣經國所說的「父親不得已,乃下車步行」,而是根本沒下車。為什麼沒下車呢?因為「清楚了是領袖的車子以後,大家都自動在困難的情形下把路讓開」。壅塞於途的難民潮居然會「自動讓開」,絕不合乎逃難的原理與常情。不管怎樣,蔣氏父子到頭來是走成了。他們「下午十時」出發,「趕到機場,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了」。這兩小時中,「途中為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父親不得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果真如此嗎?還是秦孝儀所說的,蔣介石一直坐在車子裡,並沒下車步行呢?
  我們從《毛故上將人鳳先生哀思錄》中,見到王蒲臣有一篇《悼念毛先生》,說是「運用了特種技術」使蔣介石到了機場,文章中已明說「就是領袖的車子也無法通過」,但如果真是蔣經國所說的「乃下車步行」,步行就是步行,步行能叫「特種技術」嗎?由此可見,這一「特種技術」,恐怕是見不了人的吧?恐怕是不宜流傳青史的吧?「徐蚌會戰」時,國民黨大將胡璉逃亡,他的「特種技術」是和戰車連長甘義三、副連長周名琴等人,乘坐戰車「突圍」,戰車是何等威風的東西,什麼也擋不住它,見人就壓,壓死人活該,最後「突圍」成功了。我不知道毛人鳳的「特種技術」是不是根本就是戰車。若不是戰車,那又將是什麼呢?江南《蔣經國傳》說:「當衣復恩駕駛的中美號專機臨空之際,由江口過江的解放軍,距重慶白市驛機場僅十公里,戰時陪都半小時後失陷。」只要有「特種技術」在,任何英雄都可在半小時前從容脫險。——「特種技術」大矣哉?選古話說「一將功成萬骨枯」,而此蔣得脫幾冤魂呢?
  蔣介石得脫後,飛往成都,於十二月七日將「國府」遷至台北,三天之後,逃回台北,從此與大陸永別,一去兮不復返矣。從此台北成為小朝廷的偏安之區,國民黨欲說還休,究竟不好意思在南京丟後,逕稱台北是「首都」,不過為了維持小朝廷的國家假象,稱台北為「首都」,卻又極為必要。這怎麼辦呢?無奈之下,只好假造外電,說華僑四海歸心,視台北為「首都」云云。回想中國歷史,商朝前後六百四十年,也不過遷都十二次;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也不過遷都五次。商朝平均五十三年遷都一次,唐朝比較密集,但唐玄宗、唐德宗離開首都,都不過一年即回;唐代宗離開首都,不過半年即回;唐昭宗離開首都,不過兩年即回;最長的唐僖宗離開首都,也不過五年即回。並且他們是五個皇帝責任分擔的,不像二十多年的蔣政權搞得「首都」、「行都」、「陪都」遷個不停,形成前無古人的場面。
  亡命之餘,蔣介石又自承亡國。他於一九五O年三月十三日,在「陽明山莊」講「復職的使命與目的」,就有這麼一段: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後,到年底止,為時不滿一年,大陸各省已經全部淪陷。今天我們實已到了亡國的境地了?選但是今天到台灣來的人,無論文武幹部,好像並無亡國之痛的感覺,無論心理上和態度上還是和過去在大陸一樣,大多數人還是只知個人的權利,不顧黨國的前途。如果長此下去,連這最後的基地——台灣,亦都不能確保了?選所以我今天特別提醒大家,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選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自覺,豈不可痛?我們一般同志如果今日還有氣節和血心,那就應該以「恢復中華民國」來做我們今後共同奮鬥的目標。(先總統蔣公全集》,頁一九五六)
  蔣介石說得很清楚:「中華民國」早在「去年(一九四九)年終」就「滅亡」了,這不是「亡國」又是什麼?遺憾的也許是必須逃到偏遠的海島上來亡國。當年陳佈雷曾環顧鍾山的壯麗,嚮往歸隱或歸葬於雞鳴寺或靈谷寺(參閱陶永標《尸諫——蔣介石秘書陳佈雷自殺經過》,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果然於南京也要失去的前夜,淒然自殺。靈谷寺、雞鳴寺,都是六朝的名剎。靈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間(五世紀)寶志禪師蓋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五一四),他以社稷存亡,問於志公,志公回答說:「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後來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預言成真,趕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壞,不料工程做了一半,就「亡國」了。梁武帝餓死的地點,就近雞鳴寺,雞鳴寺是當時同泰寺的故址,寺的東邊有坡道通城,俗稱為台城,八十六歲的梁武帝即殉國於此。陳佈雷選上這兩座古寺而寄情、而流連、而殉死南京,真選得無獨有偶了?選宋人題靈谷寺,說是:「六帝園林墮劫灰,獨余靈谷葬崔嵬,行人指點雲間鶴,喚得齊梁一夢迴。」其實,在南京的蔣政權連「墮劫灰」的六朝都不如了,因為六朝至少還在原地「亡國」,蔣政權連「亡國」都要亡到海島上來了。
  「中華民國」原是國名,是「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取的一個國名。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定都南京,遷了國都、改了國歌、換了國旗、變了政體,成為一黨專政。章太炎就公開說中華民國亡了,並自稱「民國遺民」。所以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實際上已是第二共和了。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定都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第三共和之興,取代亡了的第二共和。蔣介石亦於毛澤東建國五個多月後自承亡國,萬里寄蹤的蕭公權教授亦在海外以「亡國大夫」自稱了。最不可思議的是,蔣介石亡命之餘、亡國之後,不但不下詔罪己,居然把自己升為五星上將,與麥帥相儔。失國而封帥,應該是史無前例吧?

《蔣介石評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