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節 一九四八,接船的日子

  大約自一九四八年底起,我們開始忙於「接船生涯」。
  差不多每次中興輪或太平輪由上海開來,裕昌就用台北電務段的卡車去基隆碼頭裝回一車行李,最多的時候,堆在另一個倉庫的行李有一百多件。包括曾經參加我們婚宴的長輩。《時與潮》同仁,勝利後回鄉當選立法委員、國大代表者,有一些是來教書的,辦報和雜誌的文化人,大多數都來台灣了。爸爸囑咐我們盡力幫忙。省政府也下令各運輸單位協助,所以裕昌向鐵路局報備用卡車接船,也是責任範圍。
  我們那距台北火車站只有三百公尺的家就成了一個最方便的聯絡站,那小小的二一坪左右的「客廳」總是坐滿等人、等車的客人。最初媽媽還留人吃飯,後來實在應付不了。就只能準備永不枯竭的熱茶。客廳甘蔗板牆上,釘了無數的聯絡地址,遍及各市的客棧、機關名字……那種情況和十年前我們逃難到漢口的情況十份相像,只是台北沒有警報,沒有轟炸而已。
  由勝利的歡愉到如今這般景況,很少人想到從此將在海島度過一生。幸運的,帶了父母和妻子兒女,有一些是單身先來「看看再說」,自此與家人終生隔絕,那堆在台北電務段倉庫的幾件行李就是他們全部的故鄉了。
  我最後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農曆除夕前,去接《時與潮》社的總編輯鄧蓮溪叔叔(鄧熔璇因生產,先帶兒女已來台灣)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徐世達,戰後出任遼寧省主席)一家六口。我們一大早坐火車去等到九點,卻不見太平輪進港,去航運社問,他們吞吞吐吐地說,昨晚兩船相撞,電訊全斷,恐怕已經沉沒。太平輪船難,前因後果,至今近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檢討,我兩人當時站在基隆碼頭,驚駭悲痛之情記憶猶如昨日。
  這一段「接船生涯」是個很奇特的新婚生活!我們兩個原是相當不同的人,天南地北來到海外島嶼柑逢,還沒來得及認識彼此,也幾乎還沒有開始過正常的小家庭生活,就投入我父親最後的「革命行動」的激流了。他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就組織、動員抗日革命,如今一切努力成為泡影,而有些多年同志仍說在他領導下東渡台灣,續求再起。在我父親心中,女婿全力接待來台之人,和我母親在南京每週照顧黃埔的東北學生一樣,都已被他納入革命組織成為支持義勇軍,潰敗時上陣去抬傷兵的。我那時看著裕昌在基隆、松山機場輪流跑,倉庫裡行李堆積至房頂,工人們搬進搬出,他指揮、安排一切,從末對我抱怨,與我母親和兩個妹妹也柑處融洽。這個局勢絕非結婚時所能預見,奠定了我們婚姻中的「革命感情」,我稱它為「穩定基金」的第一筆存款。
  這一年我父親終於來到台北,哥哥隨《中央社》到廣州,與新婚的嫂嫂王序芬也先後來台,在我陋室落腳一陣子後,父子合力以十多兩黃金在建國北路小巷內「頂」了一所日式房子。比我甘蔗板隔成的宿舍略大一些而已。兩代同住至爸爸得到立法院配給的板橋自強新村一戶水泥平房,將建國北路房子「頂讓」出去,所有錢投入遷台後《時與潮》復刊,他仍然樂觀地認為奮鬥必有前途。
  數月後,鐵路局在台北調車站後方空地蓋了幾幢水泥牆和地板的宿舍,配給我們一戶。我們喜孜孜她去住了三天左右,才知道每次調動火車頭,黑煤煙就灌進屋內,尚未消散,下一輛又來灌滿。我咳喘復發,無法住下去,又逃回甘蔗板的家,但也沒有權利再要求配發宿舍:
  臨時住此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我的身體竟日漸贏弱。那時有一位大陸來的名醫韓奇逢。他在抗戰時曾捐飛機報國,在火車站前方應診。爸爸覺得中醫不夠科學化,媽媽半強迫帶我去看他。他不費勁地把把脈說,「你這女兒,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我母親連連點頭說,「對,對,這孩子先天不足月,小時候長年生病。」他叫我吃他那著名的烏雞白鳳丸,一定強壯。我回去也沒有認真吃多久,身體瘦到只有四十公斤出頭,卻在新年前發現懷孕了,必須找個定居之所。

《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