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0年代，台灣局勢漸漸穩定。喘息初定的政府開始改善島內生活（雖然反攻大陸的口號喊了多年，少數人也確曾幻想期待了許多年），而鐵路運輸的現代化是最重要的事。日本佔領時期，所有鐵路局中級以上工作都由日本人擔任，他們戰敗遣送回去前，對一萬七千位台籍員工說，台灣鐵路六個月內就會癱瘓。那時火車進出車站仍靠站員揮動紅綠旗，各站之間全靠列車長身手利落地在火車頭噴出的濃煙中接遞臂圈，他們是「看火車」兒童心目中的英雄。局裡下令電務方面研究科學技術設備以取代人力（那時城裡的道路連紅綠燈也不太普及），但是無人知道由何研究起。運務處長陳樹曦是交大畢業。相當驕傲，他對於部下的口頭語是：「你懂嗎？」，提到了西方鐵路有些已用CTC系統，但無人見過。當時大家默默無言散會。
裕昌回到台中後，心中對此念念不忘。中央控制行車制（簡稱CTC）是電訊工程新念，只有在美國可以找到數據。我知道楊俊賢的哥哥在美國教書，也許可以幫我們尋找數據。那時極少人有親友在美國，是今日難以想像的。
我寫信給在台北的俊賢，不知楊大哥能不能幫這個忙？誰知兩、三個月後，一個又大又重的郵包送到我們復興路二十五號的門口，這個包裹開啟了裕昌一生工作的展望。
俊賢寄來的郵包裝著十多本美國鐵路協會出版之《美國鐵路號志之理論及運用》，其中第四章即為CTC的詳細說明及圖表，共一百七十七頁。在靡頁寫著:「謹以此書贈裕昌、邦媛以及思齊侄三週歲紀念。貽烈、俊賢，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八月十四日」
此書得來不易，是美國在二次大戰中發展的新科技，台灣當年無法得知，楊大哥以學術研究之理由購得。
裕昌歡欣鼓舞地翻閱了第一遍，極有興趣，寫了些筆記，為了想深入研究。決定動手譯成中文，可以歸納、綜合，作整體瞭解。他認為我必定會幫他，所以將緒論、新設備目的、工作所需條件等敘述文字交給我中譯，他負責技術說明、電訊線路、操作運轉的重要圖表等。每天下班後。忙完家事，哄睡孩子（二兒思賢十五個月了），我們至少討論一小時譯文，約半年，完成全書一六六頁另加百多幅圖表的中譯。
裕昌去局裡開會，得知局裡已正式向美國鐵路協會購得一套CTC說明。但不知從何著手研究，計劃也無從做起，全部電務主管人員二、三十人都未受過全自動控制號志的教育，甚至連聽也沒聽過。據說戰後日本國鐵在美國佔領軍的協助下裝了一套半自動控車系統。韓戰開始後，台灣得到一些補給的生意，島內物資運往港口的運輸量大增，鐵路局的重要性也大幅提高，急迫需要現代化的設備。
局裡先派裕昌等人去日本，再由陳德年先生率領去美國考察。一九五四年後，以台灣鐵路實際情況開始擬出安裝CTC系統設備的計劃，先由裕昌詳列由彰化至台南（當時仍是單軌）一百四十二公里，二十七個車站的號志機及行車轉轍器的第一期計畫。制部招國際標，由瑞典的易利信(Ericsson)公司得標，自一九五七年開始在彰化動工裝設。動工前一年，鐵路局分批派許多電務員工前往瑞典實習。裕昌所譯的《中央控制行車制》（一九五九年正式出書）原為自己興趣研究的手稿，已被印成簡易手冊，作為工程有關人員必讀。到瑞典驗收待裝的設備時，Ericsson的負責人認為，MrLoh才對此通訊系統之瞭解精確完整，「可以對話」，對台灣鐵路施工及使用有相當信心，雙方合作愉快。
但是，一九五六年的台灣，對瑞典人來說，大約是個完全神秘不可知的落後地區或末開發的亞洲叢林。他們派到台灣鐵路來的工程師Jocobsson先生，在斯德哥爾摩搭飛機到香港轉往台灣之前，在機場與家人告別時，他的母親哭得好似生離死別一樣。他到台中數月後，覺得可以活下去，才把太太接來。他說，用四百個英文字可以跑天下，他太太的英文比他多很多字，到了台中看到我可以用更多的英文幫助他們衣食住行，極為安心。
那時，台中（或者全台灣）的家庭還沒有人用煤氣（或瓦斯），仍是用一種直徑十七、八公分（七、八吋）上面鑿了許多洞通氣的煤餅放在瓦爐子裡煮飯，寬裕一點的人家間以木炭爐燒水煮茶。鐵路局的辦事員給Jocobsson夫婦租了一所新蓋的水泥小洋房，幫他們雇一個「會英文」的女傭，買了必需的傢俱。那時剛剛有三輪車代替黃包車，送他們進新家時，我指給他們看巷口的三輪車「站」，並且把我家地址寫在紙上留給他們，有事可以去我家（那時尚未裝市內電話）。
當天晚上，Jocobsson先生就坐三輪車來敲門，他說蚊子太多了，怎麼能睡覺？女傭說自來水不能喝，燒了一大壺開水太燙不能喝，需要幾個瓶子裝冷開水。我把客房用的蚊帳借給他，再拿幾個乾淨的空米酒瓶給他。
過了兩天，換Jocobsson太太坐三輪車來看我，坐下不久就哭起來，說她丈夫早上去彰化工地上班，很晚才回家，她"terriblyhomesick"。我去找了一隻很漂亮的小貓送去給她，那只剛剛三個月的小狸貓十份可愛，大約很能安慰她的思家之情。我也常去帶她走走，但是台灣和瑞典的文化、氣候差異太大，她可真是舉目無親，半年後仍然回瑞典去了。
鐵路裝CTC的工地在彰化車站，距台中二十份鍾車程，那時公務工程兩用的汽車是裕隆公司最早出品的帆布篷大吉普車。每天早上，裕昌帶Jocobsson先生和副段長陳錫銘先生一起去，晚上再一起回台中。施工後，陳家搬到彰化的鐵路宿舍。星期日，工程亦不停，我和三個兒子常常坐他的蓬車去陳家，最喜歡去彰化調車場閒置的空車廂。陳家小孩兩男兩女與我孩子一起長大，陳太太張瓊霞女士，和我成為共患難的好朋友，五十年來分享了生兒育女、為丈夫擔驚受累的年輕歲月，也一起看到他們凝聚智慧和毅力的工作成果。她帶我們去看她田中祖居，西螺妹妹家，去許多電務同事的家吃拜拜，真正認識台灣的風土人情。
至今弄不明白陰極陽極磁場的我，看著那一批CTC工程人員，不分晨昏接受科技的挑戰，在那些迷魂陣似的電器線路間理出脈絡，登山涉水地架設台灣鐵路現代化的最早聯絡網，分享他們大大小小的失敗與成功，我真感覺榮幸，又似回到抗戰時期，願盡自己所有的後援之力。
一九五九年，工程進入最艱困階段。八月，彰化與台中之間的大肚溪鐵橋被颱風衝垮，大水淹沒了彰化市，CTC的主機房岌岌可危，幸好那晚裕昌在彰化留守趕夜工。八七水災是台灣史上最大台害之一，大肚溪流域一片汪洋，直到第三天早晨，兩岸露出堤岸，有少數搶修工程的隊伍用小木筏來往。
裕昌打電話給我，主機房的問題嚴重，要我把JOcObssOn先生和另一位瑞典人，線路專家AnderssOn，從他們家帶到河邊，有台中電務段的同仁會用小船把他們送到彰化。另外，需買些水瓶、餅乾、電筒、換洗衣服，他們得在彰化住到水退。我必須去辦此事，因為需用英語說明他們將面對的狀況，而且只有我認識河邊接應的人和地點。
那天早晨，我坐著裕隆蓬車，帶著臉上難掩不安的兩位瑞典人到達台中大肚溪岸，在剛泡過水，踩上去仍鬆軟的一小塊臨時「打」出來的土堤上，把他們交給接應人員，望著那小小的木船載著那兩位工程師，在一望驚心的洶湧的黃濁洪水中「跳舞」似地橫劃過洪流，終於到對面一處乾土地上了岸，我第一個要做的事是告訴他們啼哭的妻子，他們已平安渡河了。
第二年（一九六0年）七月二十五日，是台灣鐵路史上極具紀念意義的日子。在盛大的啟用典禮之後，由省主席或是行政院長那一類的大官按鈕，一列火車自彰化站開車，由全亞洲第一座全自動控制行車的號志指揮駛往下一站——六點六公里外的花壇站，火車開到那懸燈結綵的站台時，裕昌回家說，他們的工程夥伴，站在層層官員後面的鐵軌上（站台太窄），全都熱淚盈眶，當天晚上全體喝醉酒。
但是，快樂的日子還不滿一天。第二天早上，總控制房裡的調度人員和工程人員即互相喊叫，所有人的心臟都捏在調度員的手指間;按錯一個鈕就是災禍。而那像銀河星系的控制板是他們一生從未夢過的複雜，火車行進每一里，他們都似在跟著跑。那時候。他們幾乎不回家，回到家，電話立刻追蹤而至，常常聽到裕昌對著牆上的鐵路專用電話喊:「他們怎麼這麼笨!叫他不要亂按，我立刻就來…」然後抓起雨衣衝進蓬車，自己開車往彰化飛奔。那時公路上大約只有他和公路局車，常常有公交車司機伸出頭來問他們是不是不要命了。
那時的我，帶著三個男孩，大的九歲，小的五歲，白天要上課，晚上備課，改作業，活得和陀螺一樣，如果有禱告的時間，只禱告不要撞車，因為汽車和火車似乎都在災禍的邊緣疾駛。
果然，盛大啟用後不久，行車控制已到二水站，因颱風來襲，一年前八七水災沖毀的大肚溪堤防再次崩潰，彰化又泡在洪流中，一片汪洋，鐵路多處沖壞，CTC機器失靈，所有的客貨車全誤點。有一輛軍事專車被迫停在斗六市的石榴站（距彰化四十七公里），那原是專為裝載石渣的小站，災後用水全無，小站在荒郊野外，數百乘客在炎陽之下困了半日，苦不堪言。車上電話催發也動不得，有一位軍官說再不開車。就用大炮轟調度室。但是，一切仍以安全為重，到黃昏才得進目的地潭子站。
在天災巨大的摧毀力之下，長期不分晝夜活在緊張狀態中的工程與調度人員。漸漸產生了患難柑共的情誼，互相支持，二十四小時輪流當班。盡量解決問題，雖極辛苦，都以能參與此項劃時代的革新工作為榮。但是，水災後四個月，當一切漸「上軌道」時，突然發生人為災禍;兩列貨車在濁水溪橋上追撞，後列的火車頭傾倒在大橋的衍樑上，拖吊搶修極為困難，而且追撞的第二天原定全面行車改點，新時刻表已印發。據當年調度員蔡仁輝先生在他《閒話台鐵五十年》一書中回憶說:「這時所有與CTC有關係的人「都進了一場可怕的夢境裡」。列車運作失常，可說是壞到極點，工作人員的「罪過」真難想像，這裡可拿一句話來說，是空前絕後（願不再發生）。」
在鐵路幾乎是唯一大量運輸工具的時代，車站上貨物堆積如山，貨車和客車同樣重要。淹水後又逢調整班次，CTC總機無法「自動」時，就得退回舊制用人工指揮，貨車停在中間站等候的時間往往比行走的時間還長。彰化的總調度室有二十四個車站，五十八座「站場繼電室」的電話揚聲器，這些時日中，工程檢修人員，車站，列車的人都在嗓門比賽，調度室輪班四小時下來，人人聲嘶力竭，七厘散（潤喉中藥）不離身，回家休息。有時夢囈呼叫，令家人惶恐。那時那一批人幾乎沒有家庭生活，總局最初反對改革的人也認為電務部門自不量力，讓大家丟臉。報紙上（幸好尚無電視）每天責備，冷嘲熱諷，有一張漫畫上畫一位乘客，下車打著雨傘走路，比火車早到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