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自一九四八年底起，我們開始忙於「接船生涯」。
差不多每次中興輪或太平輪由上海開來，裕昌就用台北電務段的卡車去基隆碼頭裝回一車行李，最多的時候，堆在另一個倉庫的行李有一百多件。包括曾經參加我們婚宴的長輩。《時與潮》同仁，勝利後回鄉當選立法委員、國大代表者，有一些是來教書的，辦報和雜誌的文化人，大多數都來台灣了。爸爸囑咐我們盡力幫忙。省政府也下令各運輸單位協助，所以裕昌向鐵路局報備用卡車接船，也是責任範圍。
我們那距台北火車站只有三百公尺的家就成了一個最方便的聯絡站，那小小的二一坪左右的「客廳」總是坐滿等人、等車的客人。最初媽媽還留人吃飯，後來實在應付不了。就只能準備永不枯竭的熱茶。客廳甘蔗板牆上，釘了無數的聯絡地址，遍及各市的客棧、機關名字……那種情況和十年前我們逃難到漢口的情況十份相像，只是台北沒有警報，沒有轟炸而已。
由勝利的歡愉到如今這般景況，很少人想到從此將在海島度過一生。幸運的，帶了父母和妻子兒女，有一些是單身先來「看看再說」，自此與家人終生隔絕，那堆在台北電務段倉庫的幾件行李就是他們全部的故鄉了。
我最後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農曆除夕前，去接《時與潮》社的總編輯鄧蓮溪叔叔（鄧熔璇因生產，先帶兒女已來台灣）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徐世達，戰後出任遼寧省主席）一家六口。我們一大早坐火車去等到九點，卻不見太平輪進港，去航運社問，他們吞吞吐吐地說，昨晚兩船相撞，電訊全斷，恐怕已經沉沒。太平輪船難，前因後果，至今近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檢討，我兩人當時站在基隆碼頭，驚駭悲痛之情記憶猶如昨日。
這一段「接船生涯」是個很奇特的新婚生活!我們兩個原是相當不同的人，天南地北來到海外島嶼柑逢，還沒來得及認識彼此，也幾乎還沒有開始過正常的小家庭生活，就投入我父親最後的「革命行動」的激流了。他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就組織、動員抗日革命，如今一切努力成為泡影，而有些多年同志仍說在他領導下東渡台灣，續求再起。在我父親心中，女婿全力接待來台之人，和我母親在南京每週照顧黃埔的東北學生一樣，都已被他納入革命組織成為支持義勇軍，潰敗時上陣去抬傷兵的。我那時看著裕昌在基隆、松山機場輪流跑，倉庫裡行李堆積至房頂，工人們搬進搬出，他指揮、安排一切，從末對我抱怨，與我母親和兩個妹妹也柑處融洽。這個局勢絕非結婚時所能預見，奠定了我們婚姻中的「革命感情」，我稱它為「穩定基金」的第一筆存款。
這一年我父親終於來到台北，哥哥隨《中央社》到廣州，與新婚的嫂嫂王序芬也先後來台，在我陋室落腳一陣子後，父子合力以十多兩黃金在建國北路小巷內「頂」了一所日式房子。比我甘蔗板隔成的宿舍略大一些而已。兩代同住至爸爸得到立法院配給的板橋自強新村一戶水泥平房，將建國北路房子「頂讓」出去，所有錢投入遷台後《時與潮》復刊，他仍然樂觀地認為奮鬥必有前途。
數月後，鐵路局在台北調車站後方空地蓋了幾幢水泥牆和地板的宿舍，配給我們一戶。我們喜孜孜她去住了三天左右，才知道每次調動火車頭，黑煤煙就灌進屋內，尚未消散，下一輛又來灌滿。我咳喘復發，無法住下去，又逃回甘蔗板的家，但也沒有權利再要求配發宿舍：
臨時住此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我的身體竟日漸贏弱。那時有一位大陸來的名醫韓奇逢。他在抗戰時曾捐飛機報國，在火車站前方應診。爸爸覺得中醫不夠科學化，媽媽半強迫帶我去看他。他不費勁地把把脈說，「你這女兒，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我母親連連點頭說，「對，對，這孩子先天不足月，小時候長年生病。」他叫我吃他那著名的烏雞白鳳丸，一定強壯。我回去也沒有認真吃多久，身體瘦到只有四十公斤出頭，卻在新年前發現懷孕了，必須找個定居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