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古代文人曹偉寫有一篇《葵亭記》，寫他謫居時比較窮困，在幾丈大的園中蓋了一座小亭，園中別無他物，「只有葵數十根，翠莖嫩葉，動搖熏風而已，因名之曰葵亭。」有客問他為何不取松梅菊蘭之類有德操寓意的美名，而偏以葵這種「軟脆之物」命名。曹偉首先說正因為葵不為人所重，所以才適合於自己的處境，「以棄人而配賤物也」。然後他又說葵雖棄物，但有二德。一是「葵能向日隨陽而傾，謂之忠可也。」二是「葵能衛足，謂之智可也。」而這忠與智，正是「人臣之節」也。
我讀此文，首先想到了杜甫的「葵藿仰陽春」，然後就想到了「文革」時大為風光的向日葵文化。在杜甫那裡，葵與藿混在一起，還具有類的性質。只是表示忠心的一個比喻，還沒有賦予葵以單獨的價值。到了曹偉這裡，葵就獨立出來，成為亭的名字，表示著一種雖被拋棄而仍然忠心不已的節操。但這裡，仍透露出一種無奈，透露出這是因為做不成松梅菊蘭而不得已的選擇。然而到了「文革」時期，向日葵的價值卻有超越松梅菊蘭之勢。那時最美麗的花就是向陽花，不但有大幅的宣傳畫，連床單桌布之類日常用品上也經常是滿地向日葵。我上小學的美術課，第一課畫紅太陽，第二課就畫向日葵。
不過，向日葵的實物，我是並不陌生的。東北地區的人愛吃瓜子，所以這種植物種得很多，連城市裡也在樓前屋邊到處種些。我和一些孩子夏天經常去「恭行天偷」。潛入園中，折下大花盤就跑，那時腦子裡才不管他什麼向陽不向陽呢。印象中那向日葵一點也不美，耷拉著腦袋，一折就斷，的確是「軟脆之物」。我們也知道它從早晨起就隨著太陽轉脖子，但是這種「仰臉相隨」的形象並無什麼美感，只覺得不過是任人踐踏、任人攀折的賤物而已。
曹偉與杜甫，借葵之向日來表達自己的忠心，這在今天的一些正人君子看來，也許要批判為「奴性」和「暴君的幫兇」之類。但我以為，在那個時代，這恰是他們自由意志的體現，這和把自己比喻成「澗底松」、「籬邊菊」、「牆角梅」具有同等的人性價值，或者說，這正是他們獨立人格的表現。但若是把少數人的情趣強加到多數人的頭上，則會適得其反。要人人都做向陽花，結果是人人亂扔瓜子皮。獨立人格必須自己去建立，既不能賜予，也不能克隆。爭取民族獨立可以大家一起去鬥爭，若是爭取自己的人格獨立也跟著一大群所謂「獨立知識分子」吆五喝六，並且排斥和打擊那些偏偏不願「獨立」的人的話，這首先就已經喪失了獨立的意義。在一個人人要做十八棵青松的時代，青松的價值已經跟瓜子差不多。那麼在一個號稱獨立崇拜個性的時代，我們是否應該尊重那些不要個性的葵藿們，給他們一些自由的空間呢？
(此文標題為發表於《信報》時，著名批評家駱爽先生所賜。有朋友看此文後，說梵高一定會喜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