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目光比人還難作假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剛剛舉家從新疆遷移回北京,臨時住的地點離故宮護城河很近,晚飯後我常常沿著護城河散步。垂柳、角樓、勞動人民文化宮與公園後門,種種親切和美麗使我陶醉感歎。

我幾次看到四個(也許是三個?已經到了再不敢吹「記憶力」的年齡了)青年彈著吉他靠在河堤上唱歌。我覺得驚訝、羨慕、疑惑,甚至有點緊張。怎麼能這樣大模大樣地在街頭彈那個資產階級——至少不是無產階級——的樂器呢?自己玩就玩吧,何必跑到大街上呢?三四個人一起彈吉他,不是有點閒蕩,有點不務正業嗎?三四個人算不算聚眾呢?惹得許多行人、騎自行車者停下來看,多出風頭,多不好意思!許多人還吃不飽飯呢,他們卻吃飽了撐得彈上吉他了。北京,北京,畢竟是北京啊!他們是不是有點可疑呢?需要不需要給他們一點勸告乃至監視呢?

我是帶著一種陌生感,一種不安,一種竊竊的喜悅來看這四個人的。覺得看多了不太方便也不太禮貌,每次看上幾眼便邁步走過去。卻也想,「四人幫」畢竟是倒台了呵。

一晃,時已八年。彈吉他的年輕人,你們過得可好?

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已經是風雨飄搖、土崩瓦解,一片將死未死的蕭條景象。這時,在我居住的一條小胡同裡,出現了一個挎著籃子賣雜貨的老頭(依我當時的年齡和眼光認為的老頭,也許他不過才四十歲)。老頭用洪亮而又甜美,應該說是軟軟的、嗲嗲的聲音吆喝:「油炸花生米!老醃雞子!」

除了炸花生米與煮好的鹹雞蛋,幾乎沒有別的商品。他見了誰都笑容可掬,見了小孩子馬上用講故事的聲調說:「跟媽媽要點錢,買花生米吃!甭提多香了!」

果然有小孩子回家去又出來了,買了花生米。他給花生米應該說是相當「摳門兒」的,但態度實在和氣。如果小孩子抱怨花生米給得少,他就會慈祥地說:「小少爺!您看我這花生米多乾淨!多油分!多個兒大!」確實,不論花生米還是雞蛋,都乾淨極了。

一個月以後,老頭從挎籃子變成了挑挑子,花生米從油炸發展到既有油炸又有水煮,雞蛋從老醃發展到既有鹹蛋又有茶蛋,還增加了瓜子、綠豆糕和炸油餅。

兩個多月以後,他改成了推車,一輛嶄新的售貨車,以熟食為主,兼營白干酒。他仍然那樣款款地、無腔無調卻又多情地吆喝著:「花生米!老醃雞子!白干酒!」

不像那些具有悠久的從業歷史的小販,那些人吆喝得出花兒來,稱得上是婉轉入雲。他的吆喝只是大聲說話罷了。他有很好的音量與音色,只是沒有旋律,「無調性」。

然而他的「白干酒」三個字足以使每個酒徒淚下,傳達出了生活的艱難、酒的苦辣溫馨、小販的效勞之情。

他越是笑得甜你就越覺得他走得辛苦、賣得辛苦。如果你在這樣美麗的笑容與動情的吆喝聲中揚長而過,無動於衷,那簡直是鐵石心腸,罪過!

待到解放前夕,他已經開起了一座兩間門臉的小鋪,儼然食品雜貨店的掌櫃了。

以後我就顧不上再想他再看他。五十年代後期,我去這個小鋪子買過一次東西。已經公私合營了,他穿著幹部服,胖得出奇,沒有吆喝,只有習慣性的微笑。

不久便聽說他已病逝。

我始終覺得他的小小的發家史是一個難以思議的奇跡。

五十年代,我有幾次機會去山西太原。在規整美麗的海子邊公園附近,我吃過幾次刀削面。很大的一個飯館,從來都坐得滿滿的。山西的刀削面是馳名的,但現在已經很難找到一個專賣面的館子了,不知道是由於人們的口味與「消費檔次」已經提高還是由於利潤指標的提高。反正那個時候,海子邊公園近旁的海子邊飯館裡,坐著的都是吃三稜形勁道利落的刀削面的。

給人的印象比麵條還深的是一位服務員。矮矮的個子,留著平頭,橢圓形的頭臉,一臉孩子氣的笑容,只是眼角皺紋透露出他已經並不年輕。他一隻手端三碗,兩隻手端著六大碗麵,你沒準覺得面的體積和重量已經超過了他本人。他是奔跑著來為顧客上面的,又奔跑著去算賬。那時候都是先吃飯後交錢,不像現在的飯館,不但要先開票付款,而且要為每一個癟三樣的塑料杯子交押金。人心何其不古了啊!

同店還有幾個女服務員,但大家都喜歡招呼這位小個子。可能是因為他的笑容,因為他跑得快,賬也算得快,一口清,聲音洪亮。你一眼望去就可以認定他十分喜愛自己的工作。他是一個快樂的、甚至有幾分得意的服務員,於是大家都叫他。他從這桌跑到那桌,從店堂跑到後廚,再從後廚跑到店堂。他滿場飛,他滿場飛跑著端面、拾掇餐具、擦桌子、擺碗筷、算錢、收錢、找錢,像一陣風,像是在跳舞,像在舞台上表演。所有的顧客都把目光投向他,欣賞著他的精力、熱情與效率,滿意地發出會心的微笑。

工作,本來是可以這樣的啊!

幾十年過去了,再沒有碰到過第二個這樣工作的服務員。海子邊飯館和全國各地的各個飯館一樣,面貌一新。而我,對碰到這樣的服務員卻似乎愈來愈沒有信心了。

目光,世界上沒有比目光更有力量而又更費解的了。

在歡呼雀躍的場面裡我看到呆木茫然的目光。在莊重深沉的嗓音後面我看到過傲慢而又閃爍的目光。當然也有謙卑後面的堅毅的目光,玩笑後面的大有深意的目光。

目光比人還難作假。

今年四月份訪問日本時候,參加了一次在京都舉行的招待會。招待會由著名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常務理事司馬遼太郎主持。會上有一位身材苗條的老太太來見我,她長著一頭黑髮——也許是染過的。她和我握手,笑著,注視著我說:「戰爭時候,我在華北。」她的漢語說得很慢。「華北」兩個字說得非常沉重。我馬上想起了我的在日本侵略軍佔領下的童年經歷,想起「華北」在日本侵華史上的特有的含義。老太太繼續笑著,說不清是苦笑還是喜笑。而她的眼睛那樣深深地、深深地注視著我。慚愧,痛苦,留戀,感慨,友好,認錯……我說不清,而她的「華北」兩個字一下子復活了我的多少塵封已久的記憶!誰知道那一刻我的目光又有多少變化和流露呢?

我永遠忘不了這位纖瘦的老人的目光。我甚至覺得,大老遠的來一趟日本,我就是為了看看這百感交集、感從中來的目光。

《守住中國人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