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公認的「武林盟主」，俠風蓋世。然而他的語言，卻似乎很不「俠」，很不「武」，既沒有梁羽生的英拔瀟灑，也沒有古龍的簡勁飛動。梁羽生多秀文雋語，古龍多格言警句，要從他們的作品中摘編幾本《梁羽生豪言》、《古龍妙語》，真可以說是信手拈來，俯拾即是。可偏偏輪到金庸，想編一本《金庸俠語》，竟是難乎其難。直把「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翻了個遍，也沒找出幾段「擲地有聲」的話來，教人頓生「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感慨。
非常奇怪，金庸的語言，細看每一句，都很平常。不論詞彙的搭配，還是句式的選擇，都很少標新立異，出人意外。那些話，你也能說，我也能寫。但就是這些話，讓無數少年著魔，青年落淚，中年搔首，老年撚鬚。技癢之下，試著把那些感人的段落摘下來，卻反而發現這是一種「殘忍」，彷彿是砍斷楊過的臂膀，挖下阿紫的眼睛一般。這時方領悟到，金庸的語言像一切超一流的偉著一樣，是「渾然不可句摘」的。離開了上下文，離開了整個小說的肌體，這些段落就成了失去生命的標本。標本雖然也具備一定的觀賞價值，但畢竟遠不及活生生的原態。文學史上有很多詩人留下了膾炙人口的妙句，但人們卻記不得全詩，甚至記不得作者。有時找到了全詩，才發現全詩平庸得很，精彩的還就是那兩句，說不定作者就是為了那兩句，才勉強湊出了一首詩。唐詩專家袁行霈先生稱這種現象是「有句無篇」。這種現象在詩歌藝術之外也普遍得很，因為「有句無篇」畢竟要勝於「無句無篇」嘛，於是就出現了「一本書主義」，「一篇文章成大名句妙語驚天下」等等奇觀。通才全才越來越罕見了，能以平常心說平常話的人也越來越罕見了。杜甫雖發誓「語不驚人死不休」，但他的「驚人之語」不在一句兩句，而是十篇八篇，是渾然一體的「重、拙、大」，是不可拆分的「沉鬱頓挫」。金庸的語言也是如此，合則如星辰互照，通體生輝，分則如綵燈斷線，明暗不齊。初看上去，這似乎不是第一流的境界，為什麼不能每字每句都漂漂亮亮，可以抄錄到中學生格言本上呢？但這又正是第一流的境界。福樓拜說：「傑作就像大動物一樣，它們有平靜的外貌。」蘇坡說：「平淡乃絢爛之極也。」金庸的語言便是絢爛之極的平淡之言也。
這種平淡，表現在不以小說作為炫耀自己才華的工具，決不到處發表自己的人生高論，也不趁機搭售自己的詩詞歌賦，更不把作品中的人物當作宣傳自己思想的傳聲筒。金庸的人物語言，必定是合乎人物的性格、命運、處境、心態，「人有其性情，人有其聲口」。金庸的敘述語言，必定是合乎所描寫的客觀對象的性質、形態、神韻。他不直接上台表演，他活在每一個自己所創造的角色中。如劉熙載《藝概》所云：「廣其秘要則在於無我，而以萬物為我也。」正像上帝無所不在，佛性無處不存，金庸在哪裡？在他文字的每一個跌宕起伏裡，在他人物的每一個音容笑貌裡。金庸很少直接抒情議論，他充分相信讀者能夠領會作品所蘊涵的妙諦，用不著作者親執教鞭，在一旁耳提面命。他只在那些平淡的語言背後拈花一笑，謙虛地說：「我只是個說故事的。」
嚴家炎先生指：「出金庸的語言是傳統小說和新文學的綜合，兼融兩方面的長處，通俗而又洗練，傳神而又優美。」
陳墨先生認為金庸小說的語言，之所以看起來沒什麼突出的特殊，那是因為作者並不追求風格的單一性，而是進行不同方式的敘述探索，不斷改進和創造自己的敘述方式及語言風格，同時不斷地拓展語言的疆域，豐富小說的形式美感。」
陳墨先生還從雅語與俗語，景語與情語，官話與方言，古典與現代，規範與獨創諸方面論述了金庸語言的博大精深，無體不備。
實際上，正是因為在各個方面都達到或是接近了「極致」，所以在整體上才英華內斂，淵停嶽峙，毫無劍拔弩張，邀人喝彩之態。前人論杜甫是「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此言用於金庸也並不過分。金庸寫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氣魄；寫情愛，有「直教生死相許」之深婉；寫風景，有「江山如此多嬌」之手筆；寫歷史，有「一時多少豪傑」之胸懷。正像《神雕俠侶》中的獨孤求敗，劍術登峰造極之時，便不再依賴任何寶劍，飛花摘葉，皆可傷敵。在武俠小說中，無招之招，是最神妙的武功。在藝術創作中，無技巧的技巧，則是最高的技巧。金庸以他打通儒釋道的藝術境界又一次印證了這個充滿辯證法的哲理：語到極致是平常。
遺憾的是，我們大多數學者騷客不但達不到這個平常，而且理解不了這個平常，還自以為語言奇麗，用詞怪異，才是讀書人的風采。有感於此，笑引一則民間字謎結束此文：道士腰間兩個蛋，和尚肚下一根筋。平平常常兩個字，難壞多少讀書人！」（謎底下個世紀公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