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無論「捍衛五四」，還是「顛覆五四」，在今天這個言說氾濫的時代，恐怕都只具有當下話語的意義，所捍衛和顛覆的，其實都是某種現實，與「五四」本身的關係，雖不能說是「干卿底事」，卻也實在構不成一種「映射」。因為我們和「五四」之間，已經隔了一座又一座長長短短的亭子，而我們自己，還在繼續建造我們的亭子，所以，「五四」首先從現象學的意義上來說，是「往日不可追」的。
其次，「五四」的風采氣象，也是我們只能神往而無法倣傚的。「五四」之前和「五四」之後，中國都不乏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或者用貌似學術的說法，叫做「學生干政」。（不明白為什麼學生關心政治，就叫做「干」。學者，以舌殺人者也。）但「五四」是惟一取得全面勝利並且左右了此後國家發展趨向的一次。為什麼？
「五四」的全面勝利並不是由於北洋政府的民主開明（依照某些時髦學者的說法，北洋政府比國民黨政府民主，國民黨政府又比×××政府民主），而是由於北洋政府的軟弱無力。
而學生們為什麼要鬧「五四」？恰恰是因為學生們憤恨於北洋政府的軟弱無力。
北洋政府軟弱得發不出薪水，發不出軍餉，喪權辱國，內憂外困。國家一盤散沙，人民怨聲載道。明明是「戰勝國」（1919，不戰而勝），卻享受戰敗國的待遇。而中華民國已然成立八年，學生們所受的教育是現代「文明」教育，他們認為中國在世界上理當有平等的一席之地。羅家倫等「高材生」就十分崇拜威爾遜，相信列強是會跟中國講平等博愛的，全是中國的政府不好，不愛國，不敬業，不強大，不權威。因此，學生們揭竿而起（他們挑下曹汝霖家屋上的瓦片，號稱「揭竿而起」）的目的，是熱情呼喚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強有力地管理這個國家，讓這個國家統一、富強，外無寇，內無匪，安定團結，歡樂祥和。那樣，21世紀就會是俺們中國的世紀。（那時就不必再跟威爾遜們講什麼平等了。）
於是，「五四」的學生們就鬧得令我們今天頗有幾分難以接受。他們闖入私人住宅，毆打國家的中央級領導（章宗祥跑入一家油鹽店，被學生追上去，打得半死），還放火燒房。（這不就是「打砸搶」嗎？主張「文革的根源是五四」的學者又有了「紮實」的論據。）這從法律上來講，無論如何是要到法庭上去給個說法的。所以警察抓了32個學生和1個店員，應屬於正常執行公務。
可是學生大鬧特鬧，硬說趙家樓的火是老曹家自己放的。政府無奈，第三天就放了人。學生一看政府是紙老虎，就從此天天遊行，日日叫罵。政府氣急敗壞，沒心沒肺地一下抓了一千多名學生，關在北大的二院三院，用了六七百名軍警看守。沒想到北大學生全體出動，扛著行李，要求集體坐牢。消息傳到各界，全國沸騰，罷工，罷市，罷教，罷演。政府撐不住了，馬上到「監獄」給學生道歉，恭請學生邁步出監。學生反倒端起架子，就是不出來。經過再三恭請，學生終於給了面子，出來了，臨走順手把警察給反關在裡面。政府什麼也沒說，連夜批准曹張陸三個賣國賊「辭職」，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文告恭恭敬敬送到各個學校，像小學生給老師送檢查一樣。最後，政府代表在巴黎和會上拒絕簽字，「五四」運動到此大獲全勝。
「五四」以知識界對政府的壓倒性勝利而告結束，於是，政府就理所當然地服從知識界的指導：強化自己。這強化沒有幾年，就出現了知識界未曾料到的問題。「三·一八」慘案中，政府用刀槍棍棒對付學生，大開殺戒，連魯迅這種看透歷史的人都連呼「竟不料」。此後的政府就越來越強大，統一了中國，消滅了軍閥，趕走了鬼子，廢除了不平等條約，蔣委員長也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領袖之一。可以說，「五四」的政治目的完全達到了。然而，學生再也不能自由地遊行了。也就是說，呼喚強權政府的「五四」是在軟弱政府之下出現的，最後卻在出現了強權政府之後，喪失了「五四」的氣象。這能說是「五四」的錯誤嗎？
目前氾濫著一種學術套路，凡是現實的問題，一律到歷史中去挖根源（可以叫做學術上的「揭批查」）。現實為什麼不好？是因為「文革」把人心搞壞了。「文革」為什麼那麼壞？是因為「五四」破壞了傳統文化。沿著這個思路，可以一直追到上古，追到混沌初開。現實為什麼這麼壞？是因為上帝造了人。不是說歷史與現實沒有聯繫，而是應該認識到，現實問題的主因還在現實。如果說現實都是由歷史決定好了的，那我們還研究什麼學術呢？研究歷史的目的應該是研究當時的「現實」因素的互動，以啟發我們應對我們今天的現實。如果把罪責亭亭座座地向上推，等於是逃避對現實的審視和判斷。歷史是不可追的，不可更改的。倘若是有了「五四」便有了「文革」，有了「文革」便有了腐敗，那實際是義正詞嚴地聲討死者，而寬恕和縱容了所有活著的兇手。
否定「五四」，順理成章地就會否定革命，否定啟蒙，否定「為人生」，否定一切為這個國家的繁榮富強所做的犧牲和努力。否定解放區，抹殺十七年，消解魯迅，嘲笑雷鋒。思路淆亂的不會是歷史，它只能淆亂現實。以同樣的思維方式，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論點。但這樣的雙方論點，都是沒有多少學理價值的。即便它在否定「四人幫」，它的歷史觀也跟「四人幫」是一致的。「四人幫」的最大錯誤就是犯了「改寫歷史狂」，結果在虛幻的改寫歷史中，既淆亂了別人的也淆亂了自己的現實。
所以，對歷史的態度無論是直面，尊重，懷疑，消解，否定，都沒有本質上太大的不同。不同的是對現實能不能、敢不敢直面，尊重，懷疑，消解，否定。告別革命也好，告別反革命也好，都如同悼詞中的套語廢話，反正告不告別它都不存在了。只有對現實生活充滿關愛的人，才會寫出誠摯的悼詞。學術研究也是一樣，首先保持了對現實的感悟，才會不執著於對「五四」的或褒或貶。「五四」是難追的，我們能夠追上的，是我們眼前的這個隨時可能脫韁的時代。
（此文系為紀念「五四」運動研討會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