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兩本言行所著的關於高長虹的書。一本是《一生寂寞，一生輝煌——高長虹評傳》，另一本是高長虹專論《歷史的沉重》。高長虹的問題在學理上並不難說清，但在現實中會牽惹到許多糾葛。我一向不願在非學術出版物上介入「聾子吵架」，所以本來想全面讚揚一下這兩本書，最後還是決定只寫一點「假裝客觀」的個人感慨，以免被誤解為「歌頌權威」派或是「歌頌黑馬」派。
這兩本書的作者在寫作中貫注了十二分的激情。他本不是專業的研究人員，卻以豐富翔實的史料和細緻深人的分析，達到了比較高的「專業水平」。這在有些人看來也許不值得特別稱道，因為作者畢竟是高長虹的外甥，他天經地義應該具有「打燈籠照舅」的激情。高長虹長期被認為是借魯迅出的名，現在有人又借高長虹出名，當然是連「黑馬」也不如的。如今的某些名人不但碰不得，而且還不許你碰別的名人，這實在是不大公平的。
但我的意思並不在稱道作者的激情和心血，我想說的是作者的「高長虹觀」。作者的大部分激情用來辯說高長虹並非一個「瘋子」，證據充分而確鑿。而我以為，那些證據恰恰說明高長虹是「瘋子」。並且我還以為，高長虹整個家族包括言行先生都屬於「瘋子族」。我在兩本書的許多處加了「瘋子」的批語。這裡的關鍵在於確定什麼是「瘋子」。言行先生以為這是一個「科學」問題，用觀察眼神和日常舉止來斷定高長虹直到晚年還「一點瘋的跡象也沒有」，組織上不該「給這樣一位著名的作家定為精神分裂症」。其實「瘋子」從來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問題。《狂人日記》的主人公，《藥》中的夏瑜，《孤獨者》中的魏連殳，《雷雨》中的繁漪，他們是不是瘋子並不決定於「科學」，而決定於眾人之口，「說你瘋你就瘋不瘋也瘋」。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組織」之中，當某個人的「組織功能」與整個組織的運動狀態發生齟齬之時，組織便有權決定該人是否「發瘋」。那麼高長虹的「組織功能」是如何不見容於組織的呢？
如果說高長虹早年與魯迅的衝突還可以解釋為「誤會」，他並未造成對魯迅的實際傷害，大不了落個「怪人」、「狂人」之名的話，那麼他在革命聖地延安的表現就實在是頗具殺傷力的。第一，組織上安排柯仲平和他擔任「文協」三大的正副主任，他卻拒不接受，理由是「柯仲平不會工作」。言行先生論道：「辭掉職務，就等於辭掉了黨對自己信任」。第二，毛澤東發請柬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100多位應邀者，只有高長虹不出席，理由是自己是研究經濟的，文藝只是業餘愛好。第三，組織上認為他的書稿與斯大林觀點不一致，他便上書中央，並要求中央轉交斯大林。第四，他反對康生操縱的「搶救運動」。第五，抗戰勝利後，毛主席寬懷大度，特地召見高長虹，問他「是留在延安還是到哪個解放區去？」高長虹曰：「我想到美國去考察經濟！」主席大怒，請他出去……將上述幾件事，去詢問10個中國人，至少有9個要說「這是個瘋子！」半個世紀以後的歷史證明，上述5件事，都是高長虹正確，言行先生便據以說明高長虹不是瘋子，而是「清醒」。但「瘋子」與「清醒」本是一張烙餅的兩面，提前了半個世紀的「清醒」，焉有不是「瘋子」之理？
再說魯迅，也早就看出長虹是「瘋子」。魯迅是偏愛瘋子的，因為瘋子對舊社會的殺傷力大，勝過「三千毛瑟精兵」，魯迅才格外栽培他。魯迅在長虹創辦的《弦上》週刊上只發表過一篇文章，該文只有7個字：「春秋兩季罵西瀅」，似乎只有對瘋子才能如此隨便。只是後來長虹竟然瘋到了魯迅頭上，魯迅心口一疼，就不能再替他托著閘門了。
長虹的第一篇作品叫《提燈行》，最後一篇作品叫《什麼是黑夜》，他把自己的生活定位在光明與黑暗之間。對於這種生活，魯迅早有清醒的認識，《影的告別》說：「然而黑暗又會吞沒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高長虹為反抗這個「影」的悲劇命運，給自己取名「長虹」。但他沒想透，「長虹」實則也是「影」，儘管鮮艷，儘管「狂飆」、儘管瘋迷，仍只是晴雨之間的一道虛橋。當晴暖的太陽真正普照時，長虹注定要消失的。言行先生似乎痛惜於此，所以用了「寂寞」、「沉重」的字眼，並十分動情地與人辯爭自己的「清醒」，甚至「夢見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其實，高長虹的一生是圓滿的，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設計完成的一個標準的「瘋子」的一生。假如他不敢對魯迅和毛主席不恭，假如他積極參加康生的「搶救運動」，假如他後來當了幾天文化部長，那才是真正的「歷史的沉重」。讓人感到「寂寞」的是，世上的瘋子日見其少，日見其苦，故而我頗不主張將高長虹清洗出瘋子之列。於是寫了這篇不通的文章，意在把言行先生甚或更多人的腦子進一步攪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