Ａ．偏執麥家顯然是個偏執狂。這方面最有力的證據是，關於一個神秘的天才數學家的故事，他慢慢地寫了十多年。其間，祖國各項事業都在飛速發展，從沒有酒吧到酒吧遍地，從沒有小資到小資成堆，總之無數事物都從無到有，麥家也從沒有太太到有了太太，從沒有兒子到有了兒子，人事變遷，塵俗擾攘，但那個故事一直在，麥家讓它年復一年地成長，成為短篇，成為中篇，再成為長篇《解密》２。英特爾的前老闆格羅夫有名言：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我認為此話不對，事實是，只有變色龍才能生存。我們都是堂·璜，我們有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我們要以最小的代價博取最大的勝利，我們丟棄、遺忘，我們是如此「年輕」，以至沒有什麼能把我們留在一個地方。因此，麥家才顯得偏執，這不僅指他把一個故事講了十多年，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種堅定的世界觀，他的目光貫注於一個角度上，從不游移。Ｂ．正果麥家生活在成都。我已經十幾年沒去成都了，在我的想像中，那座城市散發著夢幻的氣息，那是凡俗與超凡脫俗，紅塵滾滾又遍地月光。在這俗世的歡愉和虛妄中，麥家出沒於成都街頭，他深入地想像另一個城市，想像熱情而頹廢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於是，我們就看見了博爾赫斯，這盲瞽病弱的老人，他夢想著刀子、血、華麗的暴力，也夢想著清晰、繁複、玻璃和理性般堅脆硬朗的混亂和瘋狂。博爾赫斯在遙遠的中國有大批追隨者，他們曾經構成近似於「烏克巴爾」的神秘群體，從上世紀８０年代後期到９０年代中期，他們把詭詐的敘述、對形而上學的愛好以及語言的厭食症等種種奇異風俗帶進了中國文學。麥家無疑是「烏克巴爾」的成員，而且是其中最堅定、最耐心、最能把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成員，他通過《解密》修成正果。「正果」的意思有三：其一是，在《解密》中，博爾赫斯式的世界觀充分地轉化為中國經驗，它不再是外來的偏僻異教，而是對本土歷史和生活的一種獨特想像。於是，有了其二，這種想像對應著中國現代思想中那個缺失的、或者晦暗不明的區域——科學的邊界在哪裡？知識的邊界在哪裡？理性的邊界在哪裡？如果說，此前的博爾赫斯式的玄想不過是無根之談，那麼《解密》卻是有「根」的，它的根深深地紮在我們現代思想的簡陋和天真之中，它從中汲取了充分的養料：混合著浮士德式的瘋狂和英雄氣概的汁液，邪惡而絢爛。那麼其三，麥家所長期堅持的角度，是出於天性，出於一種智力和趣味上的偏嗜，但同時，在這條逼仄的路上走下去，麥家終於從意想不到的角度，像一個偷襲者，出現在他所處的時代。Ｃ．寫作我記不清和麥家第一次見面是在什麼時間，２００２年？應該是的。但是由於此前我們已經有了很長的交往，初次見面倒像是無關緊要的儀式，而且那天好像有很多人，鬧鬧哄哄，正忙著打躬作揖。事實上，直到現在，我對寫作之外的麥家瞭解非常有限，寫《麥家其人其文》這樣的文章，最恰當的人選應該是何大草，他們同在成都，交往密切，在那個盛產詩人和美女的城市，該二人自成一類。但是，話又說回來，一個作家在他的寫作之外是什麼樣子其實無關緊要。這不是在談論一個批評理論問題：是不是應該從其人認識其文；我所想的是，在中國習慣中，人與文的問題常常被擺成犄角之勢，深通此道的作者和論者熱中於讓這兩者相互支援，互張聲勢。這是一種謬誤，而且是更為普遍的謬誤的一部分：我們不能理解人類生活中的諸種價值各有其方向和邊界，不能理解在諸種價值之間存在邏輯上和經驗上的衝突和分歧，比如美和善不是一回事，自由和平等不是一回事，同樣，談論一個人和談論一個作家也必須施用不同的價值尺度。我們喜歡把不是一回事的搞成一回事，結果呢？我們不能把任何一件事真正看清、真正做好。——這是題外話，現在還是談麥家。我所瞭解的僅僅是寫作中的麥家，有時我們會在電話裡談很長時間，這種關於寫作的交談使我意識到，偏執狂是軟弱的，很少有人像麥家那樣敏感地經受著自我懷疑的磨礪，他在這方面非常接近於《解密》中的容金珍：求解一個答案的過程證明著人的強大和人的渺小。當然，也許寫作過程大致都是如此，每個真正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容金珍，有所不同的只是，麥家和他的導師博爾赫斯一樣，把寫作行為本身當成了世界本質的某種演練，或者某種暗示３……（李敬澤）１我一直在追求文本的趣味性，也許是複雜性，現在我落下的每一個文字或許都是一種證據。我要說一說本文的「身世」，因為本文和這裡應該放的文章明顯存在著一定距離，我將陳述的就是想拉攏這個距離。是２００３年春，我給《山花》雜誌投了一篇小說：《讓蒙面人說話》。不久，我接到何銳主編的電話，表示了他對該小說的好感，並決定他們將放在一個特定的欄目推出。所謂特定，就是要配發一篇有關我和我小說的印象性的東西。誰來寫這文章，何主編給我自己定人的權力，但我確定了人後，他又認為此人的名望薄了些，不適合，並提議我最好請敬澤先生來寫。我說他我可能請不動的。何主編倒爽快，說那你不管了，我來落實吧。果然就落實了，就是此文。我非常喜歡這篇文章，它對我有遠距離又真切的關懷和指明。這次《解密》再版，編者希望我做個跋記，我以此代勞，恰好證明我對此文的偏愛，同時似乎也說明我不擅長作這類文章，甚至還有點畏懼。２《解密》於我似乎不像一部小說，而更像一段長達十餘年的歷史。這段歷史本身具有小說的某種特性：曲折、離奇、辛酸、複雜、迷離、尋尋覓覓、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後基本上是苦盡甘來，有個善良的結局。過去了那麼多年，我還是清晰地記得動筆寫《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當時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是馬上面臨畢業離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學都在為即將離校忙碌，我卻發神經似的坐下來，準備寫一個「大東西」：這就是《解密》的最初。這種不合時宜的魯莽的舉動，暗示我將為《解密》付出成倍的時間和心力，但我怎麼也沒想到，最終要用「十餘年」來計。十餘年已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段光陰，一部人生，其間我有的變異早已把我變得不再是曾經的我。這些年，我經歷的變動之多之大決非常人所有，首先從身份上說，我就經歷了幾重變換：解放軍、武警、轉業軍人、國家幹部、有職無業人士等；從居住地說，經歷了從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頻繁遷居」；從做人的意義上說，又必然地經歷了諸多人生大事，比如戀愛、婚姻、生子、貧窮、病痛——有一次，我從雙槓上開玩笑似的摔下來，居然離癱瘓只剩一步之遙，我經受了長達半年的複雜的治療和鍛煉，總算贏得了一個「只是偶有不適」的好下場。總之，我的命運不能給《解密》一個好的機遇和待遇，然後它還以我顏色，讓我受盡折磨，似乎也合情理。因為受盡折磨，我多次打算要拋棄它，從6萬字的草稿中理出一個2萬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發於《前線文藝》1994年春季號），再從11萬字草稿中整出一部4萬字的中篇（即《陳華南筆記本》，發於《青年文學》1997年9月號），都是我曾想放棄的證據。但每一次放棄都不成功，因為它在我心中長得太深了，我已經無法將它連根拔起，正如一棵盤根錯節的樹，你即使攔腰砍斷樹桿，來年照樣要生出小樹枝。就這樣，《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過來了，其步履是那麼蹣跚、難看，但蹣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幾分不畏的執拗。我深切感到，在創作《解密》的過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優缺點都被最大地顯現了。所以，我幾乎固執地認定，這不是一次寫作，而是我命運中的一次歷險，一次登攀，一次宿命。正因此，我對《解密》情有獨鍾，它幾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是我命運的一部分，是我的苦難，是我的幸福。也正因此，我對為《解密》有今天的成功而曾給予過我各種幫助和關愛的家人、朋友、編輯、作家和評論家，以及部分與我有聯繫的熱心讀者，都懷以特別的感動和記念。３有人說我，把寫作當作生活來生活，這是弱智的表現。我知道，這是在指責我生活的寡淡。生活中，我除了迷戀小說之外，幾乎別無嗜好，寡淡得近乎弱智。我將大把大把的時間和內心紛紜的熱情、願望、秘密都變成了文字，同時也把自己基本變成了一個苦行僧。我不覺得這是愉快的，但我無法改變自己。我像一個癮君子不能返回到從前一樣，只能以當下的姿態繼續不變地熬過我未來的每一個白天和夜晚。不變是無奈，也是癡迷。我要安慰一下辛苦的自己：一個有為者的人生總是在無奈和癡迷的交加中度過的。有人想不癡迷又有為，並且似乎已找到各種聰明的途徑，說真的我一點也不羨慕。有什麼好羨慕的？在我看來，聰明的價值不見得比弱智高，甚至，聰明的價值經常是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