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門一入，只見三疊情人再見，生死永訣
我被捕後，一直關在台北博愛路警備總部保安處的第五房，關了近一年。第五房不見天日，全靠每天二十四小時的燈光與通風維持。在這房中，我曾被疲勞審問和刑求。刑求中的一個重要關鍵是要我承認我是"台灣本部"五委員之一、是台獨五巨頭之一。事實上，我對這難題毫無所知，所以無從承認起。糾纏了十幾天，我感到既然台獨分子和官方情報咬定我是台獨五巨頭之一，我不遙為配合，恐怕不得了結。於是心生一計，說我對謝聰敏開過加入的玩笑。我心裡想：這樣既可有加入之事，又可因玩笑減輕。聽了我自承開玩笑加人的說辭，聯合小組的調查局代表劉科長（劉昭祥，此人學問高出一般特務甚多）還用文言文反問我一句："奈何以玩笑出之？"我笑笑而已。後來冤獄定案了，劉科長來跟我小聊，我說："我實在不是什麼五委員之一，可是先抓進來的人口供先入為主，我後來居下，就會吃虧。俗話說賊咬一口爛三分，因為辦案人員照例從賊的邏輯，認為做賊的，不咬別人卻單單咬你，可見你一定有問題、你一定也不是好東西，縱查無實據，然事出有因，你也要一併移送。正因為有此天經地義，所以一個人，一旦被賊所咬，便沒那麼容易脫身，被咬之處，用具體寫法，便有三分之爛了。縱使有朝一日，冤情得雪，但是創傷難癒，往往是一輩子的事。如今案子已定，說什麼都太遲了，只希望你們下次抓人時，務必先抓我，因為先被抓的可以佔便宜，別人必須配合他的口供，他卻可以撒豆成兵－千萬別優待我，千萬請先抓我！"我這種戲諺性的說法，其實也是真話。古話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對國民黨情治人員說來，這話應改為"辦案無親，常與咬人之人"。肯咬人的人，最容易取得這些牛頭馬面的信任，這些人"毀"人不倦、聞過（別人的過）則喜、老K點囚、多多益善，凡此種種，無不靠咬以張之。咬之為用，真大矣哉！
我出獄後多年，一天武忠森律師和劉科長來看我，劉科長已退休了，講話恢復了人性，他說："你的案子我們後來查出是冤枉你了，於是我們專案小組簽報上級，建議政治解決、放你出來，可是上級很反常，竟不採納我們專案小組的建議，直到今天還弄不清為什麼上級不放你。"劉科長的話，應屬可信，因為在劉科長之前，我在西門町碰到警總的魏宜智組長，他也透露過專案小組的建議，他也奇怪上級為什麼不肯放李敖出來。我想，這該是蔣經國他們最錯的決策之一，他們終於為我達成了深恨他們的充足理由，我自出獄又復出後，一路追殺蔣家，從蔣介石到蔣經國到蔣孝文、武、勇，乃至一干走狗等，一連二十年猶未停止，可見我有仇報仇的凶悍——要關老子嗎？讓依認得阿拉，他媽的你可關錯了人了，你們後悔都來不及啦！我在保安處第五房的時候、國特們朝我大吼大叫，說："你在我們眼中，是玻璃缸裡的金魚，我們把你看得一清二楚！"其實，他們在吹牛，他們從來沒把我看得一清二楚，我的陰險和報復能力絕非蔣氏父子及其走狗們所能看得清楚，我最後能夠口誅筆伐，干他們二十年，真是痛快淋漓之至，"文化基度山"，世上只李敖一人而已。
我這次坐牢，同案一共八人，八人中我只認識謝聰敏和魏廷朝，其他五位李政一、劉辰旦、吳忠信、郭榮文、詹重雄乃是在坐牢後認識的。他們牽扯到所謂台甫美國新聞處、台北美國商業銀行爆炸案，其實也是冤獄。判決書下來的時候，寫得洋洋灑灑，有人名、有時間、有地點、有炸藥、有細節，一切應有盡有，誰還會懷疑案子根本不是這五大元兇干的呢？
可是，事實上，誰也想不到：這樣言之鑿鑿的判決書，竟根本是一篇憑空編導出來的神話！據李政一跟我說：他在被捕不久，吳彰炯少將他們煞有介事的，找來台南美國新聞處和台北美國商業銀行的人來指認，因為事先傳說有個黃衣人在現場，吳彰炯少將他們就找來一件舊黃上衣，硬要李政一穿上展示；並且，為了有更佳效果，一天清早，他們還被帶到台北美國商業銀行去"現場表演"！因為他們根本沒幹過爆炸案，所以事先由一"導演"一一指點細節，以應現場錄影之需！這種整人整得無微不至，不是演戲，又是什麼呢？
李政一他們這些受難者，在整個案子的多年發展裡，除了被苦刑時有短暫的誣服外，他們在坐牢時、在出獄後、在一個個青春已逝的中年生涯中，他們都眾口一聲，不承認他們幹過這種轟然一響的案子。說他們反對國民黨，這是千古不易的；但說他們反國民黨反到玩炸彈，這就是千古奇冤了。
那麼，台南美國新聞處、台北美國商業銀行的爆炸案，又是誰下的呢？一個傳說是：真正干它的人，是國民黨自己。國民黨為了報復美國當時對它的不友善，所以一方面炸彈開花，給老美好看；他方面一案兩破，趁機清除反對分子，並把反對分子造成暴徒形象，給老美不再看好。我目前當然不能確知真相是不是這樣，但我確知每有大案發生，下級人員為了希旨承風，邀功領獎，就常常毛手毛腳，刑求逼供，造成破案。而我親歷的這件案子，十足是吳彰炯少將在警備總司令尹俊上將、副司令王潔中將等指揮下主持破獲的一件大假案。
吳彰炯少將他們為了希旨承風、為了邀功領獎，做下了這樣一件傷天害理的黑事，我認為縱使政治上他們可以被原諒、法律上可以被開脫，但在道德上和歷史上，他們的惡行，必須有以記錄，這是人間起碼的公道，想吳彰炯諸公自己，在安享餘年、下台數鈔票之餘，也該有以首肯吧？人間妙事真是匪夷所思，在判決二十一年後，我路遇退役下來的吳彰炯，那時他在富貴樓餐廳做總經理，他透露給我，說美國機構爆炸案接連發生後，蔣經國在治安會議上大發脾氣，因為破不了案，嚇得警備總司令尹俊上將不敢出席會議，下令要處分治安主管多人，吳彰炯向尹俊說，你處分了這些人，案子就永遠破不了了。尹俊問為什麼？吳彰炯說這批人處分下台，新上台的新人不破案也罪不至下台，不如留下；舊人不動，叫他們戴罪立功、努力破案，有朝一日才有破案希望。尹俊聽了，就停止下令處分。不久以後，抓到了李政一他們，案子果然破了云云。吳彰炯所謂破了案之言，固不足信，但他道及蔣經國以下的焦慮之情，卻令我們開了眼界。與吳彰炯談話後幾個月，蕭啟慶、王國瓔夫婦請我在富貴樓吃飯。吳彰炯過來拍我肩膀說："李敖兄，你為什麼一直不來我們飯店吃飯？"
我說："我怕你下毒藥毒我。"他聽了笑著捏我一把，說我胡說，我說："說下毒藥也許重了一點，不過放瀉藥倒是可能的。"
大家都笑了。－這就是人生、這就是人生際遇，這是蔣氏父子留下的血色黃昏。在黃昏中，你的主要敵人都已死去，但他們留下的走狗都只只貌似從良，彷彿跟你一起珍惜夕陽無限之好，人世玄黃乍變，竟離奇如此！
我的坐牢，罪狀是台獨，純屬冤獄。不過，台獨分子誣攀我是他們同志，倒有一點可取——他們真識貨！《水滸傳》阮小五阮小七"手拍著脖項"說："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
上海流氓杜月簽說："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這些話其實滿有哲學味，雖然有點阿Q。承蒙台獨分子抬愛，我也如阮小七所謂的"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最後"牢裡牢裡去"，我雖有怨，但卻能原諒。害我的台獨分子最關鍵的人物是"二敏"；海外彭明敏、島上謝聰敏。為了政治，犧牲朋友，何必責怪？台獨分子比國民黨對李敖識貨得多，只是他們辦貨辦得不夠朋友而已。謝聰敏後來寫口憶，說當時他是被迫咬李敖。固然冤獄之成，不無情治人員做案的事實，但以我當時在牢中的身受親歷，卻覺得他還是寫得有所保留了。事實上，他如果不是有意配合情治人員咬我，我就不會受那麼多的罪。咬人有兩種咬法，一種是活咬，一種是死咬。前者可使人脫身脫困；後者卻使人百口莫辯。例如謝聰敏說李敖是在某日跟他談吳國幀後，一邊用吸塵器吸地，一邊表示同意做"台灣本部"五委員之一的。事實上，確有談吳國幀並吸地的事實，但在這種事實後面來番移花接木，就使我無從"印證"起了。謝聰敏咬人，咬得這麼逼真、這麼細膩，情治人員當然樂得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何況我為了替他們守秘密，一到案就說了不少謊話，沒想到他們這些英雄好漢卻早就招供了，情治人員當然更相信他們了。
謝聰敏在牢中神通廣大，他居然托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帶出一封信，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登在《紐約時報》上。其中提到在國民黨"瘋狂的刑求"下，"我只好採取較緩和的態度，答應他們接受某些反蔣活動的控訴，包括爆炸美國商業銀行的偽訴。並承認李敖先生，台灣非常傑出的學者並是最受歡迎的作家，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委員（事實上我根本不曉得有關委員之事）。"這封信披露後，國民黨大為難堪，遂把謝聰敏釘上腳鐐，一個人關在又陰又潮的小黑房裡，放封時，只許他一個人散步，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傷害。我在牢房裡，攀上鐵窗，遙望他吃力地帶著腳鐐，用一根撕破內褲編結起來的細繩，吊住鐵鏈，雙手提著，彳亍而行。他的腰是彎的、背是駝的、整個監獄的氣壓是低的，十分鐘過後，班長吆喝一聲"回去！"他就改向小黑房走去。
那是一幕動人的背影，我永難忘記。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這段期間，一直關在台北市博愛路警備總部保安處；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這段期間，一直關在景美秀朗橋下軍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這段期間，一直關在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仁愛莊"）。"仁愛教育實驗所"原名"生產教育實驗所"，地點設在台北縣土城鄉仁愛路二十三號，是把政治犯洗腦的大本營，名之為感訓，其實"仁愛"而能"實驗"，其"教育"可知矣。在感訓的歲月裡，謝聰敏和我被關在同一問房裡，一同忍受一波又一波的洗腦、抵抗一波又一波的洗腦。洗腦是完全失敗的，他是他，我是我，我們誰都沒有改變。如果有所改變，那是變得更頑強。出獄以後，謝聰敏遠走高飛，到海外去做他的政治活動；而我呢，守死不去，在台灣繼續依然故我，只是多寫了一百多本書掉頭給官方洗腦，以為回敬。告訴他們：你們關錯了人，我不是台獨分子，你們卻把我當成台獨分子來關。好吧，就讓你們付點代價吧！
多年的牢房生涯後，謝聰敏和我分別出獄，我對謝聰敏的看法是：把我咬進台獨案，就政治手段言，是高桿；就朋友之道言，是卑鄙，我個人對朋友之道，是很古典的，我無法接受這種為政治而犧牲朋友的卑鄙，所以出獄後十多年，我跟他形同絕交狀態，沒有任何來往。一九八五年，美國全美台灣同鄉會邀請李敖訪美，卻有化名"莊腳人"的，在《台灣公論報》表示反對。因為"莊腳人"不是個人而是團體，是台獨聯盟欲借李敖引起爭端，煽動台灣同鄉反對全美會主席，因此引起洪哲勝和謝聰敏的反駁。洪哲勝寫《從李敖事件看台灣人的統戰觀》，發表在《美麗島》第二四三期（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謝聰敏寫《君子和而不同》，發表在《美麗島》第二四五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謝聰敏文中有這樣沉痛的話："一個革命組織在誇耀它的偉大成就之際，也應該回顧那些被犧牲的人怎樣在黑暗中忍受他們的痛苦。李敖就是為台獨聯盟走進政治監獄的。現在全美台灣同鄉會邀請李敖來美訪問，反對的聲音竟然來自《公論報》未曾亮出姓名的莊腳人。""特務逮捕李敖，也有相當的根據。一九七0年，李敖為彭明敏教授出走事被特務跟蹤，他拍下跟蹤便衣人員的照片，附著泰源監獄政治犯名單送給國際特赦協會秘書長馬丁·恩耐爾斯。台獨聯盟獲得國際特赦協會發表的照片和名單，刊登在《台灣青年》雜誌。在這次照片和名單刊出之前，《台灣青年》也刊登彭明敏教授被調查局便衣人員監視的照片。特務遂斷定這些都是李敖的傑作，懷疑李敖和台獨聯盟一定暗中聯絡。一九七一年；日曆過年，有人在北上火車經過台北延平北路平交道時散發大批傳單。傳單上說：
歡迎外省人參加台獨，歡迎李敖參加台獨。這就是特務對我刑求逼供，羅織台灣本部，編造李敖參加台獨聯盟的根據。""就李敖和台灣人的關係來說，我認為台灣人欠他的比他欠台灣人的更多。"……謝聰敏在我和他形同絕交的狀態下，還寫公道之言，大聲疾呼台灣人欠李敖的比李敖欠台灣人的更多，光此一事，就可看到他的政治氣度，遠非今天對李敖忘恩負義的台灣人可比。台灣人的每下愈況，洵可知矣！
咬我進去的不止謝聰敏，還有魏廷朝。魏廷朝第一次出獄後，跟我說："只要有反國民黨的事，你就算我一份，不必通知我了。"其言甚壯，聞之可喜。後來他不通知我，就把我咬成台獨分子，大概也是心同此理。我出獄後，他弟弟魏廷昱來看我，我說："我被你哥哥和謝聰敏咬成台獨分子，坐在冤獄裡，心想這兩個台灣人是最壞的台灣人；現在我閱台灣人已多，發現他們兩個是最好的台灣人啦！"台灣人的每下愈況，又可知矣！
我在坐牢時代，認識了我最難忘的一個"匪諜"——黃中國。黃中國是個怪名字，我戲稱他叫ChinaHuang，並開玩笑說："黃字在中文裡動詞用法是把事情給弄砸了，你這黃中國，是把中國給弄砸了，憑你這名字，你就該坐牢！"我第一次見到他在軍法處第二房，隔壁一位大學生鬧絕食，我聽到走廊上一個山東口音的人在罵他，說："年紀輕輕的，就找死啊！就要餓死自己啊！你笨蛋！"我從牆上窺視孔看過去，看到的就是黃中國。黃中國五十多歲，是一個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稱第一。他皮膚粗糙、面目黧黑、傻不雞雞的。他那時新任外役，每天替我們押房中的送飯送水。送水是用塑料水桶，每房一個，他用一根粗麻繩，在飯後把水桶一個個串起來帶走。串水桶的時候。空桶相碰，通通作響，我們就知道是他來了。坐牢的人聽覺都非常敏銳，敏銳到可以聽出牢門一開，開的是第幾號房或大概第幾號房。這種生存能力的離奇，沒坐過牢的人是難以想像的。黃中國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為案子很小，又沒有共犯，就被調出來做外役。外役是囚犯們最羨慕的工作，因為他們住的牢房房門白天不鎖，他們可以在走廊或院裡走動、可以抽煙、可以看到家屬送菜時包菜的有油的報紙、可以趁班長不在時同別人偷著講話……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簡單，黃中國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從二月住到七月，在袁耀權被判無期調走後，就一人獨居。七月裡修房子，我改調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積率"五人，但我親眼見過關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後，改關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國龍（輔仁大學學生）和高時運（高山族縣議員，我開玩笑，說他的名字讀起來像"狗屎運"）。李國龍是我的小兄弟兼崇拜者，高時運與世無爭（至少與平地人無爭），由我做龍頭老大，三人相依為命，倒也痛快。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忽然外面哭聲大作，遠遠地聽到一個人連哭帶喊，漸漸過來，中間還夾著腳鐐拖地之聲。不料到了我們房門口，忽然房門大開，一個大漢，滿面淚水、滿身汗水、上身赤條條、下體只穿內褲、掛著腳鐐，被監獄官和馬士官長一擁而入。大漢不是別人，就是黃中國！黃中國一進房就大喊："李先生啊！
什麼案子嘛！他們判我死刑啊！"聲音發自山東男低音的一種嘶喊與絕望，令人悲憤、令人同情。馬士官長向我說："李先生，我們老鄉情緒不穩定，我們不得不偏勞你照顧他，代他寫個狀子。"隨即對黃中國說："你別擔心啦！有李先生照顧你，給你寫狀子，包你無罪回家。戴幾天腳鐐，不算什麼。"
黃中國聽了，突然雙膝跪倒，噗通噗通向我磕起頭來，大喊：
"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趕忙將他扶起來，弄得身上都是他的淚和汗。我安慰他，說："不要擔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沒問題。"就這樣的，折騰了兩三個小時，黃中國情緒稍微平靜。晚飯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開吃了，黃中國忽然從行李裡掏出五條雞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吃一驚！黃中國分了兩條給我，李國龍、高時運各一條，他自己一條，就大吃起來，了無異狀。飯後我向李國龍偷偷說：
"這傢伙原來是政經分離的呢！判死刑歸判死刑，大吃大喝歸大吃大喝，兩者互不相干。現在你知道他為什麼那麼胖了吧？"
黃中國加入十一房後，十一房人丁旺了，不久來了胡炎漢（中正大學畢業，輔委會簡任官）、黃毅辛（《中國時報》採訪主任），後來高時運調走、黃毅辛出獄，又來了崔積澤（牛哥、黛郎和我共同的陰友）。整天跟黃中國相處，發現他為人淳樸忠厚，他是山東萊陽的農民，粗識文字，在抗戰勝利前夕，他隻身跑到青島，去做海軍，但他不知道那是"偽海軍"（日本統、台下傀儡政府的海軍），所以不久勝利，就變成了"漢奸"我笑他："要做漢好早做啊！為什麼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漢好呢？"他苦笑說："誰曉得呀！我們是鄉下種田的，只曉得去青島入海軍，誰曉得是誰的海軍呀！"黃中國因為做了海軍、上了賊船，在一九四九年，就因不准退役、跑到台灣來。後來他退了伍，辛苦成家，在吳興街開了一家小米店，又因賭博糾紛，被他萊陽同鄉打主意，想挖點錢。大概黃中國有點小氣，不肯破財消災，就被整起冤枉來，被誣告於一九四五年農曆七月間，在共產黨佔領下的萊陽繞嶺區，幹過共產黨的指導員；後來派到輦至頭村地方、幹過共產黨的小學教員。就憑這點單薄的人證和罪名，就被警備總部軍法處初審判決"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了！黃中國初審判決的案號是"一九七二年度初特字第四十六號（61）秤理字第四二六九號"，我仔細研究了它的內容，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終於完成了"軍法聲請復判理由書狀"，我共分十四點來為他喊冤。寫成以後，黃中國對我感激涕零，自然不在話下。
在為黃中國寫狀子後兩個多月（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在牢裡翻到約翰·多恩（JohnDonne）的詩（Nomanisanisland，intireofitself；everymanisapeeceoftheContinent，apartofthemaine；ifaclodbeewashedawaybytheSea，Europeisthelesse，aswellasifapromontorywere，awellasamanorofthyfriendsorofthineownwere，Anymansdeathdiminishesme，becauselaminvolvedinMankind．Andthereforeneversendtoknowforwhomtobelltolls。Ittollsforthee.），譯之如下：
沒有人能自全，
沒有人是孤島，
每人都是大陸的一片，
要為本土應卯
那便是一塊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莊園，
不論是你的、還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沖走，
歐洲就要變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減少，
作為人類的一員，
我與生靈共老。
喪鐘在為誰敲，
我本茫然不曉，
不為幽明永隔，
它正為你哀悼。
黃中國看到了，似有所悟，他要求讓他抄一份，我同意了，於是他趴在本板上，很吃力地抄了一份。這時復判判決遲遲不下來，他心中忐忑，自然是人之常情。他一再問我什麼時候可以下來，我說大概就在這幾天吧，我當時已知道軍法處的習慣：他們要槍斃人，復判的決定，是拖至施刑前一兩小時才通知的，通知的時候，已經把人犯五花大綁了。所以，黃中國得知死刑判決確定之日，也就是押赴刑場槍斃之時，他是不可能事先得知的，可是，這一真相，我是不願透露給他的。
由於我對國民黨的習性頗有研究，我預感黃中國的案子，雖然經我細心寫狀，也是無濟幹事的。黃中國的處境，是凶多吉少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的清早五點點鐘，十一房的房門突然間被打開，七八個禁子牢頭衝進來抓住他，用布條纏住他的嘴巴，把他架出房門。黃中國的聲音，在布條纏嘴的時候，立刻就由哀嚎轉變成另一種嘶咧，我一生中，從沒聽到人類能夠發出那種聲音。我坐在那裡，披上小棉襖，目擊全部快速動作的完成與離去，神色夷然。遠遠的，又一兩聲黃中國的慘叫，在冬夜中，聲音淒厲可聞。他顯然是拖到安坑刑場去了。
先前黃中國家人送來一堆水果，李國龍說黃中國小氣，不肯分給大家吃，我說誰吃這些水果，還不知道呢！黃中國被拖出去後，這些水果，胡炎漢、崔積澤是忌諱的，我和李國龍分吃了，真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本來該在黃中國肚裡的，卻裝進我們肚裡了。
當天晚上，大家談起清早的事，胡炎漢說："在那樣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靜的做一個旁觀者，還不忘記照顧熱水瓶，你可真狠！"我說："希臘左巴在親近的人死去時候，他提起親近的人心愛的鸚鵡，走出去了，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並且，在觀察人間萬象的時候，你必須冷靜，有一天，我會為黃中國做更多的事。"
十二年後，一九八三年六月九日，我花了十個小時，寫了一篇《我最難忘的一個"匪諜"》，細述黃中國的哀史，作為國民黨統治下千萬血淚的一頁。黃中國是中國農民，他在亂世裡，莫名其妙的捲入政治漩渦，陰錯陽差的客死異鄉刑場。他無識無知，但其遇也哀，一如魯迅筆下的阿Q。黃中國的悲劇是他純屬小人物，人微望輕，以致被當成"匪諜"給"繳"掉。他死後，李國龍問我："難道軍法官不知道黃中國根本不是匪諜？"我說："怎麼不知道！當然知道。只是國民黨要表現捉拿匪諜的成績，不槍斃一些人，就會被上面打官腔。在這種邀功繳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諜來充數。上面要繳匪諜，誰管那麼多！"於是，需諜孔殷下，黃中國備位犧牲，伏屍法場矣！
黃中國被槍斃後，我譯的那首約翰·多恩的詩，對我更有蒼茫的意味，我就妥為"處理"，終於使它偷渡成功，隨我一起出獄。後來被胡茵夢看到了，胡茵夢抄襲了它，放在她的《死在阿富汗》一文裡，又收進她的《茵夢湖》一書裡。這是一首我非常喜歡的英文詩，此詩當年被海明威看中，把其中ForwhomTheBellTolls一句用作書名，就是中譯的《戰地鐘聲》。海明威把這首詩的全文印在扉頁，可是所有的中譯本都沒翻它，跳過去了，所以這首詩也就從來沒有中譯，這是很遺憾的。中國人中，沒人有功力能翻譯這首詩並且押出韻來，只有李敖優為之，大師就是大師呀！
黃中國做過外役，所謂外役，就是囚犯放出押房來替在押房中的囚犯服務。本來這種服務是該禁子牢頭——班長做的，但班長除了手拿鑰匙外，是不大做什麼事的，所有的事都由外役做。外役是選擇出來的囚犯，要刑期短的、無政治顧慮的。選好後，就叫他們送飯、送水、掃地、送物，並且替班長倒茶水、洗衣服。外役的一舉一動，班長都要站在背後監視，偶爾班長會偷懶、會小便，外役就可能蹲在小洞外面，同囚犯趕忙聊幾句，透露一點外面的馬路新聞，使囚犯"洞悉，，一切。外役因為刑期都不長，流動性比較大。寒來暑往，年復一年的，我不知"洞見"了多少外役的來去。有時候，我的確記不清他們的長相了，原因之一是：房外稍低，他們同我說話，一定得采蹲的姿式，然後把頭橫過來看我；房裡稍高，我一定得采趴在地上的姿式，把下巴貼地看他們，雙方的眼睛一定成十字交叉的，他們看到的我的眼睛，是與地平行的；我看到的他們的眼睛，是與地垂直的。雙方的臉再經過三十乘十五厘米的框框一過濾，在陰暗的光線下，緊張的表情中，的確已不成人形。所以我有時候記不清他們的長相，是可想而知的。但在這些記不清裡，有一個最清楚的記憶，卻使我畢生難忘，那是一張年輕、飽滿。聰明、白白的臉，配上一對精明的眼睛，一張有毅力的嘴，出現在我的洞口，低聲同我說："李先生，我是你的讀者，我佩服你，有什麼事，凡是我能做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興，是殺人犯……
班長來了，再見！"
法學家們一定蛋頭式的以為：俞中興一定是現役軍人，不然怎麼會分到軍監來呢？殊不知俞中興並非現役軍人，他只是殺人時用了槍，依這個地區的槍支過敏症，凡動槍的，不管犯什麼罪，一律先以"涉嫌叛亂"送軍法單位，經查明與叛亂無關後，才不起訴，改移司法單位。俞中興殺人時只用了獵槍，就犯了槍禁，就這樣的，先分到軍監來了。
俞中興做外役時候，上下其手的機會總是有的，比如打菜時候，他會自動多打一點給我；裝水時候，他會自動把五公升水桶裝足；偶爾撿到一塊報紙，他會自動高速丟進，使我這年復一年不准看報的"中華民國公民"，多知道一點"中華民國"的消息。
終於有一天，俞中興和我有一次長談的機會了。軍監要粉飾走廊，要俞中興做油漆匠，他做工時，要在一問間小房外面刷上一陣。當他刷到我的房外的時候，他站在梯子上，從小房的高窗向我說話，當然班長正好不在，所以我們就聊起來了。這次聊天，使我對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俞中興身體極好，長得人高馬大，他念過大學，後來討厭做書生，不念了，去混流氓。他在桃園黑社會以足智多謀好勇鬥狠出名，結果同古永城派衝突，他和外號"閹雞"的李盛淵等，表演了轟動一時的"飛車殺人案"，殺掉古永城的大將，古永城死裡逃生，俞中興就這樣抓進來了。抓進來後，他憤憤不平，對我說："他媽的警察真不夠朋友！"我說："美國黑社會有一句諺語說：千萬別同警察交朋友，因為你不曉得他什麼時候公事公辦。這就是說，警察隨時翻臉無情的。"俞中興說："是啊！他媽的我們幹掉了古永城他們的流氓，是等於幫了警察的忙啊！他們怎麼可以反倒抓我們！他們整天靠我們養，真他媽的太不夠朋友了！我們殺古永城他們，是為民除害啊！"
我聽了，為之好笑，我說："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
俞中興說："我是一害啊！可是我們殺了一個，總少了一害啊！
他媽的警察怎麼可以抓替他們辦事的人！這樣亂來，以後誰還敢替天行道啊！"這最後一段話，大大的震驚了我，我覺得說得真是有趣之至、說得真是含義深長。俞中興使我想到晉朝周處，"除三害"的故事。周處頓悟之後，上山殺虎、下水斬蚊，然後自己改行向善，後來做了大將，為國殉死，俞中興有除害之心，不管該不該他除，其人縱可誅，其心不可誅，這種有善念的青年，難道就因一念之"善"，就要萬劫不復嗎？這次談話後不久，俞中興就被移送司法單位了。他從桃園龜山監獄寫了一封信給我，我因為是政治犯，不便回信。
後來聽說他判了無期徒刑，移送綠島隔離犯監獄，在移送前夜，被打斷肋骨多根，顯然是有意把他報廢了！我讀美國捨伍德（RobertEmmetSherwood）描寫流氓的名劇，深深感到：
流氓之中，有的真有真性情。他們做人，乾乾脆脆，毫不偽君子。他們的行徑或不足取、他們的人生觀或很奇特，但他們放浪形骸、敢做敢為，的確比所謂上流社會的狗男女們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會的人，沒人敢"替天行道"，他們只是偽善而已。
在軍法看守所見聞不少，但十九是冤獄，並且冤得令人哭笑不得。例如"傅積寬喊自己萬歲案"，就是最有趣的。傅胖子傅積寬是"花園新城"、"中山樓"的建造人修澤蘭的丈夫，他在一公家機關做事，十月十日的上午，被派公差到總統府前面做慶祝代表，當天烈日高照，大家站得不耐煩，同事開玩笑說："老傅，等一下子蔣總統出來，喊萬歲時你敢不敢不喊蔣總統萬歲而改喊傅積寬萬歲？"傅積寬開玩笑說："有什麼不敢，等下子喊給你看。"他說話算話，等下子真在眾口一聲喊時喊了自己萬歲，結果被比老百姓還多的治安人員發現，抓到牢裡，判了五年。他在牢裡碰到我，對我還傻笑呢！一天放封時在小院中散步，一個新來的囚犯哭哭啼啼，班長陳亞象問他判了幾年，他說："判了十年，真冤枉啊！"班長冷笑說："一點沒罪的，判五年；你判了十年，多少有一點罪。"傅積寬的五年，就是"非其罪也"的喊了自己萬歲，他真該羨慕"江蓋世"喲！（民進黨大員江蓋世微時寫信給我，說他的名字拼成英文，與"蔣介石"同音，按說如果江蓋世喊自己萬歲，應該不被羅織。其實不然，"蔣介石"三個字，也是犯禁的。）
其實，傅積寬這種還算是幸運的，他被判罪，至少沒戴紅帽子。當時最流行的判法是給你戴紅帽子，所以如此，和檢舉匪諜可領獎金有關。有一次屠申虹開玩笑說："我生平最大的目的是想檢舉個匪諜，領點獎金花花，我窮死了！"我說：
"匪諜豈是好檢舉的！我在軍法處坐牢時候，看到不少檢舉匪諜的，糊里糊塗，弄得同匪諜一起坐了牢！國特們辦案，你不知道他們心理，他們是被告寧濫毋缺、寧多毋少的。他們聞過則喜－聞別人的過；也誨人不倦－毀滅人的毀。他們辦案，覺得被告人數不足時候，就會把檢舉人一併拉進來充數，所以啊，你檢舉了匪諜，你可能同時也變成了匪諜！"屠申虹聽了，哈哈大笑。
在檢舉"匪諜"以外，還有一種同類的檢舉，就是檢舉反動傳單、反動標語。"國特"們鼓勵檢舉這些，聲稱檢舉者有賞，不檢舉者有罰。於是，小民領命，在地上撿到了傳單，或在公廁裡看到了粉筆字，就直奔官府報告去訖，不料"國特"們收到這些，破案為難，可是不破又不成，於是乾脆就地取材，把檢舉人橫加罪名，說發傳單者即閣下、在茅房門後寫"打倒蔣××"者亦閣下，閣下以檢舉人始，以謊報人終。他領獎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戲，最後以鼻青眼腫收場。
還有一種檢舉，是跟以上檢舉別異其趣的，以上檢舉是檢舉別人，這種檢舉卻是檢舉自己，這就是所謂"匪諜自首"。"國特"們號召"匪諜自首"，信誓旦旦，保證自首以後既往不咎，有些人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匪諜"，為了安全，先"自首"了，這下子麻煩大矣！因為你一"自首"，"國特"們就如獲珍寶，以為你是共匪地下工作負責人，一切惟你是問。
結果一間三不知，"國特"們於赫斯怒，遂錫閣下以最新罪名－"自首不實"，就是雖然"自首"，可是有所保留，不老老實實交出關係。結果閣下"自首"未成，反倒罪加一等。
他領獎金你坐牢，一幕棄暗投明大戲，最後也以鼻青眼腫收場。
我住軍法看守所第二房的時候，正對面是第十房，住著調查局的處長范子文，他被局長沈之岳誣以"匪諜"，關進牢中，我早就聽說，台北武漢大旅社姚嘉薦命案，就是他主持"偵破"的，用的全是刑求逼供的手段，他在牢中大聲念佛，表達懺緒，聲聲不斷，至少有一聲應和姚嘉薦命案有關。救在"放封"時和他一組散步，我沒好意思問他姚嘉薦的事，只聽他嘮叨自己在調查局被刑求的事，我問他那你在調查局做處長，你也刑求人了？他說刑求人的事，他們高階層的不知道！我說那沈之岳也不知道了？他沉思半晌，痛苦他說："沈之岳也不知道吧？"事實上，他被我問到死角，有苦說不出了。
散步時他告訴我："是不是共產黨，我們行家一聞就知道，今天牢裡抓進來的，都是假共產黨，真共產黨他們根本抓不到！"范子文這話，自負中不失可信度，因為就近取材，眼前的紅色難友，簡直無人不假，判一二十年徒刑的，固比比皆是；判死刑的，也大有人在。
范子文以外，關在第四房的調查局副處長李世傑也是另一個假匪諜。他做副處長時，負責處理台灣"政治暗流"情報、研判"反黨反政府分子"、"分歧分子"的政治主張動向等。"奉命"把高玉樹等人當"敵人"看待，也"奉命"要視雷震、李敖等為"敵人"。自一九五一至六五年，李世傑先後獲得陸海空軍褒狀、國民黨中央黨部獎狀、數度年終考績"特優"，記大功、蔣介石二次召見、贈給"玉照"等等。蔣介石贈"玉照"、稱"同志"後一年，"李世傑同志"突然變成蔣家欽定的"匪諜"！他從雲端一頭栽下，從此掙扎生死線上，展開了悲慘的人生。李世傑下獄後，兩次被判死刑，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張畫面是：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他第二次被判死刑，再度戴上腳鐐，彳亍而歸。放封時他戴著腳鐐，不良於行，面色死灰，但卻勁氣內斂，令人又同情又佩服。他那時是死刑犯，死刑犯除了例假日外，每天清早五點鐘，都可能被提出去槍決。所以每天晚上入睡之時，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太陽出來。這種夜夜驚魂的日子，真教人難過。這種夜夜驚魂的折磨，終於在三十二個月以後，告一段落。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改判無期徒刑定讞，腳鐐再度離開了他，這時他五十八歲。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從初判十年改為八年六個月，這時我四十歲。我早已搬到第八房，李世傑也搬到第九房，放封時與我在一起，談話漸多，交情也漸深。同年十二月六日晚飯後，監獄官開了他的房門，通知他立刻收拾行李，準備移監綠島（火燒島）。李世傑在班長監視下，無法向我道別，只好在提著行李、路過我窗下時，冒出"good一bye……good一bye"以為暗訊。第二天清早，他便被解送外島了。李世傑走後十六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也突被通知收拾行李，解送"仁愛教育實驗所"。景美軍法看守所時代，便就此告一結束。
一九七六年我出獄，我出獄後十年（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李世傑也出獄了，他坐了二十年牢。出獄之日，太太已死了，家散人亡，他也老態龍鍾，這時他行年七十，已經是白髮老人了。我深知李世傑博聞強記，筆下又行，聽說他出獄，亟思鼓動他寫出幾十年來種種見聞，以存信史。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通過陳菊，打聽出李世傑的電話，跟他取得聯絡，說動他展開大寫作計劃。他本來只想用化名寫，不敢用真名，我說你寫出來的事，一查就是只有你李世傑才清楚的，你還賴得掉嗎？還是拋頭露面迎頭痛擊吧！他同意了。同年九月三十日，他的大作開始出現在我主持的"萬歲評論"、"千秋評論"上，連續發表，前後四年，直寫到中風死去。四年間，夜以繼日、鍥而不捨，寫出了兩百多萬字的揭發黑暗的文字，我為他印行的有《調查局研究》、《調查局黑牢345夭》、《軍法看守所九年》等，都是內容翔實的不朽之作。
在所坐過的牢房中，第八房於我獨親，原因是我在其中，一個人住了兩年半之久，引起我最多的回憶。第八房是在警備總部軍法看守所的獨居小房，在小房中，整天過四面面壁的生活。佛教裡的達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卻面壁四面，小房有三疊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馬桶和水槽，所餘空間，已經不多，一個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動，統統在此。牆與地的交接點上，有一個小洞，長方形，約有三十乘十五厘米大，每天三頓飯，就從小洞推進來；喝的水，裝在五公升的塑料桶裡，也從小洞拖進來；購買日用品。借針線。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統統經過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來，檢查後，也捲成一長卷，從小洞一段段塞進。小房雖有門，卻是極難一開的，班長不喜歡開門。所以，一切事情，都要趴下來，從小洞辦。這個小房，才真是名副其實的"洞房"。在"洞房"裡，隨著陰晴、日夜、光暗等變化，一個人有不同的感受。在晴天時候，我有這樣的經驗：每天午飯後，到下午開始做運動前，有兩個多小時特別安靜的一段時間，比夜裡還安靜，因為經常夢魔的鄰居們午睡時倒不叫。我認為午睡是浪費，從來不睡午睡。所以我特別能清醒的獨佔這兩個多小時的特別安靜。本來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屬於我，但這兩小時好像更屬於我，尤其是星期天的這兩小時。只要天氣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個約會，約會的對象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萬倍的太陽。冬天時候，太陽午後從高窗下透進幾塊——真是成塊的，於是在這小房間裡，除了我外，又增加了動態。陽光總是先照上水泥台，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牆，再很快就上了胸前那麼高，就斷了。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料碗、塑料筷、塑料杯等，分放在幾處陽光下面，然後自己也擠進去。因為陽光只有幾塊，所以就像照調光一樣，要一部分一部分照，照完了這只胳臂，再照那隻，若想同時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了。太陽雖好像是個小氣鬼，只照進那麼少、那麼短，但對我已是奢侈品。陽光在冬天雖然熱力有限，但至少看起來也暖和——
幾塊暖和。這種光與熱，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東西，它們從天而降，從九千多萬英里的地方直達而來，沒有停留、沒有轉運，前後只不過八分鐘，光熱從太陽身上已到你身上。這種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時感受到，有了這種感受，你彷彿覺得，雖然陽光普照，可是卻於你獨親，世態炎涼，太陽反倒是朋友了。但在陰天時候，我的經驗又翻開了新頁：為了使光線好一點，為了乾淨一點，我買了兩刀稿紙，來糊四面斑駁的牆，印格子的一面朝牆，四邊抹漿湖，貼上去，立刻弄平。從最下面貼起，牆與地板接縫處露縫寬窄不一，先用橋牌攔腰一折，成九十度角，一邊貼牆上，一邊貼地板上，再蓋上稿紙，一張稿紙可蓋住四張半橋牌。橋牌也是正面朝牆，於是自王（King）到後（Queen）和什麼保皇黨賈克（Jack）等，都像法國路易十六（LouisXVI）和瑪麗·安托內特（MarieAntoinette）等等一樣，都完了。漿糊干了的時候，稿紙就繃得很平。大功告成以後，一行行稿紙背面，白裡透綠，一個個小格子都襯出來，每個格子都是空白的，就好像每天的生活一樣。原來糊的時候，只求光線好一點、乾淨一點，並無其他奢求－稿紙已為自己做了這麼偉大的服務，還奢求什麼？當然它們不夠白，但白紙買不到。白報紙雖可買到，但質料人差，快變成褐報紙了。打字紙又人薄，糊L去什麼都蓋不住，所以還是稿紙最好。想到當年字稿紙惹禍，今天把槁紙用來糊牆，頗有焚琴煮鶴的味道。陰天來了的時候，我才意外的發現來了新作用。房間濕氣重了，關節上的風濕開始隱隱作怪，稿紙們吸足了濕氣，紛紛鼓了起來，好像也在作怪。隨著抹漿糊的痕跡，紛紛鼓出了各形各狀的"浮雕"。一個個看去，頗為好玩，有美女側影、有妖怪半身、有戴高樂的鼻子、還有好幾條香腸。打蚊子留下的痕跡，有時用濕抹布探不乾淨，索性加貼一小塊稿紙上去，加貼的部分，因為全部是漿糊，引起四面八方的起伏，活像一隻白螃蟹，在那裡橫行。整個的感覺是，自己不但活在濕氣裡，還活在一台千奇百怪的濕度計裡。
在這種空間的感覺以外，還有時間的感覺：因為太久太久沒有鍾也沒有表，甚至沒有計時燭（markedcandle），沒有滴漏（clepsydra），也沒有沙漏（hourglass），看時間的習慣已經退化。你無法準確的知道時間有多短或有多長，你開始沒有一分鐘、沒有五分鐘、十分鐘……沒有一小時、兩小時。
任何完整的時間感已經沒有了。代替準確時間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大段落：鄰居早起者的聲音，大概是五點多；早飯推進來，大概是六點半；午飯推進來，大概是十一點；又是塑料小壺來，大概是兩點半；晚飯推進來，大概也推進了五點（十七點）；六點起身和九點（二十一點）入睡的兩次音樂通知是一天中最準確的兩次。九點過後，擦地、洗臉、鋪被、看書等，總拖到大概十點才睡。自己好像一個大沙漏，從起身到入睡，十六七個小時正好漏完。第二天，一開始，就好像把沙漏倒過來，一切從頭開始——從和昨天一樣的地方開始。
從和前天一樣的地方開始……小時早已不是時間的單位，甚至天也不是。前天和昨天一樣、昨天和今天一樣、今天自然也和明天一樣。甚至星期也不是時間的單位，每個星期跟上個星期、下個星期也一樣。比較近似的時間單位，反倒是月，一兩月或兩三個月，也許會冒出一點變化——別人的變化。每月生活都是大同、大同、大同……小異都很少。大同而小不異。因為時間的單位變長，相對的，衡量時間也跟著大手大腳。過一個月，再過一個月，多過一個月，根本是稀鬆平常的事，你不會指望一天要怎樣有趣、一星期要怎樣靈通，自然也不指望一個月會有什麼奇跡。再過一個月，多過一個月，這就是你對時間的信仰。無趣味、無消息、無奇跡，也無所謂。你是時間的批發商，你已學會不再計較小段的歲月。空間是短的、時間是長的，空間跟時間已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交匯，真可惜愛因斯但的理論，竟沒在這方面尋找證明。一上面這種空間與時間的感覺，都是我在第八房裡感受到的。這些感受，只有在長久的孤獨中，才能如此深邃、如此細膩。在第八房的孤獨歲月裡，我覺得我真能對人生有特殊的感受，因此它對於我，就永遠有著一股莫可名狀的幽情，在我離開多年以後，還會清楚的想到它。
我被"國民黨總統"關入黑牢之時，年方三十五歲，所遭遇的不但有政治問題，也有性慾問題。前者解決，要靠"總統"；後者解決，要靠自己。牢裡放封時有受難人問我這方面問題，我一本正經而言曰："總統日理萬機，我日理一雞－xx巴的雞。"聞者無不開懷而笑。其實，國家被他們搞壞，毛病就出在做"總統"的，不知為君之道，反倒專門管小事，察察為明、政由己出，以日理萬機為得計。殊不知只有拋棄萬機，百密之中，獨探一雞，才是正本清源無為而治之道。可惜這些傻不雞雞的東西不懂也！後來我出獄後，有人間我感想，並說國民黨願意跟我化解夙怨，不要再恨國民黨了。我的答覆總是："原諒國民黨嗎？可以，可是我的老大、大頭可以原諒國民黨，我的老二、小頭卻不肯原諒。用日本話來說，我的阿它罵（日語腦袋）可以原諒國民黨，我的欽它罵（日語辜丸）卻不肯原諒。一想到那麼多年青春，斷送在黑牢裡，害得xx巴月出無孔可入、日出揭竿而起，這怎麼能不記仇？我若原諒了國民黨，我就對不起我xx巴！"－正因為禍伏於胯下，所以，兩次政治犯下來，我干國民黨，可幹得九淺一深呢！干到今天，還只九牛一毛呢！
……（略一…編者狗屎編者－文嶺）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晚上被捕時，我帶了一本一九七0年十月號的PLAYBOY雜誌在手，它對我產生了極大的幫助。原來這本雜誌有一個特色，就是它的中間大跨頁不是一個女人，而是一對雙胞胎姊妹的裸照……
（略-編者狗屎編者－文嶺）是我相當喜歡的一幅畫面。這本雜誌，一直陪著我過了將近一年的歲月。在苦悶、不自由的監獄生涯裡，她們帶給我許多剎那的快樂時光。另外家裡送進一本PLAYBOY日曆，中有她們兩人另一裸照，也是我的最愛，日曆上這張姊妹都跪在床上，別有情味。這對雙胞胎名叫MaryandMadeleineCollinson，PLAYBOY登出她們裸照後十六年（一九八六），又出版《姊妹們》（PlayboysSisters）一冊，把雙胞胎同類的裸照集成一冊，其中也有六張這對姊妹的，可是都不如我帶進牢中的這兩張。可見照片與其本人其實落差頗大，傳神入畫，妙手偶得，其他照片也好、本人也罷，都不一定恰合尊意也！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從台北博愛路警總保安處移送景美軍法看守所，牢門一入，由監獄官郭同奇檢查，此人臉上的表情除冷酷外，看不到別的。在他的冷酷檢查下，我從保安處帶來的書刊都被"保管"了，MaryandMadeleineCollinson姊妹等裸照也一起離開了我，使我大起"恐慌。"因為未來漫長的坐牢生涯，再也不見意淫、手淫的道具了，這可真難挨也。
三年以後，監獄官換人了，我跟這看守所也熟了，那時看守所輔導官是政工干校出身的馮音汝少校，他為了使"囚情穩定"，在書刊進口方面，給了我這特級囚犯不少優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數和檢查方面，也給了我這特級囚犯一些方便，雖然是責任使然，但在出入之問，既不像其他輔導官那樣政上干，想來還是該感謝他的。更感謝他的是，一天晚。他同意我到庫房裡，把被"保管"的美少女照片帶回押房來，於是，那天晚上對著雙胞胎姊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後來為了蔡添樹越獄事件，看守所所長徐元麟和馮音汝都遭撤換，而我的案子也確定了，隨時有移監到"仁愛教育實驗所"的可能，因此我把兩張雙胞胎姊妹的裸照，藏在《藍登字典》的硬紙封面中，果然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被突然移監到土城，照例又"保管"起我在景美軍法青守所的許多書物，但字典等工具書除外，於是夾帶中的雙胞胎姊妹便倖存下來，一直陪找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獄，方才完成"階段性使命"。
PLAyBOY雜誌與我還有後緣，後未它的中文版不但一再訪問我，並在英文一九九0年年刊（PLAYBOYEnterprises.Inc.1990AnnualReport）裡刊出我的照片。那次刊出，是從十五種外語版中每年一百八十位名人中選出三位，李敖即在王位之中，在我照片下美女大腿如林，亦趣事也。
我在十房坐牢時，對面是第三房，是小房間，有一位囚犯獨居。囚犯大陸籍，平頭，黑黑的，面目瘦弱。他的最大特色就是不說話、也不看書、寫書、也不出來放風、也不提出任何抗議和要求。對外界的一切，一概不理。他每天沒有一點聲音的活著，像個鬼似的，令我們十分好奇。我們對他的任何關切，如送食物、用品等給他，他也一概不理。有一次寒流來了，獄方加發毯子，監獄官孫紅全（這個人不錯）沿房開門，問寒間暖，問到這位第三房的怪人，也全無反應。我比照"息夫人"的故事，把這怪人取名為"息先生"。他這種一句話也不說、一點聲音也沒有的囚犯，為我生平僅見。我想他一定是受了人生最大的刺激，因而看破紅塵，寧願自閉的。這樣子與"鬼"為鄰好一陣後，我們往往忘了第三房還有一個人在。聽說他早就服刑期滿，只因為隻身在台，找不到保人，因而不能出獄。他後來被送到綠島"候保隊"了，這樣子的囚犯，某年某月某一天要魂斷孤島，也是自在意中的。"息先生"的例子，使我特別留意到囚犯的交保間題。留意之下，發現政治犯胡虛一他們所說"從沒見過一位難友是無保放人的"之言，確是實情。不過，在我入獄之前，我卻聽說有過無保放人的例子，那是魏廷朝對我的一段自述。魏廷朝第一次坐牢出獄時，是沒有交保的。這一自述，給我很深的印象，所以記得清清楚楚。魏廷朝這次跟我坐牢時，他因為早我二十四天被抓，所以早我二十四天出獄。他出獄後，"仁愛教育實驗所"負責人告訴我：現在你李敖要出去了，依法要有人做保才能出獄，你隨便找兩個朋友保你吧！
我一聽，就立刻拒絕了。後來他們糾纏不止，我這時記起魏廷朝無保放人的自述，我說，保什麼啊？魏廷朝就無保釋放過，為什麼老找我麻煩，不料他們說，誰說魏廷朝沒交保了？
我們拿證據給你看！隨後他們果然拿出證據給我看，原來魏廷朝是交了保的！看了證據後，我心裡一陣沮喪，在我眼中的台灣英雄，原來如此！不過，既然事已穿幫，我還是"執迷不悟"，我說，不必管魏廷朝如何了，反正我自己去英雄就是，我就是不肯交保。所方看我態度強硬，就暗示我沒保就不會放人，我說我就是沒保，你們不放我可也。最後他們屈服，破例無保釋放。後來得知，我是國民黨所抓成千上萬的政治犯之中，惟一一個無保釋放的個例。
最有趣又最噁心的是：我的開釋證明書上有例行印好的"行狀及悛悔情事"專欄，中有例行的思想已改正字樣，看了又好氣又好笑，明明政治犯無過可悔，卻硬要說他悔了過，這種強制悔過症，在我以前，就施之於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元勳——陳獨秀身上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陳獨秀出獄後，立即給《申報》編輯部寫信，表示："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五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像：
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陳獨秀這一書面聲明，《申報》不敢把它登出來。四十年後，國民黨"進步"了，至少不再發消息說李敖"愛國情殷，深自悔悟"了——他媽的國都被你們丟光了，還愛個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