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語文第一課
說到第一課的問題，我倒與一般人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是把整個教學過程當作一個系統來看的，從這個系統論來看，第一課講的是什麼並不太重要。就好像下棋，第一步可以有多種走法。
任何人上小學的時候已經不是一張白紙了，大多數孩子在上小學之前，都已經有了學前教育，已經識了許多字。不是說不應該注意第一課的難易程度，但要和別的方面的因素一起考慮，比如說和時代風氣結合起來考慮。一個7歲左右的孩子，他從意識上實際已經進入社會了，要想把他單獨排除在成人社會之外有一套教育是不可能的。因為教育的過程就是要把他們納入成人社會，任何一個時代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帶有這個時代的痕跡。比如第一課學「人、口、手、馬、牛、羊」，這就沒有政治傾向嗎？它一樣有政治傾向。它表明要跟政治的東西遠離，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所以從「人之初，性本善」到「打日本，救中國」，都要肯定它在那個歷史情況下的選擇，肯定它的合理性。關鍵是你不能天天都是這個。現在回想起來，我小學語文第一課不合理的地方是，那些課文內容形成了一套體制，這套體制蔓延致使整個教材變得單一化。不僅語文課是這樣，數學課也是這樣。這種東西到今天仍然沒有排除。過去政洽掛帥的時代，它很明確地說就是政治掛帥，各個領域、中小學都是政治掛帥，上下是統一的，是個社會默契，你可以理解。我們今天主要的不是批判過去，過去已經過去了，關鍵是要救我們自己，救我們的孩子。我們現在的教育和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流是矛盾的。國家說的是科教興國。這是我們的時代主流，可我們的教材卻停留在過去那個時代。不是說我們一點進步沒有，有很大進步了，但是很不夠，使我們感到好像還是改革開放初期。已經到了1999年，但是很像是1979年的樣子。你看這些教材，知道肯定是打倒「四人幫」之後才能編出來的，但總覺得不像90年代的東西，所以說它落後。它和這個時代對不上號，明顯是和這個社會大氣候不協調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的教育、教材和以往的任何一個時代比，都是有缺點的。因為以前不管第一課是什麼，它跟那個時代是一致的。
第一課的目的是吸引學生的學習注意力，這是最重要的。一開頭打個讓他們愛學習的底兒挺重要的，要讓他們覺得學習這玩意兒挺好玩兒，另外就是對他們有用。老捨的小說《牛天賜傳》裡有個老師給小孩講「人之初，性本善」，講了多少遍孩子也記不住。一天老師錯說成「人之初，狗咬豬」，結果這孩子一下子就記住了，而且還不改了，因為他覺得非常有意思，跟他的生活聯繫起來了，他就有了一個形象感。我覺得我們的第一課應該有這個原則——有趣和有用的原則。不僅小學第一課，每一個階段的第一課都特別重要。
高考體制、語文教學體制，作為一個教學體系是聯繫在一起的。教育說到底是培養人的。它有兩個目標必須並重：一個是把人當成一個人、一個全面的人來培養，這也是我們中國古代育人的方針，中國古代就是要把人都培養成聖賢，這是教育的一個宗旨，我們可以把它叫做戰略宗旨；其次是近期的，就是把人當成一個工具或者說人才來培養，讓他有實際的工作能力，能在社會上用他的勞動和別人的勞動進行交換。一個人這兩個方面應該是結合起來的。我們中國古代的教育是沒有重視第二個教育，即沒有重視使一個人成為有用的人，只是書生空談，大道理懂得特別多，不能做實事。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時候，他特別重視實用教育，也就是技能教育。一切教育或者偏於前者或者偏於後者，總要占一頭，最好是二者平衡。從這個想法來看當前的教育體制，它就在於兩頭都不著邊兒。我這學期是給大一上課，講現代文學史，這跟中學有非常密切的聯繫，經常涉及他們中學學過的內容，但一講起魯迅他們目瞪口呆，說魯迅原來是這麼了不起的一個人嗎？我說你以為魯迅是什麼人呢？他們切身感到中學學的東西給他們帶來的負擔，可是你想想中學那麼長的時間，是人生最好的年華，卻學了這麼多沒用的東西，就是為了考試。所以這個教育體制已經到了懸崖邊上了。
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是體制的問題。有人說是課文選得不好，我覺得這不是第一位的，這個體制指揮著老師怎麼講這個課。據我看很多課文是好課文。不好的課文也可以講好，或者講出它為什麼不好。我當過三年中學老師，很艱難，我要兩條腿走路。我不能專門講真話，那樣學生考試就通不過。我得告訴學生真理是什麼，然後告訴他們怎麼應付考試，這等於增加了我一份工作。但我覺得應該這樣。這套體制決定了它的考試方法是個指揮棒，它把所有的東西都弄成四個答案，選一個對的，其實通常四個都對。幾次下來學生對文學語言一點興趣都沒有了，學習熱情完全被挫傷了。教參由一個參謀成了主人，躍居於教科書之上。你把形式改了，教參自然就不權威了。不打破這個統一考試的模式，一切改革都無從談起。如果還這樣考試的話，換什麼篇目都無濟於事。我們現代化程度這麼高了，還需要一個活人在課堂上講，就是需要他現場發揮，面對面地把東西灌輸給學生。高考體制在20世紀80年代還是利大於弊的，它是在大學多年沒有招生的情況下，恢復起這樣一套體制，這個體制和平反昭雪等政治背景是掛鉤的，這個體制恢復起來就有了一個公正的、民主的選拔人才的途徑，使很多人憑著分數改變了社會地位。很多偏遠山區的聰明青年憑一紙試卷就進了大學，但那時的題目、體制沒有現在這麼機械、刻板，沒有說出一個作文題、給一個材料，只能有一種理解方法，還沒到這種程度。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我感到弊大於利了，而且越來越向這個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