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將與三國水滸西遊紅樓等一流名著永垂於人類的文學史，這已是金學研究者和億萬金迷默契的共識。然而在我們中國，對於同時代的藝術大師，要麼視而不見，要麼竭力詆毀，一定要到大師百年之後乃至千年之後，才像供奉祖宗神明灶王爺一樣頂禮膜拜，山呼聖賢——孔子活著時被各國驅逐，四處流竄，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李白活著時「世人皆欲殺」，痛呼「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曹雪芹活著時妻離子喪，粥不果腹。金庸比起他們，已然幸福百倍，所以就更為正人君子所蔑視、所嫉恨、所聲討。這是我們偉大祖國正常的現實，一點都不必痛心疾首，長吁短歎。真正熱愛金庸、熱愛文學、熱愛學術的人，應當潛心於金庸小說原著，發微取經，不管它「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只顧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如此，金學才能發揚光大，日出雪消。認識到這一點，乃是目前金學研究的當務之急。
遺憾的是，大陸金學研究起步較晚，雖然有北京大學嚴家炎教授和紅學專家馮其庸等著名學者鼎力主持，但總的格局仍不夠開闊。許多金學文章或者停留於表層欣賞，或者自得於用金庸小說去圖解某種文學理論。我本人在一些大中學校和電台電視台做過關於金庸小說的演講或座談，聽眾和觀眾總體上仍然未能意識到自己所喜歡的正是世上最優秀的文學作品。這說明，金庸小說雖然巳經擁有了億萬讀者，但高層次的知音依然比較匱乏。在這個背景下，大陸出版界推出楊興安先生的《金庸筆下世界》，無疑是具有一種「及時雨」的作用的。
楊興安論金庸，首先是從生命體驗出發，然後又回歸到生命體驗。他論金庸，不是為了當博士，當教授，也不是為了充名流，附風雅，他是把自己幾十年讀金庸的切身感悟與幾十年浪跡社會、搏擊人生的滄桑興會結合在一起，化成一篇篇精彩的人物談、性格談、命運談。因此他的文字，既不脫離小說文本，又與現實生活血肉相連，讀來令人心爽神暢，不論你是否同意他的見地，你都會肯定，他所談的，是金庸，而不是別的。
楊興安論金庸，角度多而又不求面面俱到。他能夠在所論述的每一個問題上，都做到有新意，有開掘。如他的《宋青書枉出名門——談名門第二代》，他的《十大美人與誰最可愛》，其意義都超出了金庸小說本身，引起讀者廣泛的思考和爭論。楊興安敢於提出自己與眾不同的見解，又能夠注意言出有據，這種良好的文風學風是金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應該確立的。
從學術規模和總體力度上講，大陸的水平當然遠遠超過台港澳等地區。但是大陸的學者往往喜做鴻篇巨論，而不大善於從細部入手，觀滄海於滴水。楊興安的金學研究，十分注重細節，如從滅絕師太的教徒和殉道，得出她一生沒有違背「正邪不兩立」的宗旨；從韋小寶的索賄行賄，得出「韋小寶的成功在於洞悉人心」。楊興安的注重細節，又並非是隨意抽樣舉例，而是與一定的量化統計相結合，如他論述「癡戀成劫」者，就列出了段譽對王語嫣，韋小寶對阿珂，尹志平對小龍女，何紅藥對金蛇郎君，李莫愁對陸展元，武三通對何沅君，程英、陸無雙對楊過，狄雲對戚芳，游坦之對阿紫，阿紫對蕭峰，小昭對張無忌，儀琳對令狐沖，霍青桐對陳家洛，於萬亭對徐潮生，郭襄對楊過等一長串名字。點面結合，才使得立論既紮實又峭拔。面對金庸小說這一既博大又精深的藝術偉構，這樣的研究態度是完全必要的。金庸小說在文學園林中，如大俠身處江湖，名望雖大，知音卻並不多。像楊興安這般每每切中肯綮的妙談，實在堪稱是英雄難得的知音。
然而此書畢竟是十幾年前的舊作，雖然許多妙論已廣為接受，但仍希望楊興安先生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尤其希望大陸的金學研究能夠在21世紀展開像金庸小說一樣的宏大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