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是東郭，東郭是狼如此醜陋，誰敢幫忙
我在三十三歲一九六八年時候，發生了柏楊（郭衣洞）案，冤獄發生前後，我義助柏楊，做了一些事，前後持續七年之久。我對怕楊的義助，主要乃基於同情與人權，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從作家標準上看，我從來深信：凡是跟著國民黨走的作家，都不足論。柏楊是跟著國民黨走的作家，當然也不例外。柏楊的專精和博學訓練都很差，他沒有現代學問底子，作品實在缺乏深度、廣度與強打度。柏楊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聲聲"糟老頭"啦、"賭一塊錢"啦一再重複的濫套，他的存貨和新貨都是很貧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來做秀，談不到深度和廣度。至於強打度方面，他攻擊的上限比何凡高一點，他敢攻擊警察總監，於是就"三作牌"得週而復始。我真奇怪一些讀者怎麼受得了他那點翻來覆去的老調兒，我真懷疑這些讀者的水準！雜文以外，他的歷史作品寫得很熱鬧，但是頗多錯誤，給他同一水平的讀者看可以，給專家看就會笑，這是因為他的歷史基礎有問題的緣故。憑他那點歷史基礎還要翻譯《資治通鑒》，司馬光何辜啊！
我與柏楊相識於一九六五年，並無深交，到了一九六七年，偶有來往。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晚上十點半，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很神秘、很急迫他說，無論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於是我去了。他請我到他書房裡，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機關"約談"過，經驗豐富，乃反覆問我被"約談"的細節，並說他出了一點麻煩。原來一九六七年五月，他的太太艾玫應《中華日報》社長楚崧秋之聘，主編《中華日報》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
（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編務有時由柏楊代辦，柏楊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到十三日刊出的卡通中，選登譯文，出了紕漏－被調查局認定有"侮辱元首"之嫌。於是，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這天，艾玫被"約談"，一連十多個小時後，還沒消息，柏楊慌了，乃電話請我去他家，特別對被"約談"的一般情況，詳為打聽。我當時只覺得怪怪的，怪柏楊為什麼老是間這些問題，並不知道艾玫已被請去，柏楊也沒透露。到了十二點，我打算告辭了，忽然樓下有汽車聲，接著艾玫開門，踉蹌而入，大哭大叫，連說："他們審我一連十五個小時啊！他們連我上廁所都要跟著看啊……"經柏楊照顧了好一陣子，艾玫情緒才稍稍平靜，最後柏楊才向我說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並問我意見。我說，看來國民黨來意不善，你要有心理準備，柏楊深以為然。我對他們加以安慰後，已是夜裡兩點，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楊也被請去"約談"了。"約談"長達二十七個小時，事後（三月二日）柏楊有長信給孫觀漢，備述始未，其中一段談到我：
向先生突然報告這壞消息，實在遺憾，但又怕以後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則趁此時機，且做最後一敘，想一想我真是個老天真，見識且不如李敖這個年輕人，李敖先生經常攜帶一小衣箱及洗臉漱口用具，準備隨時被捕，我常譏笑他小人之心，把台灣合法政府看成什麼了？誠如先生言，社會上多少總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無顏對祖先、且無顏對李敖……
柏楊是二日中午放出來的。這封信是二日下午見過我以後寫的。我在日記上說："早為柏老辦事（向調查局抗議等），午始放出。下午見一面。"見面後柏楊問我意見，我說："他們這次放你，只是觀察你被放後一時反應或跟什麼人聯絡，我看事情還沒過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為交代吧！"他聽了，決定採納我的意見，寫信給孫觀漢，並向艾玫交代"身後事。"他留了一封長信給艾玫，艾玫拿來聽我意見，我也做了一些建議。柏楊信中"外務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請左煥文、李敖介紹"、"書則贈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機會，為文"等話，前兩點是雜務，都由屠申虹他們料理了。柏楊的藏書我一本也沒收受，我向艾玫說：
"這些藏書是柏老的心血，請給他完整保存，等他回來享用。
我是不敢收的。"最後一點倒是我最關心的，但是我已被同民黨完全封鎖，實在沒有機會為文，因此，我決定向海外設法。
我的方式有三項：
一、盡量把有關案情的一切文件，偷運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楊自己的答辯書。因為我告訴過柏楊，人一入獄，要想合法傳出手寫的東西，就難難難；但是若以答辯狀等法律文書偷關漏稅，則或許能有漏網的機會。因為給律師參考的法律文書，為訴訟所必需，理應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楊會記得我的話，他下筆又勤又快，牢中無事，把自己冤獄詳細道來，必然精彩。柏楊入獄後，我請艾玫再做這一暗示給柏楊，果然柏楊就把答辯書陸續供應出來了。我主要通過我的美同朋友梅心怡等的協助，流傳海外，使柏楊冤情和知名度，大顯於天下。
二、盡量把柏楊冤獄新聞，轉達給外同記者。在這方面，我王要通過美同記者魏克曼（FredaricWakeman.Jr.）等的協助。在他們的協助下，《紐約時報》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和九月七日，都有長篇報道；《新共和》（TheNewRepublic）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也有長篇報道。這樣更使怕楊的冤情和知名度，大顯於天下。
三、盡量展開營救行動。在這方面，我主要通過孫觀漢。
孫觀漢是美閏匹茲堡大學物理學博士，是用閃爍計數器測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隕石粒子測出月球自行發光的第一入，擁有在美註冊的四十種以上的專利。曾任台灣清華大學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美國西屋公司放射線與核子研究所所長。
我通過孫觀漢營救柏楊的事，值得特別細說一下。我在柏楊被捕二十四天後（三月二十八日），托梅心怡轉秘件給孫觀漢，其中說：
去年讀先生寫的《李敖和天才》等論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給我的信，我就早想寫封長信……
關於長信的內容，現在還得退後說，我得先說柏楊的事。
從艾玫被傳，到柏楊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這件事的一個人。從艾玫被傳那天晚上，柏楊約我"商身後事"起，我一直在旁幫了一些忙。如今柏楊失去自由已經二十多天，官方刻意"做案"的態度已極明顯，憲法、提審法、刑事訴訟法等保障基本人權的條文已被忽略得不成樣子，我覺得我必須發出這封自柏楊出事以來我一直想寫給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個也許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見其實先生在給艾玫和寒霧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請先生出面，以先生聲望和號召力，盡快聯名李政道等，發表一公開信，投諸TheNewYorkTimes等報，對國民黨政府施以壓力——這個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輿論的壓力，可以稍對它的愛面子心理有點警惕作用。除此之外，實無他法。這個方法對救雷震等人無效，因雷震已使他們"咬牙切齒"，所以只有不要臉，不買海外的賬；但這個方法對救柏楊卻可能有效，因為柏楊只不過使他們"疾首蹙頞"而已，所以他們可能還肯為了愛面子而放開血手一下。公開信方法即使無效，也可收"暴其惡"的效果，同時可使柏楊不做無名英雄，也是給他一種安慰。
三月十六號TheNewYorkTimes星期日版第七頁，有專欄論"文星事件"，也論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參考。我的意思是柏楊事件當向海外報章揭出真相，使做惡者至少知道休想再認為可做惡而無人知－我覺得這是海外知識人至少該聯合起來做的一件事。
設想每在國民黨政府做惡一次或有一次違背自由民主的記錄的時候，海外知識界就聯名發表一次宣示，這該是起碼可行的事，也是起碼對在苦難中國人的一點聲援。不要沉默抗議，也不要寫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對這個政權是無效的，也是軟弱的。我們要使做惡者知道：只要他們不厭於做惡，海外知識人就不倦於揭發，形成這麼一個習慣或"連鎖反應"並使他們知道，日子久了，應該就有效果了！
柏楊事件，純是冤獄。柏楊並非"殉道式"人物，也絕非"敢"諷刺他們父子的人物，而竟陰錯陽差，被比照"犯上作亂"者處理，硬逼他做英雄，這真是這小島上的大怪事！
咳，觀漢先生，我們知心的朋友，您以為如何……
孫觀漢在收到我的信後，曾在七月七日有信回我，這封信當時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後－我出獄後－才看到的，原來他竟反其道行之，仍舊向當政者求情，"求求你釋放柏楊先生"，結果證明無效。五年以後，一九七三年六月，孫觀漢在香港發表《李敖談柏楊的冤獄》，公開了我給他的秘件和他的回信，他公開表示了他營救方向的錯誤。他說直到一九七一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覺悟過來：
這是五年前的事了，現在回頭看來，李敖先生有二點先見之明。第一，他說求情是無效的，我卻仍去求情，結果被事實證明無用。第二，他主張把壓制自由的事件公開發表，我卻怕風怕勢地因循了好久，才瞭解公開發表的需要。
為什麼我在給孫觀漢的信中指出柏楊並非"殉道式"人物，也絕非"敢"諷刺他們父子的人物呢？實在是因為我深知他是國民黨"文學侍從之臣"出身，他離開國民黨核心，不再得寵，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獄前夜，還深信他的國民黨老上司李煥和蔣經國可以幫他妻子出境，他留給艾玫長信中口口聲聲"可找李煥先生或徑找蔣主任，哀訴，必可獲助"、口口聲聲"蔣主任是熱情忠厚之人，李煥先生一向對我關愛"、口口聲聲"蔣經國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境，英雄必熱情，當無問題……"這些話，無一不顯示了他的基本心態，也顯示了他跟國民黨的深厚關係。柏楊非但不是"諷刺他們父子的人物"，並且其依戀欽慕之情，還大大溢於言表呢！柏楊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辯書中，有這樣一段：
……自幼受學生集中訓練及從事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對總統有一種嬰兒對親長的依戀之情，至於對蔣部長，只舉一件事來做說明，台灣中部橫貫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當中，有一個蔣部長所住過的"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後來被命名為"日新岡"），我特地定名為"甘棠植愛"，這份欽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而最諷刺對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還在《自立晚報》上發表響應《蔣夫人的號召》（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呢！不但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還賈其餘屁，直奔蔣婆呢！所以，我才說："凡是跟著國民黨走的作家，都不足論。"柏楊"攻擊的上限比何凡高一點，他敢攻擊警察總監》"而已。柏楊入獄，是"陰錯陽差"，並不是真的反對國民黨，更別提反對黨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楊竟被某些渾人硬當做反國民黨的政治犯，這不是怪事嗎？
柏楊在十年冤獄家破人老以後，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諒並同情迫害他的特務、檢察官等人；另外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的"中國時報》上，以《悼蔣經國先生》為題，大做肉麻的吹噓，舉凡"傑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蔣經國先生在天之靈"也，全部出籠；又在第二天一月十六日的《中央日報》上，以《永懷哀思免於恐懼的自由》為題，再做肉麻的吹噓，舉凡後悔沒單獨與蔣經國"合照"也、"值得稱讚"也、"功德"也、"蔣經國先生領導上開明、寬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這種置蔣經國整他、使他十年冤獄家破人老的傑作於不問，反倒殷殷以馬屁報怨的作風，古人的以德報怨，又算老幾呀！柏楊一方面向蔣經國重抬舊屁，一方面已經變成一個嚇破了膽的人，連"警察總監"都不敢碰了。遠流出版公司為他印白話《資治通鑒》廣告，廣告中印了區區"借古諷今"字樣，柏楊都堅持一一塗去，令遠流出版公司的同人歎息不置，他們沒想到柏楊的膽量，竟已一至於此！柏楊不但對蔣經國發賤，以德報怨，同時對李敖卻一反其道，以怨報德。他出獄後，寫《活該他喝酪漿》一書，扉頁題的是："謹將本書獻給余紀忠先生暨夫人感謝對我的照顧和愛護"；他寫《按牌理出牌》一書，扉頁題的是："謹將本書贈給羅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謝患難中對我的幫助"；他寫《大男人沙文主義》一書，扉頁題的是："謹將本書贈給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謝對我深摯的友情"……從國民黨中常委到國民黨大特務，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絕，而此輩中常委與大特務，卻是在他受難時理都不理他的，試問李敖這種在他真正"患難中"對他"幫助"的、"照顧和愛護"的，是不是也該有點次於獻書、贈書的待遇呢？被柏楊獻書、贈書，與國民黨中常委大特務為伍，固不足為李敖之輩光寵，但是柏楊出獄多年，對李敖無一言之感、一字之謝、一語之褒、一飯之賞、一冊之贈，反倒在李敖陪蕭孟能太太朱婉堅去花園新城找蕭孟能履行民法第一00一條"夫妻互負夫妻同居之義務"時，左袒蕭孟能及其"女朋友"，開車親送其第三任夫人於樓下，由其第三任夫人上樓助陣……試問柏楊這種道德標準，豈不大離奇了嗎？另一方面，在忘恩負義的林正傑及其手下，聯合國特誹謗李敖的時候，柏楊竟在背後慫恿"快快出專書整李敖啊"！可見此公道德標準之離奇，甚至不是普通的離奇呢！
由於當年孫觀漢跟我"同謀"營救柏揚，我乃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三日寫公開信給孫觀漢，要他表態。孫觀漢不負所望，終於在五十天後，給了我公開指教。他的指教登在四月十日的《自立晚報》上，標題竟是《將相和》，我看了以後，認為孫觀漢又糊塗又偽善，因此提出反駁，我指出：
……《將相和》的第一條件是"將"的方面要負荊請罪，"將"本人有此覺悟最好，本人若沒有，他的好友要以大義相責，督促他有此覺悟。孫觀漢先生是"深明大義"的人，又是柏楊的好友，他不以大義相責柏楊，督促柏楊向李敖謝罪，卻把"將相和"的責任，要藺相如一起分擔，這是大錯特錯的……
廉頗雖然對藺相如嫉妒……"將"對"相"雖然不和，卻絕無忘恩負義。……雙方"和"的條件，基礎上是平等的。但是"柏李二位"卻不如此。柏楊當年是階下囚的地位，我既辛苦、又冒險去救他（孫觀漢先生救柏楊，因是在美國遙救，辛苦異常，但是無險可冒），最後且變成我坐牢的黑罪狀之一。警總保安處處長吳彰炯少將他們追問我種種細節，並追查"國際奸人"，我曾飽受刑求，我的朋友梅心怡等"國際奸人"，直到今天還不准再來台灣。我在柏楊受難之時，前後七年，援之以手，身受其害……如今孫觀漢先生"深知李敖營救柏楊內幕"，卻按下不表，不施善人，反為忘恩負義者隱惡，把大義凜然的"將相和"，弄成是非隱晦的"將相和"、糊里糊塗的"將相和"、和稀泥式的"將相和"……這種"將相和"，只是拖著藺相如一起打屁股的大義、只是要義人為不義者"牛排分擔"的大義、只是私人吵架又和好了的大義，又有什麼意義呢？
在營救柏楊的入中，除我以外，至今還有兩個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們所提起，那就是柏楊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稱柏楊做老師的屠申虹。在柏楊被捕時，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學生，並在中國廣播公司任職。柏楊被捕後的第二天（還沒被起訴），柏楊的四十年老友、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強迫艾玫辭職，很快的，艾玫發現黎世芬不是一個，而是許多個，原來所謂幾十年的老友，都一個個躲開了，除了海外的孫觀漢和島上的屠申虹和柏楊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識時務者為俊傑了。
這年九月九日的國民黨中央社參考消息裡，有這樣的內部文件：
紐約時報誣我壓制知識分子【中央社紐約八日專電】《紐約時報》星期雜誌今日刊載有關軍事法庭判決柏楊徒刑十二年的台北報道。
該報道刊載於第五頁，標題為：《台灣小說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識分子的運動中曾被秘密審問》。
該報聲稱，在一次庭訊中，柏楊"推翻了他曾參加東北共黨間諜學校的供詞。他說，此項供詞繫在長時間和疲勞偵訊之後所獲得"……
同時，該報道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據悉，彭明敏既不能獲得一份職業，也不能獲得前往美國的護照。"他數年前已獲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研究獎學金。他及他的家屬經常被監視。當友人訪問他們之時，常被阻止，並加查詢。"
至於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書。為了謀生計，目前他以買賣舊電氣用具為業。"
這一秘密文件中提到的柏楊"推翻了他曾參加東北共黨問諜學校的供詞"一事，是全案的一個關鍵。因為據柏楊的答辯書，提到該間諜學校叫"民主建設學院"，如果證明根本無此學校，則可推翻所有罪狀。柏楊在自誣過程中，留下了這一個可以查證的活扣，以期翻案，這是他的聰明處。九月五日，艾玫特別找到我，這時我已經五個多月沒有見到她了，不知她已搬到了泰順街。她拿出柏楊的谷辯書給我看，要我表示意見。我一眼就看出柏楊留下的這個活扣，我說，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聯合報》駐日特派員司馬桑敦，他是吉林雙城人，為共產黨坐過牢，又是東京大學碩士，他博聞強記，也許可以幫忙查一查。艾玫聽了，欣然色喜，就請我寫信給司馬桑敦。我在八月六日要跑支票，就在八月七日清早三點起，寫信給司馬桑敦，並於午前親送去給艾玫過目，艾玫認為可以，就由她發出了。不料我高估了司馬桑敦，他不但無能為力，甚至連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五月十四日，胡金銓、王敬羲約我去"國賓"樓下吃消夜，我去了，見到艾玫在座，我問了一些柏楊的事，她說柏楊還好。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據我所知，雖然柏楊入獄前有"不必記掛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誤青春"、"不必給我來信"等"身後事"的書面交代，但是艾玫的確努力在等待、在掙扎，最後，她雖然沒有再苦等下去，但她為了營救柏楊，的確也盡過不少力量。說風涼話的人們，不該為了她的為情不卒，就抹殺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後，記者問到她和柏楊的事，她說：
"我已經仁至義盡。上帝會證明一切。"柏楊出獄前，還有過"出獄前夕寄前妻倪明華"的大作，最後四句是："感君還護覆巢女，魂繞故居涕棘荊，我今歸去長安道，相將一拜報君情。"但在出獄後，柏楊"報君情"的，竟是公然寫文章說艾玫"她正傷心我的平安歸來"（《愛書人》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艾玫為柏楊奔走營救，辛苦"還護覆巢女"多年，最後得到的評語，竟是如此十個大字，我想艾玫心木再壞，也不會壞到為柏楊，平安歸來"而不開心吧？這樣子說一個曾經同甘共苦過的、含辛茹苦過的第二任妻子，柏楊的道德標準，真是我輩淺人不能測其高深了！柏楊的第三任太太，是柏楊出獄以後結識的，我幸會一次，只見到一臉橫肉，撲人而來，深感去艾玫遠矣！這位第三任太太曾有"詩"雲"我愛的人在火燒島上"，其實柏楊在火燒島上的時候，她愛的人，別有其人，並且在台灣。台灣"詩人"作品之易引錯覺也，由此可見。她又寫過半通不通的"單程票"（給柏楊）一"詩"，其中說："而險如夷、驚已安／我們倆注定會守望到／北極星的懸升／在命運蒼茫的曙色裡。"艾玫不幸，她沒福氣坐享其成，在文字上消受"而險如夷、驚已安"的風涼；她只能在行動上，與柏楊共度驚險的歲月，共度那又驚又險的歲月。最後，"在命運蒼茫的曙色裡"，她一陣泫然、一片沉默，抱著柏楊的十字評語，妄想"上帝會證明一切"。
與我》的內容中，只能看得到浮面的花花草草，而完全沒有觸及到柏楊受難事件前後約半年之久的那一段沉痛過程；也正因為如此，在這本文集中，只有"我愛的人在火燒島上"那種憑空想像式的感性詩句，而完全沒有柏楊被捕期間的那一份驚悸惶慄、哀告無門的眼淚……
屠申虹又寫道：
比較起來，柏楊先生比李敖幸運，在他入獄之後，還有李敖和我可以為他料理一些善後。在那一段時間裡，我和李敖除了要為柏楊師設法擺平留下來的"支票款，以及出版社的雜務，更要強顏歡笑地安慰整天淚眼婆娑的柏楊夫人（艾玫女士）和當時才七八歲的女兒佳佳。由於那一段痛苦的日子，實在讓人難忘，因此，在我的內心，對艾玫所受到的傷害，亦就難免有著一份較為偏袒的同情。在這一個事件過去後的十年，在柏楊師脫難回到台北的當天，《自立晚報》總編輯羅祖光先生和我陪柏楊師吃飯，在飯桌上，柏楊先生對艾玫的未曾等他出獄團聚極不諒解，講了一些相當憤慨的埋怨話，我當時為艾玫講了幾句很持平的公道話……
不料這幾句持平的公道話，就被柏楊懷恨在心，從此，屠申虹也出局了。後來屠申虹對我搖頭苦笑，說："我們當年那樣又冒險又辛苦的幫柏老忙，下場竟是你李敖被誣賴為好夫、艾玫被誣賴為淫婦、我屠申虹被誣賴為賬目不清。想來真是窩囊。"我說："柏楊的可惡、可恨與可恥，在他摧毀了人類最高貴的一項道德。朋友有難，凡是袖手旁觀的，都沒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都被誣賴成好夫、淫婦、賬目不清。柏楊這種恩將仇報，無異警告了人類：在朋友有難時，你絕對不可幫忙，這種義助的道德是要予以摧毀的，而柏楊公然摧毀了它。柏楊此人其他的卑鄙不足論，但他公然摧毀了人類的道德可就太差勁了。"古書有《中山狼傳》，說趙簡子在中山打獵，追逐一狼，狼向東郭先生求救，脫險後反咬恩人，這是中國有名的忘恩負義故事。如今柏楊公然摧毀了人類的道德，千載以還，恐怕一切都要改寫，狼固是狼，東郭也是狼，因為照柏楊這樣菜的做人，人人都是狼了，沒人要幫別人，也沒人敢幫別人了。
與柏楊朋友一場，有兩點他幫我的，雖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一九六七年同湯炎光、屠申虹辦《文風》雜誌，簽約時他惠予見證。第二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人日，我自警總保安處移送軍法處，即從台北博愛路移送景美秀朗橋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書面向看守所圖書室申請借書證，同房的袁耀權也同時申請，可是晚上書來的時候，卻只有我申請的先發下，借書證上登記的筆跡，一看就是柏楊的，同時還為我選了一本書——雷馬克的《生命的光輝》，是以德國集中營為背景的一部小說，在苦難中讀了，令人鼓舞。
我很感謝柏楊給我這次無聲的優先服務，我至今不能忘記。那時柏楊正在做全所圖書室主管，是"外役區"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動，如果想辦法的活，也有機會照顧到我們這些整天在"押區"的難友，可是我始終沒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顧。
到了四月，柏楊被移送綠島了。過了兩年，"押區"的刁德善他們也要移送綠島，我秘密請刁德善帶了點禮物送柏楊，並另一個一直不被正人君子提起的屠申虹，在我寫文章揭發柏楊後，他寫了追憶，提到他收到一本祝賀柏楊六十歲生日的書－《柏楊與我》：
在這本花團錦簇的祝壽丈集中，到底欠缺了什麼……它欠缺了幾個人的名字。由於欠缺了這幾個人的名字，於是，在整個事件的串連上，就發現了缺失，正好像在過去國民黨的革命史上，故意遺漏了汪兆銘（精衛）一一樣，讓很多史實，都得不到合理的銜接。但是卻又故意的增添了某些人物，於是在事件的發展上，又多出了一些可笑的枝節。
這其中所欠缺的幾個名字：第一個是艾玫（柏楊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第二個是李敖、第三個是我－屠申虹。
由於在這本文集中，漏失了這三個名字，於是在《柏楊轉告柏楊我為他奔走的種種細節，包括國際筆會開會，宣讀在獄作家名字時，柏楊都名列其中等事，希望能給他一點安慰。我並請刁德善他們特別照顧他。
柏楊出獄後，托林紫耀間接轉話給我，希望把我藏書中他的著作借給他，可是我的藏書，在我多年坐牢期間，經過治安機關的洗劫和親朋的打劫，已經散失不全，柏楊作品也在散失之列，我對柏楊，只好據實轉告，歉未應命。我結婚後，胡茵夢提議請柏楊吃飯，我同意了。不料她電話打去，柏楊表示他飯局很多之意，這一請客，也就作罷了。後來得知，我已被他不分青紅皂白、打成好夫了。我生平義助朋友也不在少，但義助下場如此含冤莫白、如此倒胃透頂的，倒是第一遭，每一想起，就會痛恨"柏小人"也。
由於我對"柏小人"這種國民黨文人的卑視，衍生出另一種情結，就是我非常討厭我的名字和他們連在一起。有一次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寫了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說："讀史以識世局、決大勢。……我們更樂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陽、柏楊等，勤於耕耘史學的優秀作者。"我讀了，深感未甘。
昔初唐四傑，有"王（王勃）、楊（楊炯）、盧（盧照鄰）、駱（駱賓王）"之稱，楊炯聞之，卻說："吾愧居盧前，恥居王后！"
今我恥居高、柏諸人之前，這種國民黨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後面，我的屁股都引以為恥啊！正因為我考慮到我屁股的感覺，凡是有人寫文章或講話把我和國民黨文人扯在一起，必犯我的大忌。當年胡適在美國，報章一登，常常有胡適、於斌如何如何。我想胡適心裡一定不爽：於斌是什麼東西啊！老跟我連在一起！人間無端之事，此為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