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剛剛舉家從新疆遷移回北京，臨時住的地點離故宮護城河很近，晚飯後我常常沿著護城河散步。垂柳、角樓、勞動人民文化宮與公園後門，種種親切和美麗使我陶醉感歎。
我幾次看到四個（也許是三個？已經到了再不敢吹「記憶力」的年齡了）青年彈著吉他靠在河堤上唱歌。我覺得驚訝、羨慕、疑惑，甚至有點緊張。怎麼能這樣大模大樣地在街頭彈那個資產階級——至少不是無產階級——的樂器呢？自己玩就玩吧，何必跑到大街上呢？三四個人一起彈吉他，不是有點閒蕩，有點不務正業嗎？三四個人算不算聚眾呢？惹得許多行人、騎自行車者停下來看，多出風頭，多不好意思！許多人還吃不飽飯呢，他們卻吃飽了撐得彈上吉他了。北京，北京，畢竟是北京啊！他們是不是有點可疑呢？需要不需要給他們一點勸告乃至監視呢？
我是帶著一種陌生感，一種不安，一種竊竊的喜悅來看這四個人的。覺得看多了不太方便也不太禮貌，每次看上幾眼便邁步走過去。卻也想，「四人幫」畢竟是倒台了呵。
一晃，時已八年。彈吉他的年輕人，你們過得可好？
二
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已經是風雨飄搖、土崩瓦解，一片將死未死的蕭條景象。這時，在我居住的一條小胡同裡，出現了一個挎著籃子賣雜貨的老頭（依我當時的年齡和眼光認為的老頭，也許他不過才四十歲）。老頭用洪亮而又甜美，應該說是軟軟的、嗲嗲的聲音吆喝：「油炸花生米！老醃雞子！」
除了炸花生米與煮好的鹹雞蛋，幾乎沒有別的商品。他見了誰都笑容可掬，見了小孩子馬上用講故事的聲調說：「跟媽媽要點錢，買花生米吃！甭提多香了！」
果然有小孩子回家去又出來了，買了花生米。他給花生米應該說是相當「摳門兒」的，但態度實在和氣。如果小孩子抱怨花生米給得少，他就會慈祥地說：「小少爺！您看我這花生米多乾淨！多油分！多個兒大！」確實，不論花生米還是雞蛋，都乾淨極了。
一個月以後，老頭從挎籃子變成了挑挑子，花生米從油炸發展到既有油炸又有水煮，雞蛋從老醃發展到既有鹹蛋又有茶蛋，還增加了瓜子、綠豆糕和炸油餅。
兩個多月以後，他改成了推車，一輛嶄新的售貨車，以熟食為主，兼營白干酒。他仍然那樣款款地、無腔無調卻又多情地吆喝著：「花生米！老醃雞子！白干酒！」
不像那些具有悠久的從業歷史的小販，那些人吆喝得出花兒來，稱得上是婉轉入雲。他的吆喝只是大聲說話罷了。他有很好的音量與音色，只是沒有旋律，「無調性」。
然而他的「白干酒」三個字足以使每個酒徒淚下，傳達出了生活的艱難、酒的苦辣溫馨、小販的效勞之情。
他越是笑得甜你就越覺得他走得辛苦、賣得辛苦。如果你在這樣美麗的笑容與動情的吆喝聲中揚長而過，無動於衷，那簡直是鐵石心腸，罪過！
待到解放前夕，他已經開起了一座兩間門臉的小鋪，儼然食品雜貨店的掌櫃了。
以後我就顧不上再想他再看他。五十年代後期，我去這個小鋪子買過一次東西。已經公私合營了，他穿著幹部服，胖得出奇，沒有吆喝，只有習慣性的微笑。
不久便聽說他已病逝。
我始終覺得他的小小的發家史是一個難以思議的奇跡。
三
五十年代，我有幾次機會去山西太原。在規整美麗的海子邊公園附近，我吃過幾次刀削面。很大的一個飯館，從來都坐得滿滿的。山西的刀削面是馳名的，但現在已經很難找到一個專賣面的館子了，不知道是由於人們的口味與「消費檔次」已經提高還是由於利潤指標的提高。反正那個時候，海子邊公園近旁的海子邊飯館裡，坐著的都是吃三稜形勁道利落的刀削面的。
給人的印象比麵條還深的是一位服務員。矮矮的個子，留著平頭，橢圓形的頭臉，一臉孩子氣的笑容，只是眼角皺紋透露出他已經並不年輕。他一隻手端三碗，兩隻手端著六大碗麵，你沒準覺得面的體積和重量已經超過了他本人。他是奔跑著來為顧客上面的，又奔跑著去算賬。那時候都是先吃飯後交錢，不像現在的飯館，不但要先開票付款，而且要為每一個癟三樣的塑料杯子交押金。人心何其不古了啊！
同店還有幾個女服務員，但大家都喜歡招呼這位小個子。可能是因為他的笑容，因為他跑得快，賬也算得快，一口清，聲音洪亮。你一眼望去就可以認定他十分喜愛自己的工作。他是一個快樂的、甚至有幾分得意的服務員，於是大家都叫他。他從這桌跑到那桌，從店堂跑到後廚，再從後廚跑到店堂。他滿場飛，他滿場飛跑著端面、拾掇餐具、擦桌子、擺碗筷、算錢、收錢、找錢，像一陣風，像是在跳舞，像在舞台上表演。所有的顧客都把目光投向他，欣賞著他的精力、熱情與效率，滿意地發出會心的微笑。
工作，本來是可以這樣的啊！
幾十年過去了，再沒有碰到過第二個這樣工作的服務員。海子邊飯館和全國各地的各個飯館一樣，面貌一新。而我，對碰到這樣的服務員卻似乎愈來愈沒有信心了。
四
目光，世界上沒有比目光更有力量而又更費解的了。
在歡呼雀躍的場面裡我看到呆木茫然的目光。在莊重深沉的嗓音後面我看到過傲慢而又閃爍的目光。當然也有謙卑後面的堅毅的目光，玩笑後面的大有深意的目光。
目光比人還難作假。
今年四月份訪問日本時候，參加了一次在京都舉行的招待會。招待會由著名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常務理事司馬遼太郎主持。會上有一位身材苗條的老太太來見我，她長著一頭黑髮——也許是染過的。她和我握手，笑著，注視著我說：「戰爭時候，我在華北。」她的漢語說得很慢。「華北」兩個字說得非常沉重。我馬上想起了我的在日本侵略軍佔領下的童年經歷，想起「華北」在日本侵華史上的特有的含義。老太太繼續笑著，說不清是苦笑還是喜笑。而她的眼睛那樣深深地、深深地注視著我。慚愧，痛苦，留戀，感慨，友好，認錯……我說不清，而她的「華北」兩個字一下子復活了我的多少塵封已久的記憶！誰知道那一刻我的目光又有多少變化和流露呢？
我永遠忘不了這位纖瘦的老人的目光。我甚至覺得，大老遠的來一趟日本，我就是為了看看這百感交集、感從中來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