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在父親安排下，先將女生和初中學生七百多人經江南鐵路送往安慶，由老師及東北協會有家眷的人帶領，到安慶再乘江輪丟漢口。第二批三百多高中男生，在板橋等候下一班可以排到的車船。南京只剩下由北平遷來，全程參與建校的黃恆浩先生和新聘的校長王宇章。王校長原是黑龍江抗日地下工作的王氏五兄弟的二哥，入關後在中央軍較任教官，現在臨危受命，要將全校一千多名師生帶往抗戰後方，我家也和這第二批師生一起撤離南京。行前一個月，父親顧慮偏遠地區的治安問題，向第六十七軍軍長吳克仁要了一百枝步槍交給學校，且給學生軍事訓練，以備路上保護師生安全。
曲家裡到火車站的路上，幾乎看不到行人，到了車站才知道人都湧到車站來了：成千上萬。黑鴉鴉地穿了棉袍大衣的人，扶老攜幼都往月台上擠，鋪蓋、箱籠滿地，哭喊、叫嚷的聲音將車站變成一個沸騰的大鍋。
中山中學高中班學生背著槍，扎上綁腿，努力保護著兩百多位師生上了教育部保留的車廂。我哥哥和表哥裴連舉（我大舅的兒子，原也在中山唸書）及十九歲的張大非，用棉被裹著我母親把她抬上車，讓她半坐半躺在一個角落，再把我和三個妹妹由車窗遞進去。我的腰上栓了一個小布包，裝著兩個金戒指和一點錢，還有在漢口可以聯絡到的地址。
火車裡，人貼人坐著、站著、蹲著，連一寸空隙都沒有：車頂上也攀坐滿了人，儘管站長聲嘶力竭地叫他們下來，卻沒人肯下來。那時，每個人都想：只要能上了車離開南京就好。
這天近午，我父親站在秋風已經寒冷的火車站外，二十天後將被日軍屠城的鬼域街口，看著擠得爆滿、連車頂都攀滿了難民的火車沉重地駛離站台，他的心也載滿了憂愁。日機晝夜不停地沿著長江轟炸，五百多里的長路，這些繫在他心上的生命能否安然躲過一劫?
車過第一個隧道，突然聽到車頂上傳來哭喊聲，「有人給刷下去了!有人掉下去了…」車內的人卻連「援手」都伸不出去。
火車似爬行般開著，聽到飛機聲就躲進鄰近的隧道，到蕪湖換船時天已全黑了。為了躲避白天的轟炸，船晚上開，碼頭上也不敢開燈，只有跳板上點了幾盞引路燈。我們終於走到碼頭，跌跌撞撞地上了船。蜂擁而上的人太多，推擠之中有人落水;船已裝不進人了，跳板上卻仍有人擁上。只聽到一聲巨響，跳板斷裂，更多的人落水。
黑暗的江上，落水的人呼救、沉沒的聲音，已上了船的呼兒喚女的叫喊聲，在那個驚險、恐懼的夜晚，混雜著白天火車頂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長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頭。那些淒厲的哭喊聲在許多無寐之夜震盪，成為我對國家民族，漸漸由文學的閱讀擴及全人類悲憫的起點。
那時的長江運兵船是首都保衛戰的命脈之一，從上游漢口最遠只能到蕪湖。上海已在十天前全面淪陷，最後的守軍撤出後，日本軍機集中火力轟炸長江的船隻，南京下關碼頭外的江上航道幾乎塞滿了沉船。上游下來到蕪湖的增援部隊下船後。空船即裝上中央機關的人員和重要文件（故宮的占物也在內），夜晚開船駛回漢口，清晨後若是晴天，即駛往江岸有樹木的地方掩護慢行，船頂上佈滿了樹枝偽裝，我們搭的大約是最後一批運兵船。為了阻止日軍的陸上攻勢，十二月一日，我軍炸毀蕪湖鐵橋和公路橋樑，後來的船只能到更上游的安慶。而南京到安慶的火車已不能開，幾乎全成了轟炸的目標，所有的人，生死只有委之於命運。
蕪湖上溯到漢口原是兩天一夜的航程。我們在長江邊上躲了兩個白天，幸好初冬白日漸短，三個夜晚之後，在濛濛亮的曙色中，船靠了漢口碼頭。在船艙席地而坐的學生，再搭渡輪到武昌一所中學，暫住在他們的禮堂，與前一批同學會合。我們一家住到爸爸托人代訂的旅舍等他，以免失去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