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節 周南女中

  由於我才小學畢業,還得上學,而中山中學不收我,怕我動不動就發燒生病拖累他們。因此,父母把我一個人送到長沙的周南女中,念一年級。周南女中在湖南是有歷史的名較,在台灣還有校友會。
  我記得班上的導師是黎世芬老師。我到台灣後近二十年,由台中搬回台北,常常在報紙上看到他的名字,當時是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我去拜望他,他看到我還記得我。我功課雖好,但老是生病,動不動就暈倒,發高燒,送醫院……。由於學生一律住校,家長把孩子托付給學校,校方有照顧的責任。他用湖南話說:「你這個娃兒,真是麻煩唷!」
  在那短短的一學期,我書念得很好,凡事都很認真。日本人打進漢口時,我們學校參加長沙愛國大遊行,全市像沸騰一般。我參加學校鼓樂隊,老師問:「你要做什麼?」
  我說:「我要敲大鼓。」
  因為那時候抗日的感受很強烈,一定要用大鼓才能表現出來。但我體重只有三十幾公斤,瘦得像隻猴,根本背不動大鼓,黎老師成全我,叫一個壯一點的同學背著鼓,我在旁邊敲。所以遊行時,我是打大鼓領隊的,這也反映出學校對由北方逃難來的學生的寬容與同情。
  來台灣後,我還留著一本當年的小小紀念冊,裡面有老師和同學們寫的一些祝福的話。在現實的劇變乏中,在育兒、烹堂二餐的空隙裡,有時我仍會想起屢弱的十三歲和長沙遊行時全市鼎沸的愛國心。以及自己在鼓聲中的惶惑與憤怒。
  我們到湘鄉後兩個月,哥哥收到張大飛曲入伍訓練基地寫到學校的信,——他們的年輕教官中有幾位是黃埔八期到十二期的東北學生,知道中山中學到達湖南,落腳在湘鄉永豐鎮。
  他信上第一句話就是問媽媽身體如何?(他不敢問,「她仍活著吧?」)請我們務必回信,他在信內寫了哥哥和我兩人的名字,或許是怕哥哥不一定回他的信。
  信中,他也說明從軍的理由:「我已經十九歲了,畢業時超過二十歲,到時不一定考得上公立大學。日本人把我們逼成這樣,我也沒有心情唸書或等待一個沒把握的末來。我家有三個哥哥和弟弟,我如今如願考進了空軍官較,可以真正報效國家,為我父親復仇。」
  他說入伍不久即考入空軍官校,訓練很苦,但每天吃得很飽,「我自離開家。除了在南京你們家之外,很少吃這麼好的伙食。」體力好,入伍訓練也受得住。他問我有沒有看《聖經》?可以先從《新約》看起。哥哥在學校很忙,他命我立刻回信。
  我到了長沙上周南女中時,給他回信說清楚家中和媽媽的身體情況,告訴他贈我的《聖經》放在腰袋裡,逃警報都帶著,只是不懂為什麼耶穌說人打你的左臉,你連右臉也讓他打?
  長沙在兩次大火前夕,處境日益艱難,父母只好把我先接回湘鄉,準備隨時再往前逃。
  我至今仍記得我們在永豐鎮過的好日子。湖南有豐饒的物產、淳厚的民情和世代厚植的文風,湖南人因執著與自信常被人稱為「湖南騾子」。那兒是個魚米之鄉,我今生走過很多地方,很少看到那樣肥美的蘿蔔和白菜。在戰火還沒有燒到的時候,日子過得太平安寧,與世隔絕,真像沈從文《邊城》裡翠翠的美好故鄉。
  在《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金禧紀念集》書中許多人也寫到,湖南湘鄉那近一年的學校生活雖仍在逃難申途,但山明水秀,豐衣足食,竟成為一段美麗的回憶。

《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