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王德威邀我參加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台灣現代華語文學」(MOdernChineSeLiteratUrefromTaiWan)英譯計劃,由他、馬悅然和我組成編輯委員會,計劃資助者是台灣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這是我今生最後一次意外的驚喜,一個完成心願的良機。這個合作在文化意義之外,尚有一層層的公私緣份。
王德威在一九七六年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後"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修得比較文學博士,一九八七年已在哈佛大學東亞系任教,蘭熙和我邀他作筆會英文季刊的顧問。他經常回台灣省親,參加文學會議,對台灣文學的論評幅度相當深廣,也有相當影響。
一九九0年他轉往哥倫比亞大學任丁龍講座,且獲聘為哥大出版社咨詢委員,並受委託推行蔣氏基金會推動的台灣文學英譯計劃。他邀我合作至今,目前出版作品有三十本。即將出版的尚有張貴興《猴杯》、朱天心《古都》、駱以軍《月球姓氏》、蔡素芬《鹽田兒女》、吳繼文《天河撩亂》等。以下列出由我和王德威主編出版的作品: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
鄭清文《三腳馬》
朱天文《荒人手記》
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
張大春《野孩子》
奚密、馬悅然主編《台灣現代詩選》
李喬《寒夜》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
張系國《城三部曲》
李永平《吉陵春秋》
施叔青《香港三部曲》
陶忘機主編《原住民文學》
齊邦媛、王德威編《最後的黃埔》
平路《行道天涯》
吳濁流《亞細亞孤兒》
一九八九年,王德威回台安葬父親,葬禮後不久,我家世交梁肅戎先生問我:
「你知道他是王鏡仁先生的兒子嗎?」我聽了驚愕良久,真是悲欣百感交集。當時我父親剛逝世兩年,他生前一切,我記憶猶新。他來到台灣後已一無所有,肯幫助他保住《時與潮》一線香火的都是雪中送炭的朋友,讓我終身感激。
王鏡仁先生在日軍盤據東北期間,任吉林長嶺縣教育局長,暗中參加抗日地下工作,支持由我父親負責的革命活動,充滿了愛國心和正義感。誰知抗日戰爭勝利後,國際和國內政策失誤,東北首先落入中共之手,輾轉萬里,孤身來到台灣,家國俱失,何等悲槍!來台初期,由革命同志石堅先生推薦,加入在台復刊的《時與潮》社,擔任撰述編輯,後亦曾負責社務。一九五0年代後期至七0年代,義助我父親維持週刊發行十餘年,不僅不支薪水,且隨時因鼓吹政治思想自由,面臨政治不正確的牢獄之災。曾經是抗戰八年重慶最有份量的國際政治評論的《時與潮》雜誌,經常瀕於倒閉邊緣,被數度勒令停刊,但期滿又出刊,屢仆屢起。最後一次出版一百五十三期,竟得官方一百五十二個警告,終至休刊!那十多年間,在台北由許昌街至遷至錦西街租來的斗室中,不顧外面的風雨飄搖,分享難以實現的文人理想與抱負,需要多大的勇氣!鏡仁叔的道義與風骨令我感激欽佩。他們老兄弟若能在天上重聚,當會欣慰看到德威與我接續兩代的文字緣。
十年間我們用紙筆通信。在進步到傳真機的時候,第一封傳給德威的信,是一九九八年農曆除夕寫的:「寒流正一波波襲來,窗外鞭炮聲也比往年少些,據雲不景氣,凡事蕭條……。」此信系為李喬《寒夜》英譯出版而寫。當時哥倫比亞大學請一位審稿人,認為《寒夜》對世界文學研究很有價值,但對一般英語讀者或許「不甚有趣」。我說,若有價值,就值得這個計劃出版,從《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殺夫》的角度,《寒夜》和《亞細亞孤兒》等,當然「無趣」,但是今年英、美兩大獎得主,阿蘭達蒂。洛伊《微物之神》和查爾斯。佛雷澤《冷山》也不甚有趣。就台灣文學的發展來說,《寒夜》、《三腳馬》和《千江有水千江月》這些長篇是我們所愛的。後來我在一個國際研討會場發言時提到此點,有一位美國學者回應:「你說,deartous,但是世界上有許多不同的『我們』啊!」
十年後重讀當年信件,想到德威與我為選書、譯稿、出版的種種奮鬥,真可說是一種革命情懷。德威的母親姜允中女士,早年在瀋陽加人當地的道德會,以婦女識字班、技藝班、幼兒園等社會服務為終身事業。當年的道德會,有宗教的胸懷而無宗教的形式,也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以最貼近民情的素樸方式,在閉塞的北國家鄉,幫助了無數的婦女走出愚昧悲慘的命運,從東北到台灣,始終在辦這些事業。德威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台北,由一個「找一個角落坐下就可以讀書」的童子長大,成為真正的學者,也極為樂於助人,不僅是與生俱來的血脈繼承,也是與生俱來的人生態度。我們對台灣文學的共同態度是奉獻,是感情,是在「你愛不愛台灣」成為政治口號之前。很幸運的是,哥倫比亞大學存在一天,出版社即能永續經營,我們的這套書亦能長存。後世子孫海外讀此,對根源之地或可有真實的認識,德威與我這些年的努力也該有些永恆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