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井底乾坤大

我看語文第一課

說到第一課的問題,我倒與一般人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是把整個教學過程當作一個系統來看的,從這個系統論來看,第一課講的是什麼並不太重要。就好像下棋,第一步可以有多種走法。

任何人上小學的時候已經不是一張白紙了,大多數孩子在上小學之前,都已經有了學前教育,已經識了許多字。不是說不應該注意第一課的難易程度,但要和別的方面的因素一起考慮,比如說和時代風氣結合起來考慮。一個7歲左右的孩子,他從意識上實際已經進入社會了,要想把他單獨排除在成人社會之外有一套教育是不可能的。因為教育的過程就是要把他們納入成人社會,任何一個時代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帶有這個時代的痕跡。比如第一課學「人、口、手、馬、牛、羊」,這就沒有政治傾向嗎?它一樣有政治傾向。它表明要跟政治的東西遠離,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所以從「人之初,性本善」到「打日本,救中國」,都要肯定它在那個歷史情況下的選擇,肯定它的合理性。關鍵是你不能天天都是這個。現在回想起來,我小學語文第一課不合理的地方是,那些課文內容形成了一套體制,這套體制蔓延致使整個教材變得單一化。不僅語文課是這樣,數學課也是這樣。這種東西到今天仍然沒有排除。過去政洽掛帥的時代,它很明確地說就是政治掛帥,各個領域、中小學都是政治掛帥,上下是統一的,是個社會默契,你可以理解。我們今天主要的不是批判過去,過去已經過去了,關鍵是要救我們自己,救我們的孩子。我們現在的教育和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流是矛盾的。國家說的是科教興國。這是我們的時代主流,可我們的教材卻停留在過去那個時代。不是說我們一點進步沒有,有很大進步了,但是很不夠,使我們感到好像還是改革開放初期。已經到了1999年,但是很像是1979年的樣子。你看這些教材,知道肯定是打倒「四人幫」之後才能編出來的,但總覺得不像90年代的東西,所以說它落後。它和這個時代對不上號,明顯是和這個社會大氣候不協調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的教育、教材和以往的任何一個時代比,都是有缺點的。因為以前不管第一課是什麼,它跟那個時代是一致的。

第一課的目的是吸引學生的學習注意力,這是最重要的。一開頭打個讓他們愛學習的底兒挺重要的,要讓他們覺得學習這玩意兒挺好玩兒,另外就是對他們有用。老捨的小說《牛天賜傳》裡有個老師給小孩講「人之初,性本善」,講了多少遍孩子也記不住。一天老師錯說成「人之初,狗咬豬」,結果這孩子一下子就記住了,而且還不改了,因為他覺得非常有意思,跟他的生活聯繫起來了,他就有了一個形象感。我覺得我們的第一課應該有這個原則——有趣和有用的原則。不僅小學第一課,每一個階段的第一課都特別重要。

高考體制、語文教學體制,作為一個教學體系是聯繫在一起的。教育說到底是培養人的。它有兩個目標必須並重:一個是把人當成一個人、一個全面的人來培養,這也是我們中國古代育人的方針,中國古代就是要把人都培養成聖賢,這是教育的一個宗旨,我們可以把它叫做戰略宗旨;其次是近期的,就是把人當成一個工具或者說人才來培養,讓他有實際的工作能力,能在社會上用他的勞動和別人的勞動進行交換。一個人這兩個方面應該是結合起來的。我們中國古代的教育是沒有重視第二個教育,即沒有重視使一個人成為有用的人,只是書生空談,大道理懂得特別多,不能做實事。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時候,他特別重視實用教育,也就是技能教育。一切教育或者偏於前者或者偏於後者,總要占一頭,最好是二者平衡。從這個想法來看當前的教育體制,它就在於兩頭都不著邊兒。我這學期是給大一上課,講現代文學史,這跟中學有非常密切的聯繫,經常涉及他們中學學過的內容,但一講起魯迅他們目瞪口呆,說魯迅原來是這麼了不起的一個人嗎?我說你以為魯迅是什麼人呢?他們切身感到中學學的東西給他們帶來的負擔,可是你想想中學那麼長的時間,是人生最好的年華,卻學了這麼多沒用的東西,就是為了考試。所以這個教育體制已經到了懸崖邊上了。

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是體制的問題。有人說是課文選得不好,我覺得這不是第一位的,這個體制指揮著老師怎麼講這個課。據我看很多課文是好課文。不好的課文也可以講好,或者講出它為什麼不好。我當過三年中學老師,很艱難,我要兩條腿走路。我不能專門講真話,那樣學生考試就通不過。我得告訴學生真理是什麼,然後告訴他們怎麼應付考試,這等於增加了我一份工作。但我覺得應該這樣。這套體制決定了它的考試方法是個指揮棒,它把所有的東西都弄成四個答案,選一個對的,其實通常四個都對。幾次下來學生對文學語言一點興趣都沒有了,學習熱情完全被挫傷了。教參由一個參謀成了主人,躍居於教科書之上。你把形式改了,教參自然就不權威了。不打破這個統一考試的模式,一切改革都無從談起。如果還這樣考試的話,換什麼篇目都無濟於事。我們現代化程度這麼高了,還需要一個活人在課堂上講,就是需要他現場發揮,面對面地把東西灌輸給學生。高考體制在20世紀80年代還是利大於弊的,它是在大學多年沒有招生的情況下,恢復起這樣一套體制,這個體制和平反昭雪等政治背景是掛鉤的,這個體制恢復起來就有了一個公正的、民主的選拔人才的途徑,使很多人憑著分數改變了社會地位。很多偏遠山區的聰明青年憑一紙試卷就進了大學,但那時的題目、體制沒有現在這麼機械、刻板,沒有說出一個作文題、給一個材料,只能有一種理解方法,還沒到這種程度。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我感到弊大於利了,而且越來越向這個方向發展。

《井底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