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鐵路局突然調派裕昌前往台北總管理處，參加國家十大建設，鐵路電氣化計劃工作。第二年，我們離開居住了十七年的台中，搬到台北。兩個讀高中的兒子必須參加轉學考試，小兒子剛由小學畢業，面臨競爭激烈的台北初中入學考試。
自此到一九七九年，裕昌全副精神投注在電化工程上。鐵路全面現代化，不燒煤不冒煙的火車將在通了電的軌道上飛馳!那是政府監督，全國百姓矚目之事。剛剛進入所有家庭的電視，每天幾乎都要報告它的進度，身為工程負責人的他，常常也必須在現場說清楚——那些年，他和他的家庭過的日子也並不容易!職務頭銜由電務處長到總工程司，到副局長，只是配合工作的名稱而已。三萬員工的鐵路局是有老傳統的「衙門」，階級森嚴，不到層級，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我認為是個極不溫暖的地方）。但是，裕昌生性淡泊，沒有征逐名利的興趣，這麼大的工程由他執行，是對他能力的肯定。他在一場又一場的線路、圖表、系統中全神貫注地使用精緻細密的思考，看著它們一站又一站地施工成為實體。看到火車在新的軌道上行駛，他所得到的滿足就是最大的報償了。自一九五0年代的中央行車控制號志工程到電化鐵路，可以說是一個工程師轟轟烈烈的日子。
但是想不到在這最忙碌的時候，情報機構的「兩路案」竟延燒過來。
據我個人僅知，「兩路案」是調查局一九七0到一九八0年間，兩岸隔絕時期，對公路局和鐵路局一些高級技術人員的審訊。起因於台灣榮民工程處在泰國和印度尼西亞修公路時，有幾位工程人員寫信給在大陸家鄉的家人，致使大陸交通界對台灣工程師喊話，召喚他們回歸祖國服務，遂引起有關單位懷疑他們對國家的「忠貞度」;被拘捕、審訊、判刑的全是一九四六年與裕昌同船來台的運輸人員訓練班同學，大約四十餘人。當時電化工程正在緊鑼密鼓的施工階段，繼任的鐵路局長董萍至警備總部力保他毫無牽連可能，並言現階段無法失去執行負責人。調查局同意讓裕昌先詳細寫來台後行蹤、工作、家庭、交往的自白書繳上後再議。
我記得那幾個星期，眼睜睜地看著他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回家，晚上在餐桌上寫至午夜。最初的十四頁自白書繳去後，又受命再補資料……。他少年曾患中耳炎症，在憂勞過度、睡眠不足情況下復發。白天只能到鐵路醫院打消炎針，實在沒有時間進一步治療。一九七九年，電氣化鐵路現代化工程輝煌地完成，通車典禮標示著十大建設的大成功。他獲頒五等景星勳章，且被聘為國家建設研究會研究員。但他的耳朵卻只剩下一半聽力，勉力完成北回和南回鐵路的擴建工程，看到台北到花蓮直接通車，但是他已聽不見那美麗的海岸海濤擊岸的聲音。一九八五年退休的時候聽力只剩十份之一、二。他與我有事相談時也多半靠筆寫，退休後不易與人交往，淡泊之外，更加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