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擋不住的經濟起飛

  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政治上高高在上,意猶未足,還想身兼各家。既然他本人上有所好,他的手下,自然也就高帽一頂頂送上來了。我們信手一抓,就可來上一大堆:照國民黨中常委谷正綱說,「蔣公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軍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青年日報》);照國民黨駐美「大使」董顯光說,「我民族領袖蔣公介石,為近代最偉大之軍事政治家」(《蔣總統傳》);照國民黨國大代表蔣一安說,「蔣公發明力行哲學」,是「大哲學家」(《先總統蔣公哲學思想之研究》,頁一),照國民黨理論家林桂圃說,「蔣公是當代世界上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思想家」(《先總統蔣公政治思想之研究》,頁四十八);照國民黨「教育廳」「廳長」劉真說,「蔣公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先總統蔣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頁八十七);照國民黨訓導專家洪同說,「蔣公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實行家」(《先總統蔣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頁七十一);照國民黨新貴魏鏞及國民黨教授繆全吉說,「蔣中正先生……更是一位推動行政現代化的理論家與實踐者」(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青年日報》);照國民黨台北市「議會長」張建邦說,「蔣公是都市管理學家、未來學家」(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新生報》)。此外,照修澤蘭說法,蔣介石無異是藝術家;照蔣復璁說法,蔣介石無異是書法家;照於斌說法,蔣介石無異是宗教家;照金克和說法,蔣介石無異是經濟學家……以上所列的種種家中,其實蔣介石只能跟政治家、軍事家沾上邊而已,並且,他還夠不上是水準以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最不相稱的無疑是「經濟學家」那頂高帽,沒有跡象可以顯示他具有像樣的經濟學知識。然而台灣最足稱道的卻是六十年代以後的經濟起飛,對蔣氏而言,可說是無心栽柳柳成蔭,因為蔣介石一門心思在「反共復國」,而非「經建台灣」。有意種的「反共復國」之花,早已成為昨日黃花;無心栽的「經建之柳」,倒是處處成蔭。
  台灣光復之初,滿目瘡痍,乃戰後的表象,日本亦復如此。日本經營台灣五十年,為了有利可圖,在殖民地建置了不少經濟基礎設施,特別是農業的開拓與增產,以及南北鐵路交通、鄉村水電等等。此外還留下大型工廠,如鋁廠、糖廠等等。總之,蔣介石退據的台灣,物質基礎之佳,遠非毛澤東退據的延安可以想像。
  蔣介石的大撤退,帶來近兩百萬外省人,使台灣人口增至八百萬。總的來說,此一人口增加,「財富」多於「負擔」,其中大多數的軍公教人員,正是台灣所缺乏的,而大批技術人員更直接有助於經濟建設。不要忘記,蔣還以非法手段把全中國的國庫黃金運到台灣,穩定了台灣的金融。
  此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便是美國因素。美國人並不喜歡蔣介石,甚至厭惡他。然而為了阻遏共產主義的擴張,於朝鮮戰爭爆發之後,主動派第七艦隊保護蔣介石的台灣,封鎖毛澤東的大陸。為了使台灣成為西太平洋上的「不沉母艦」,美國又恢復對蔣提供大量的軍援與經援。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間的經濟援助,平均是每年一億美元。凡耗資較多的建設,均由美援支付,如肥料工業、石門水庫所需美元部分、交通運輸設施、農復會項目以及文化交流、教育衛生等等。台灣經建的一個主要功臣尹仲容就承認美援的巨大功效:
  美援一方面解決部分長期建設資金短缺問題,另一方面又彌補國際收支逆差。如無美援支應,則不但若干經濟建設無法進行,即台幣內外值亦無法穩定……美援成為經濟發展及經濟穩定之主要支柱。(尹仲容《台灣經濟十年來的發展之檢討與展望》,頁二八二)
  尹仲容在此沒有提到的是,美國的巨量軍援承擔了蔣政府龐大的軍費開支,減少財政赤字,不致嚴重影響到經建。美國也為台灣的經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術和市場。不僅此也,即使美援停止後的十餘年間,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繼續為台灣提供貸款達六十五億余美元(據國府官方數字),對台灣的財政與工農生產,都起了積極作用。
  在日本殖民地時代留下的基礎上,在美國的大力援助下,加上眾多而又廉價勤奮的勞力,使台灣於一九六O年初開始進入經濟起飛時期。工業生產於一九六三年首次超過農產,確定了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經濟,賺取外匯,引進更先進技術,增加就業機會,使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脫貧致富,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
  蔣氏父子對經建完全外行,他們的貢獻應從對經建阻力的大小來衡量。就蔣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復國上致力」(語見蔣介石《掌握中興復國的機運》),並未把經濟建設放在第一位。他的經濟學知識淺薄,又要以孫中山的信徒自居,受制於閉門造車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即使不是共產主義,至少是一種社會主義,絕對不會是使台灣經濟起飛的資本主義,以至於往往干格叢生,矛盾百出,必要時連蔣介石也只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義。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說:「實行三民主義優先任務,為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之中心工作,為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對此課題之意義,據我對總理平時訓示所瞭解的,所謂平均地權之意義,第一,在交通發達之處及都市之土地,凡漲價者,借徵收增值稅之方法,以達到『漲價歸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貧富之不均,故增值稅,亦可謂為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其次,則為現代都市政府如對其土地照價收買、區段徵收、土地重劃、超額土地之收購以及都市整建(如違章建築)等之通例,亦皆為『漲價歸公』之手段,政府可以發行都市土地債券,以籌集基金而實施之。此種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實施,則不僅為平均地權,而實亦為消除貧富不均,並且為建設都市之張本。第三,在交通未發達以及土地未開發之處——即鄉村土地,如農田山地,其地價變動性較少,則可徵收田賦或實物,而免征地價稅,以便於『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實行。」如果我們細心一點,就會發現這一「機密」訓詞的立論,不但與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有極大的出入,並且和蔣介石以前論列「平均地權」的文字有極大的出入。試看在這一「機密」訓詞前三十二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蔣介石在峨嵋軍訓團講《國父遺教概要》,就指出:「因社會之發達進步,地價必有增無已,如果土地之增價,歸之私人,則社會公共之努力無所獲益,而地主反不勞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於此者。所以總理說:『地價之不可不先定,爾後從事於公共經營也。……定地價之法……予以為當由地主自定之為便。其法以地價之百分抽一,為地方自治之經費。……此後凡公家收買土地,悉照此價,不得增減。……而將來所增之價,悉歸於地方團體之公有。如此則社會發達,地價愈增,則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壟斷、資本專制,可以免卻,而社會革命、罷工風潮,悉能消弭於無形。此定地價一事,實吾國民生根本之大計,無論地方自治或中央經營,皆不可不以此為著手之急務也。』這種辦法,就是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的實行。平均地權,是總理最大的創造,也是我們政治、經濟上最重要的學問,同時又是解決民生問題最重要的一個辦法。」
  照孫中山的「創造」,四十年前台北東區的地價,地主申報,每坪也超不過一百元,如果「悉照此價,不得增減」,今日政府「收買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則無異打劫土地、作弄地主,當然是行不通的。蔣介石終於知道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機密」訓詞裡,硬以「增值稅」代替全部「增值」,而說「增值稅亦可謂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殊不知孫中山的胃口,絕不止於「增值稅」,而是「所增之價」的全部。蔣介石不得不違反總理遺教,是很顯然的。顯然固然顯然,仍不肯公然違反,易轍而行,以至於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漫天喊價,蔣介石把三民主義就地還價,形成一種「知易行難」的困境,為經濟發展製造了意識形態的障礙。
  「漲價歸公」之外,作為民生主義王牌的「節制資本」,亦因為事涉空想,沒有可行性。蔣介石以下的國民黨人也不肯明目張膽指它是空想,仍只好暗中予以曲解。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指示說:「至於節制資本方面,亦並不能專在限制私人資本的發達方面著想,我以為節制之節,實為調節之節;節制之制,乃為管制之制。此即以政府對私人資本調節與管制之方法,來發展其國內公私經營之資本。此實為總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使社會均富,無復貧富懸殊之理想。這樣的實行民生主義,亦即使社會平等之社會主義,而絕非如共產黨假借社會主義,而實施其大私有的壟斷集產之共產主義。」於是,蔣介石又進一步說:「至於總理所說:『國家經營之企業,凡有獨佔性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鐵道、航路、礦產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又說:『要發達大實業,照我們中國資本、學問和經驗,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資本。我們要拿外國資本,來造成我們民生社會主義。』由這段話來看,就可知道總理所說的節制資本,其目的乃在發達國家資本,並非是限制私人資本,而不許人民參加國家經營之企業。我以為總理之意,不但是獎勵人民私人資本投資於國家企業,而且要獎勵外國資本來投資於我們國家的企業,以發達國家資本。不過私人資本應由政府負責調節與管制,而防止其過分的畸形的發展,以免產生大富階級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顯,我故曰節制資本,並非限制私人資本,乃將私人資本由政府予以調節管制,使之有計劃的發展,而且獎勵私人投資於國家企業。如此只要國家資本發達,則私人資本亦必經過節制階段,而更可使之發展,不過始終要由政府加以調節管制。因之亦就可知總理的節制私人資本之本意,不僅是加以調節管制,而且寓有保護之意。」蔣介石又說:「此實為節制資本之真諦,而於今日我國經濟之發展更為重要。因為國家所經營的大企業,除了極少數具有國家特別需要性質,必須由政府單純出資經營以外,其他大多數企業,皆可組織股份公司,讓民股參加,而由國家經營(甚至也可以容納外國資本在內,那對於國內私人資本,自然更無排除之理)。當時總理所指如鐵路、航業、礦產皆由國家經營,我以為今後時代變遷,而且我國人民的經驗學問,現在亦並不比外國人為差,故這種國家企業,一面自可組織公私合營的公司來興辦,一面還可運用我國人民自己所有經驗學問來管理公司,以發達國家資本,乃為合理合時之舉,我們不能將總理的良法美意,以膠柱鼓瑟、執一不化的心理來誤解,使革命建國的事業遭受阻滯,以至於如過去那樣的挫敗。」
  蔣介石這一「機密」文件,充分說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實早被他的信徒給「修正主義」了,蔣介石以為「節制資本」中的節制,乃是「調節之節」、「管制之制」,其實孫中山的原意,絕非如此?選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繹與解釋,除利用外資一點外,也全部與「總理遺教」不合。當年孫中山公開說:「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選」如今蔣介石卻暗中說,「今後時代變遷」,不可「以膠柱鼓瑟、執一不化的心理來誤解」「總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反師孫中山「節制資本」之名而羊頭狗肉之。掛羊頭固然仍可以賣狗肉,然而總比不上貨真價實的大商號。
  蔣氏父子由於知識上以及信仰上的限制,固然不可能主動地去推行政治自由化,在經濟自由化上亦十分被動。這些多多少少給資本主義經濟起飛的台灣帶來負面或消極的影響。

《蔣介石評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