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一稿
1997年5月二稿
高喬人贏了；
勝利是他們的，
這些野蠻人……
——博爾赫斯《猜測的詩》
1986年嚴冬——如果以博爾赫斯的生平做參照的話，就是他去世不到半年的時候，我在上海周莊寫了第一篇像樣的小說《變調》，標題是撿來的，寫的倒都是自己的感受，青春的苦悶，利比多的作怪，為賦新詞強說的愁。諸如此類。小說到一年多後才發在《崑崙》雜誌上（1988年第一期，該雜誌於1997年停刊），這也是我的處女作。小說發表後不久，我收到了中學語文老師的一封信，高度讚賞了我，封我為「母校歷史上的第一個作家」。老師姓駱，年輕時寫過詩，一度當過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是我們家鄉出名的人物。我本算不上他鍾愛的學生，我們的交情更多的是建立在我離校後，尤其寫小說後，也許是我的文學熱情喚醒了他已逝的夢想。在以後日益緊湊的交往中，他間接、直接地對我有過這樣的教誨：文學與政治之間沒有可以溝通的「明路」和「暗道」，我既然想當作家就必須遠離政治，否則「你在編織別人不幸的同時，也將給自己帶來不幸」。
這個出自中學老師之口的簡單道理，似乎並沒有被智識淵博的博爾赫斯所懂得，他與庇隆——庇隆政權——之間有始無終的糾纏，無疑給他帶來了巨大的不幸。這不幸首先是體現出他在政治上驚人的無能和任性，然後是他的作品失去了一大批具有「政治頭腦」的崇拜者，而最終導致了諾貝爾文學獎與這位文學大師擦肩而過。如果時間真的像博爾赫斯說的一樣，是「循環交叉的」，那麼有一天當博爾赫斯再度開始他燦爛的文學生涯時，請他記住我中學老師的教誨也許是很有必要的。那樣的話，我們或許會看到一個更加完美、更加幸福的博爾赫斯。當然，這樣的話，下面這樣的詩句我們也就看不到了──
我犯下了人類所能犯的
最深重的罪孽：
我從不感到幸福
打住！我不止一次地發現，只要我們套用博爾赫斯的邏輯推理，所有的事情都會變得荒誕、混亂、虛妄、無聊，將我們可憐的心智變得更加可憐。這就是博爾赫斯的神奇：一切都彷彿置身於迷宮中，又像是在夢中。
庇隆是個什麼人？
他一度像博爾赫斯尊敬的祖父一樣，「是個戴上校軍銜的軍官」。和博氏祖父不一樣的是，這位上校軍官具有強烈的政治熱情和靈敏的政治頭腦。和當時掌握阿根廷政權的自由主義者和知識分子相比，庇隆也是不一樣的，他滿臉笑容，收音機裡的聲音十分友好動聽，朝後梳的頭髮烏黑發亮，身邊還時常站著一個頭髮金色的漂亮女人——她就是庇隆後來的妻子愛娃。正是靠著這些騙人的紳士風度和一些「懸空的承諾」，庇隆獲得了成千上萬的支持者。四十年代初，他利用阿根廷民主政治的失敗和歷屆政府的軟弱，成功地在政府中鞏固了他的地位和勢力。不過，在博爾赫斯看來，有地位也好，勢力大也罷，他充其量只是個「外省的暴發戶」，是個「野蠻的高喬人」，是「阿根廷的噩夢」。1943年，眼看著這個「服飾講究、權欲熏天的軍閥」在政府中屢屢得勢，日漸坐大的樣子，博爾赫斯似乎預見到了阿根廷的未來，並把他的預見寫成一首詩公佈於眾。這首詩題名為《猜測的詩》，這樣寫道──
高喬人贏了；
勝利是他們的，
這些野蠻人……
當時博爾赫斯雖然已經寫出像《小徑分岔的花園》這樣很多後來享譽全球的小說，但他的名氣遠沒有後來那麼大，更多的只是在圈內。可以肯定，當時庇隆並不知道博爾赫斯這個人，但是通過這首《猜測的詩》，他不可能不知道了。一個詩人或小說家，對一個「野蠻人」來說是難以記住的，但是對一個謾罵他的人，一個已經預見到他即將得勢卻又公然蔑視他的人，他又怎麼可能記不住呢？忘恩記仇可是野蠻人的本性。不用說，正是這首藝術上並不見長的《猜測的詩》——「政治的詩」，博爾赫斯把自己輕率地推到了庇隆面前，同時也推上了「政治舞台」。這會給博爾赫斯帶來什麼？博爾赫斯在猜測阿根廷未來政局的同時，對自己未來的命運也作了猜測——
在這黑夜的鏡子裡，
我追上了我
那張無可懷疑的臉。
我踩上了尋找我的長矛的陰影。
我死亡的嘲弄，騎兵，鬃毛，
戰馬……向我逼近
堅硬的矛刺穿我的胸膛
鋒利的刀割斷我的喉嚨
不論是對庇隆，還是對自己，博爾赫斯的猜測都是十分準確的。1944年，47歲的庇隆出任阿根廷副總統，兩年後又順利當選總統。1946年6月，庇隆就職總統後兩個月，博爾赫斯失去了米格爾·卡內圖書館的公職。失去就失去，問題是失去的同時庇隆政府又專門給他安排了另一份新的公職：科瓦多街雞兔市場檢查員。別說明眼人看得出來，就是一個瞎子摸也摸得出來，讓深度近視、手無縛雞之力的博爾赫斯去做這份工作是荒唐的，也是惡毒的。對此，博爾赫斯除了拒絕，別無選擇。當然，借詩發發牢騷是免不了的：
那個不知名的冷酷無情的神
把恰如其分的工具給了他選中的人：
把黑暗的牆壁給了彌爾頓，
把流浪和遺忘給了塞萬提斯。
記憶中得以延緩的東西歸於他
歸於我們的是渣滓。
如果說當初博爾赫斯作《猜測的詩》抨擊庇隆顯得過於任性和政治上的幼稚，那麼現在庇隆如此明目張膽又惡毒地回擊博爾赫斯，同樣顯得過於任性而缺乏政治風度。畢竟，博爾赫斯從本質上說只是一個文人，從客觀上說這個文人在阿根廷作家圈內不是沒有一點影響力的。庇隆對博爾赫斯甩出的惡毒的「最初一擊」，非但在相當一部分作家圈內失卻了信譽，而且也預示著以後他當政期間將始終有一個叫人頭痛的聲音陪伴著他。這個聲音很快就在一次宴會上放開了喉嚨──
獨裁扶植了壓迫、奴役、殘暴，更可恨的是扶植了愚昧……一對曾經偷偷摸摸性交的男人和女人，如今雖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性交，卻又在偷偷摸摸地幹著國家大事……今天的阿根廷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屈辱、黑暗……
作為博爾赫斯的老朋友，《南方》雜誌沒什麼猶豫地刊登了這篇幾乎毫無顧忌的發言稿。庇隆深感頭痛，但對一個已經失去公職的無業人士，他似乎也想不出什麼辦法治理他。這下博爾赫斯嘗到了甜頭，膽子變得更大。1947年，博爾赫斯和比奧爾合作編著《怪物的狂宴》，對庇隆政權進行了露骨的譏諷，以致當時阿根廷沒有一家刊物膽敢刊發，包括一向支持博爾赫斯的《南方》雜誌。莫內加爾一直是博爾赫斯忠誠的支持者，據說當他看過此作後，「深感博爾赫斯憎恨庇隆的程度已近於歇斯底里」。有人指出，在這篇文章裡博爾赫斯對庇隆和他的政權的發難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有些說法更近乎猜想，還有一些甚至是「他作為一個小說家憑空編造的」。這篇文章當時沒有發表出來，應該說對博爾赫斯不是一件壞事。因為如果這些猜測坐實，博爾赫斯無疑要背負起光天化日利用文學之稟賦為政治站隊提供便利的惡名。但是，發不發表都說明博爾赫斯對庇隆和庇隆政權的憎恨已經從開始的無意變成了刻意，從模糊變成了清晰，從而變成了一種個人化的情緒和努力。他也許以為通過自己的一些努力會把庇隆扳倒，所以不願罷手，甚至有意團結部分作家，指望「人多力量大」。
這當然是十分幼稚的。事實上，從他公開反對庇隆起，這位「口吃的、膽小的作家」在面臨政治壓力的同時，也面臨了諸多意想不到的非政治的壓力。昔日好友薩瓦多，因為實在忍受不了他對庇隆的固執和任性，終於與他分道揚鑣；忠誠的支持者莫內爾加，因為常常感到無所適從，禁不住也發出這樣感歎——
如果允許我選擇，我更願意跟他的作品在一起。
令博爾赫斯羞怒的是，他72歲高齡的母親萊昂諾爾和妹妹諾拉也受到了「天大的污辱」：因為一個平常的在大街上的「駐足圍觀」，諾拉被關進了布恩帕斯婦女監獄的妓女牢房，萊昂諾爾被判處在本宅軟禁一個月。等等這一切，不可能不影響博爾赫斯正常的心情。他的心情怎麼樣呢？對此，埃斯特拉·坎托最有發言權，因為當時博爾赫斯正在和她「談情說愛」。埃斯特拉說——
他當時的心情糟透了……有一陣子，他提出想跟我結婚，也許是以為結婚會改變他目前的現狀。可我怎麼可能跟他結婚呢？至少目前，我無法把他看作我的丈夫……我不是害怕嫁給他，而是無需嫁給他——我嫁給他毫無意義……
埃斯特拉說的有些躲閃和隱晦，但博爾赫斯的心理醫生米格爾·科恩·米勒不準備躲閃，他在日記中會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隱晦的背後是什麼真相——
那時候，我在五月廣場附近有一家診所，有一天，佩羅把博爾赫斯帶來，說希望我幫助他「克服膽怯」。後來，我發現他真正需要克服的是「性無能」……所有男人一旦面臨這種事，總會變得十分膽怯的……有一點可以肯定，博爾赫斯的「性無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主要是由於情緒焦慮和一些外在因素引起的……
我想，科恩·米勒告訴我們的已經是一種極限的東西，它說明博爾赫斯當時的狀況確實是很不好……簡直糟糕透了！這當中，庇隆即使負不了全責，起碼要負一半的責任。事實上，庇隆讓博爾赫斯受的屈辱遠比我們知道的多，甚至比我們想的還要多。這一點，我們從庇隆下台後，新政府一下給他兩個公職上也可以看出來。
應該說，幸虧庇隆執政命數不長，否則博爾赫斯會怎麼打發餘生，這是現在的我們，包括當時的博爾赫斯，都是難以「猜測」的。
西方有一種理論，說一個人身上的善和惡是平衡的，一個人一生受到的光榮和屈辱也是相等的。且不說這理論正確與否，起碼博爾赫斯為庇隆所受的屈辱，除了他自己銘刻在心外，新政府也沒有忘記。1955年，庇隆政權垮台，新政府一下補償性地給博爾赫斯兩份美差。兩個差使都是博爾赫斯喜歡又擅長的：一個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文學教師，另一個是阿根廷國立圖書館館長。前者容他授業和釋放，使胸中丘壑有所出，後者供他汲取和烘焙，使學識令名有所養，似乎考慮周全，異常完美。它們紛至沓來，弄得他一時有種「多得接受不了、盛不下」的感覺。尤其是後者，不論是恰到好處的工作內容，還是強烈的榮譽形式，都具有極大的補償意義。以榮譽而言，這也是博爾赫斯一生在他自己的國度裡得到的最大榮譽。博爾赫斯在回憶那一天——1955年10月的一天，赴玫瑰宮站在阿根廷代理總統面前接受任命時這樣說道：真有意思，玫瑰宮裡見不到獨裁者了，我平生第一次和共和國總統握手，像是一場夢……遺憾的是，當時博爾赫斯的雙目已經基本失明，為此他在自傳裡這樣寫道：上帝賜給我80萬冊書籍，同時也使我失去光明，這真是妙不可言的嘲弄。
博爾赫斯一再申明，到國立圖書館當館長不是他的愛好，更不是他謀求的結果。我們可以完全相信他說的是真話，但是當不當這個館長對博爾赫斯是截然不一樣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博爾赫斯後來的一切——走出布宜諾斯艾利斯，走出阿根廷，走向世界，享譽全球，名震四海等等，所有的幸運和光榮，都是跟他當這個館長分不開的。說來彷彿難以置信，雖然博爾赫斯大部分作品，包括那些至今被世界文學頂禮膜拜的佳篇美作，都是在當館長之前創作並發表的，但是就影響而言，主要集中在「內部」，在他平時交往的狹小的圈內，幾乎連阿根廷的本土評論家也很少關注他，「表示敬意」的更是寥寥無幾。一個平時並不引人注目的人，猛然成為阿根廷國立圖書館館長，這本身就是一則新聞，加上部分政治因素，博爾赫斯幾乎在一夜間成了社會名流，成了焦點人物。就像旮旯裡釀了多年的好酒，突然在名流雲集的派對上被人拍掉泥封，瞬間酒香四溢，征服全場。從那以後，他的名字和形象頻頻出現在新聞媒體上，這時候他自己想默默無名都困難了，誰要想忽視他同樣也不容易。就這樣，博爾赫斯從沙龍中走了出來，走向了社會大眾，走上了觀禮台。
一個空洞的人站在舞台上會顯得更加空洞。博爾赫斯顯然不是這種人，他是個神秘的人，喜歡沙漏、地圖、迷宮、18世紀版式的書籍、玫瑰色的街牆；他是個怪誕的人，他用休謨、貝克萊、叔本華、赫拉克利特等哲學家的頭腦思考問題，並做詩，寫小說——利用哲學問題來進行文學創作的，他不是第一個，但卻是最好的一個；他是個多情的人，但他的感情很少甚至可以說是從未得到過回報，他用讀書和寫作來驅散因此而來的痛苦，他覺得很幸福；他是個盲人，但他讀的書比誰都多，而且到死都還在不停地買書、讀書、寫書；他不是個國家主義者，他不以阿根廷為光榮，但阿根廷為他感到光榮……總而言之，博爾赫斯就像一件稀罕的古董，一旦捧到手上，沒有人不會發出驚歎聲的。這樣一個人，一旦被「曝光」，站在舞台上，聚光燈下，他就會變得很高大，走得很遙遠。
如果說以前博爾赫斯是個耕耘的人，苦悶的人，那麼1955年庇隆下台後，他的命運發生了轉機，他開始變成一個收穫的人，幸福的人。促使他命運發生轉變的因素裡面，有一個暗藏的機關，就是新政府為補償他以前在庇隆手上付出的屈辱而授予的這頂國立圖書館館長的「禮帽」。這頂帽子會神奇地演化出那麼多「魔法」，這即使連睿智的博爾赫斯自己也是萬萬沒有想到的，庇隆和美人愛娃就更不可能想到了。要說想到的是我們的老祖宗，早已有言在先：禍兮，福之所伏。
請不要過早為博爾赫斯擊掌鳴好，所謂「禍兮，福之所伏」只是半句話，還有半句話：福兮，禍之所倚，對博爾赫斯一樣是靈驗的。我們來看看，博爾赫斯在大喜之時又面臨著何等的禍水？
禍水還是源自他由於「庇隆情結」而蓄就、糾結的個人化的政治熱情。出了名的博爾赫斯有機會四處走一走，而且走到哪裡說到哪裡。也許是失明的緣故，或者是見得多了，此時的博爾赫斯不再對講台膽怯，甚至連口吃的毛病也好了。總之，他現在口才變得很好，眾所公認的好，到哪裡演講台下都是滿噹噹的，說什麼都令人叫好。問題是誰也不敢保證，他台下坐的都是純粹的文人、學者，有時候因為個別人別有用心的操度，「容易上當受騙」的博爾赫斯常常會在不知不覺間把一堂精妙絕倫的「文學課」演變成了一場捉襟見肘的「政治課」——
我一向信奉民主，但現在不了。
我認為阿根廷在今後50年或者也許是100年應該進行選舉。不過現在我們對那種事情還有準備。當共產主義已經潛入我們所有的鄰國時，我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現在不是，也從來不是有人以前所謂的道德說教者或者寓言作家，或者如今所謂的「任務作家」……我是個保守黨成員，那本身就是懷疑主義的一種形式，從來沒有誰把我指認為共產黨人、民族主義者、反猶分子、小魔王比利或者獨裁者羅薩斯的追隨者。我相信，有朝一日我們應該沒有政府……
我相信革命，並且一直耐心地在等它到來。革命不會有政治領袖，不會有宣傳口號和旗號……人們談起新的什麼革命時，我總是問道：「你們打不打旗號？」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就知道那不是我擁護的革命……
說真的，談談文學博爾赫斯是一把好手，但要說政治他簡直叫人擔心。儘管萊昂諾爾（他母親），包括博爾赫斯自己都想遠離政治，但總是一不小心老毛病又犯了。無法擺脫政治，這幾乎成了他晚年的一個頑疾，一個無法驅趕的惡病。博爾赫斯這麼智慧又灑脫的人，一個以想像為生的文人，為什麼獨獨在「這個問題」上老是糾纏不清，簡直不可救藥？
根源還是在庇隆頭上！
庇隆的下台並不意味著他死亡，更不意味著他眾多追隨者已經煙消雲散。從某種意義上說，庇隆和博爾赫斯一樣，不是個認輸的人，也和博爾赫斯一樣擁有大批追隨他的人。他在流亡國外期間——漫長的18年，他和他的追隨者們從沒有放棄「東山再起」的雄心，而且隨時都可能東山再起。這一點博爾赫斯是看明白了的，同時博爾赫斯還明白一點就是：只要是支持庇隆再起的，他就反對，反之他就擁護。這種鮮明的政治立場難免顯得簡單化，也難免容易被人利用和責難。為此，他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
作為一個作家，最高的獎賞無疑是拿回諾貝爾文學獎，從文學意義上說，博爾赫斯獲此殊榮是眾望所歸。1970年10月，意大利的《晚郵報》為當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問題作了一項全球性的調查，結果表明博爾赫斯的得票數「雄居榜首」。以往《晚郵報》的預測總是「十猜九中」。換句話也可以說，《晚郵報》的調查結果表明，博爾赫斯離這個世界最高文學獎只差一步之遙了。正當人們信心滿滿地準備喝博爾赫斯的歡慶酒時，瑞典文學院公佈了獲獎人名：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
為什麼不是博爾赫斯？一時間大報小報反應強烈，並做出了種種猜測，最終都集中到一點上：瑞典文學院無法接受拉奴塞政權——這是一個比庇隆更拙劣的獨裁者，更不能接受博爾赫斯「一頭扎進與極端反動政權合作的」立場。
如果博爾赫斯以此為戒，從此把他那張並不叫人心悅誠服的「政治嘴臉」收藏起來，那麼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對他來說還是機會多多的。但任性的博爾赫斯會嗎？
不會。
庇隆也不會。
1973年9月，庇隆以60％的得票再次當選總統，博爾赫斯不會無動於衷。就在庇隆再度入駐玫瑰宮後的沒幾天，博爾赫斯便「爽快地」接受了《新聞週刊》採訪，並侃侃談起來：庇隆是個二流角色，他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他死去的話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他對國家沒有影響……談起瑪麗亞·庇隆（著名的愛娃去世後，庇隆娶她為妻），博爾赫斯尤其刻薄，連同愛娃的亡靈一塊嘲諷道：跟他前妻一樣，也是個賣笑的，而且還低一個檔次——可憐的東西！第一個死了，當然應該找個替代的——找個賣笑的替代太容易了……
記者問他是否感覺到新政府的威脅時，他的回答強硬中又藏有機智——
沒有。絲毫沒有。首先我和這個我不信任的政府沒有接觸，其次，他們知道如果傷害我會引起國際反應的，他們不會這麼蠢，給自己找麻煩；再說，我幫了他們忙，我使世界更關注阿根廷。我自己辭去圖書館的職務也是幫了他們忙，免得他們為了撤我職而犯難——我認為辭職的做法很體面……
也許是上次教訓的結果，這次博爾赫斯在庇隆上台之前，就主動辭去了館長職務。這倒是個聰明的做法，起碼庇隆不可能再對他搞什麼「雞兔事件」了。但是威脅是少不了的，有一次他98歲的母親接到一個電話，說要馬上過來「宰了她」。老人家把詳細的地址告訴對方，並且叫他趕緊過來，她等著呢。對一個快一百歲的老人說，死顯然是沒有威懾力的。不過，還有一次倒是很有威懾力，有人在他們家門口放了一枚足以炸死全家人的炸彈，幸虧沒有引爆就給排除掉了。
只要博爾赫斯不閉嘴，類似的事情絕不會少。好在庇隆福澤有限，不到兩年就歸了天，而伊莎貝爾·庇隆又不爭氣，轉眼間被人奪了政權。這下博爾赫斯很是慶幸，慶幸的方式是對新政府表示「熱烈又公開的歡迎」。當新政府領袖魏地拉將軍對他發出共進午餐的邀請後，博爾赫斯絲毫沒想到應該拒絕，而且事後還要錯上加錯地對外宣佈魏地拉的軍政府有「紳士風度」。其實，當時稍有點頭腦的人看得很清楚，魏地拉是個比庇隆還要禍國殃民的貨色，博爾赫斯公開支持他完全是一種弱智的表現，無異於是等人來詆毀他自己。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是一句政治上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顯然博爾赫斯不慎信奉了這句話。
這還不夠，更弱智的事情還在後面。這一年歲末之時，博爾赫斯居然荒唐透頂地趕去智利會見皮諾切特將軍，並接受了貝爾納多·奧希金斯十字大勳章。如果說以前博爾赫斯犯的「政治毛病」都可以原諒，那麼這一次是絕對不可原諒的，事後確實也沒人原諒他。在馬德里，《拉丁美洲札記》雜誌幾乎當即做出反應，取消原已編輯好的一期「博爾赫斯專集」。有的地方甚至當眾燒燬博爾赫斯書籍，至於明的暗的批評謾罵就無法說清了。關鍵是斯德哥爾摩，幾乎就是從此「下定決心」不再把諾貝爾的榮譽授給「這個愚蠢透頂的政治小丑」。事實也是如此，博爾赫斯至死也沒有機會站在瑞典文學院的領獎台上。為此，博爾赫斯曾這樣說道——
獲獎總的說只可用來滿足虛榮心；既然是為了滿足虛榮心，那麼獲不獲又有什麼區別呢？
不，這是辯解，是安慰，是想掩飾自己過錯的辯解，是自欺欺人的安慰。在這件事情上，博爾赫斯太不尊重全世界那麼多敬仰他的人了。就我個人而言，我一直對博爾赫斯沒有得到諾貝爾獎耿耿於懷。不用說，這是20世紀文學最巨大的遺憾，是用什麼都無法辯解、無法安慰的遺憾。我認為，之所以造成這個遺憾，博爾赫斯要負主要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由於他過分厭倦庇隆政權而犯下了眾多明顯的政治問題，以致瑞典文學院跟著也犯下了歷史性的錯誤：一頂最高大的文學禮帽未能戴在一個最偉大的作家頭上。從這個意義上說，博爾赫斯和庇隆的鬥爭，博爾赫斯從來就沒有贏過，即使庇隆死了，政權跨了，他還是輸家——一個連同瑞典文學院和整個20世紀文學都輸掉的輸家。
2001年2月28日
補記：
本文寫作中，引用或參考以下著作：《博爾赫斯·書鏡中人》，詹姆斯·伍德爾著，王純譯；博爾赫斯小說詩文選《巴比倫彩票》，王永年譯；《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集》，王央樂譯；《博爾赫斯八十憶舊》，西川譯。等等。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