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生產一篇東西。
我拿不準題目叫「生命失敗的微妙」還是「失敗生命的微妙」還是「微妙的生命失敗」。因為這三個詞在漢語中皆為仄聲音節，而且均是先平後仄，無論怎樣「變構」，永遠逃脫不了一種連續的跌落。你能隨一連三腳的踏空麼。
顧城寫道：「這就是生命失敗的微妙之處。」他這首詩叫《自然》，他自然地承受那種踏空。
說實話，十年前讀顧城時，心裡就充滿了對他的誹謗。只是那時他在詩男詩女們心中好純真好美麗，使我投鼠忌器。我從來不攻擊朋友的妻子或情人，以示善良。
而今，顧城死了。不說死人的壞話，似乎是東西方唯一的共同道德。於是，善良的人們更有機會表示自己的善良。死亡像一面煞有介事的黨旗，莊嚴地覆蓋著經過精心整容，塗抹了大量香料的軀體。我在弔唁的人潮裡，尋找安徒生筆下那個多嘴的孩子。
有人說，海子的自殺是悲劇，到了顧城已變成喜劇。
有人說，顧城太自私，他居然殺死了允許他把情人帶到家裡做愛的妻子。
我教過的學生說，噩耗傳來，傷心得「飯到口難往下嚥，睡夢裡心神不安」。
王安憶則在顧城死前一年就無所用心地說：「南太平洋島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麼肥碩巨大，把人類映襯得很小，孩子似的。」（《島上的顧城》，香港《明報》月刊1993.8）
我不贊同把詩人的自殺一律說成「殉詩」，正像不能把煙鬼跳樓一律說成「殉毒」，不能把妓女上吊一律說成「殉嫖」。請詩人原諒我粗魯的類比，其實換一種說法也可以，例如魯迅說戰士也性交，但不能因此就奉為性交大師。但完全抹殺詩人自殺的文化意義，抹殺其與詩的必然聯繫，把它單純看成一個法律事件，一個社會問題，一個生物現象乃至一個病態案例，那麼與前一種態度的天真對比，無疑是一種殘忍。這種殘忍所表現的看客心理，在我們偉大的祖國，至今仍是絞殺知識分子最有力的千尋鐵索。
一個詩人「自絕於人民」了。法醫、警官、土豪劣紳，貧下中農，都可以用自己觀照世界的方式「給個說法」，每個說法在上帝的辦公桌上都是平等的。事實上，我們也正是生存於「說法」之中。而當我們也企圖在眾聲喧嘩裡加入一份隨喜時，那不過是一種說法，一種文人的說法。
顧城未必最好但卻「流毒」最廣的詩大概要算1980年的那首《一代人》，詩曰「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凡是尋找光明的人，肯定是弱者，生命失敗的訊號已經隱含在他的尋找中。他辜負了黑夜的賜予。能夠得到一雙黑色的眼睛，該多麼幸運。他卻懷揣無價之寶，去找烏托之邦。說什麼「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
顧城好像挺喜歡黑色，他讓陽光的瀑布洗黑皮膚（《生命幻想曲》），讓灼熱的仇恨燒黑軀體（《石壁》），然而當真的「黑夜來了」，他卻急忙拋下了「新月——黃金的錨」（《生命幻想曲》），然後一本正經地「等待黎明」。他離不開亮光，哪怕螢火蟲的一閃。說到底，他懼怕黑夜，他不會享受黑夜，更談不上搏擊黑夜。他有時碰一碰黑夜的尾巴尖，其實說的只是心跳，像小孩臨睡前摸一下燭火，然後在年輕母親溫柔的呵斥聲中乘乘地溜進被窩。中國文人最操蛋之處，就在於他們都「是被媽媽寵壞的孩子」（《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俄狄浦斯情結壓彎了我們整個民族的脊樑。
尼采在黑夜裡奔上山頂，怒吼「我是太陽」！魯迅在黑夜裡呵呵一笑，抽出了冰冷的寶劍。艾青黑夜裡挨門挨戶通知，黎明到了。波特萊爾在黑夜裡把自己鎖進「令人爽心的黑暗」，精緻地品味自我與世界的分離……與這些黑夜大師相比，顧城實在只是個賣火柴的小女孩。他注定要凍死在第三根火柴的餘燼中。不管那餘燼有多麼微妙。
顧城不屬於黑夜，而20世紀距離黎明又何其遙遠！「燈都睡了/都把自己獻給了平庸的黑暗」（《等待黎明》），而他還在希望「有一個門口/早晨，陽光照在草上？」（《門前》），他以為跑到日夜顛倒的西半球或四季錯亂的南半球就會早一刻見到光明，其實他正像自己筆下的小巫女，「你走不出這片國土」（《小春天的謠曲》）。他中了老祖母的法術，「用一生相信」那些玻璃紐扣「和鑽石一樣美麗」（《給我逝去的老祖母》）。尾生是抱著橋柱死的，死得愚忠但卻堅定。顧城是吊在繩子上死的，死得飄搖而且浮躁。說他是「童話詩人」我看並不確切。童話是騙讀者的，而顧城卻騙死了自己。他絕不是什麼「殉詩」，而是「憤詩」，他是詩的受害者。他說：「語言就像鈔票一樣，在流通的過程中已被使用得又髒又舊。」（《島上的顧城》）他好像第一次發現世界不乾淨，「我到哪裡去啊？宇宙是這樣的無邊」（《生命幻想曲》）。於是他只好退出這個宇宙。他無疑是個孩子，而且是小女孩兒，在這個宇宙裡永遠成不了男人。
知子莫如父，顧工在《尋找自己的夢》中發出兒子「越來越想躲開人，躲開眼睛，躲開喧囂的激越的聲音，只想去那沒人只有天籟的世界。」
顧城並非是甘心當一個孩子的。他經常努力去做一個男人，或者表現成一個男人。比如他說從小就想要一塊地，然後在上面耕作（《島上的顧城》）。然後當他真的有了土地時，他幹的卻是，養雞。他說過「我們需要/土地，需要永不毀滅的土地/我們要乘著它/度過一生」（《門前》），結果，他欺騙了自己。他也許想用同時與兩個女人做愛來證明自己是男人，但他又說「身體是多麼麻煩和累贅的一件事啊！」（《島上的顧城》）他駕馭不了了自己的肉體，嫌惡它，從而否定自己的現世生命。他曾在重慶北碚一線天寫過一首頗具男性意象的《石壁》，其中「樹根的韌帶緊緊繃住，/岩石的肌肉高高聳起，/可怕的角力就要爆發，/只要露水再落下一滴。」似乎頗能表明一種長大的慾望和遭受壓抑後的亢奮。然而接下來「這一滴卻在壓縮中突然凝結，/時間變成了固體。」顧城的成長激情慘遭潑滅，就像《天龍八部》中的天山童姥，永遠停止了發育。
只為一個顧城，並不值得說這麼多。為的是，有人說顧城之死具有象徵意味。沒錯，乞求光明的中國人太多了，像《廢都》中莊之蝶那樣的假男人也太多了。我怕得有理。
偉大領袖毛主席1919年寫過一篇《非自殺》，他老人家說：「自殺心理的發生，其發生之前，並不是想要自殺，乃是想要求生。他的求生希望，且異常強烈。」我想這話對顧城是合適的。他說「睡吧！合上雙眼/世界就與我無關」（《生命幻想曲》）。他不是去死，而是去生。否則本文中的那些反語都成了對死者真正的污辱。生命是注定要失敗的。儘管我希望能把更多的難友挽留於黑暗之海興風作浪，但我們無法否定死者撲向現實的槍眼後，從彈孔中流出的黎明也許正是他們的幸福和再生。顧城在《等待黎明》中說：「當一切都靜靜地/在睏倦的失望中熄滅之後/你才會到來。」我們現在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問「到來了嗎？」而要問「熄滅了否？」
這才是生命失敗的微妙。
這也就在死者靈前，說得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