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漢堡美麗的湖邊，矗立著一幢灰白色的樓房，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飯店。旅店的排場確實與眾不同，店門口總是站著一個頭戴高禮帽，身穿筆挺的深色燕尾服，打著雪白領結的僕人，為所有的客人開車門、開店門、叫車，下雨的時候打著傘迎候。樓下的會客大廳也特別寬敞輝煌。站櫃檯的服務人員顯得精幹、文雅、標緻和彬彬有禮，好像是精選出來的。高級旅舍自有高級旅舍的價目表，同樣的冰激凌在這裡吃要多付成倍的馬克——當然，多付的馬克會換來一種身價高貴的自我滿足。
這些排場當中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個老人，一個穿著整潔、動作拘謹、目不斜視、悄悄地活動在樓下大廳的一個角落裡的老琴師。每天下午四點，他開始上班，在一架電子風琴前端坐下來，埋頭演奏一支又一支溫文爾雅的樂曲。樂曲的音量不高又不低，它不會打攪任何人的談話，卻又分明縈繞在你的耳邊。樂曲的情緒不悲也不喜，它似乎意在使客人愉悅，卻又難以捉摸。老人的表情呢，也是這樣淡漠而又禮貌，專注而又恍惚，滿足而又憂鬱，洞悉一切、與世無爭而又有所企求、有所期待。
沒有一個人注意這個老人，沒有一個人與他說話。在這個紅光紫氣、色調溫暖、擺設華麗、燈光通明又充滿了一種橄欖油和茉莉花芬芳的大廳裡，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這個著名的海港、著名的商業和文化城市漢堡的最大的一家旅舍裡，老人顯得孤獨、遙遠和陌生。我久久地注視著這個老人。他是一個真正的音樂家而命途多舛、落魄江湖嗎？他是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不具備真正的音樂家的素養，到頭來僅僅為了飼口而按鐘點出賣他的手指嗎？他有一個幸福的或是不幸的或根本沒有自己的家庭嗎？他有孩子嗎？他嚮往真正的藝術、真正的音樂嗎？要知道他生活在一個誕生了貝多芬和舒伯特的國家。他不可能沒有聽過科隆市附近貝多芬故居的古老幽香的樓板發出的吱吱聲吧？當他想到貝多芬的奏鳴曲和協奏曲、室內樂和交響樂時，他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呢？
我注視著他，他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引起了我極為複雜的情緒。但是我並不瞭解他，我說不清我的感受，我的聯想和想像帶有太大的冒險性，雖然曾經靠得那麼近，然而太匆忙了，這只是匆匆來去中的匆匆一瞥。
這也就是我的西德之行的狀況。我的印象眾多、深刻，牽動著我的情思；然而，試圖歸納和敘述這些印象，卻太冒險。
二
最難忘的是海德堡的雨夜。六月十四日，一個奇熱的天氣，下午，我們離開了西德南部最大的城市明興（即慕尼黑。慕尼黑，這是按英文翻譯的，而按德文音譯，應為明興），乘火車前往海德堡。天氣悶熱欲雨，這四個小時的火車中我們所出的汗，比在德國逗留的其他全部時間加起來所出的汗還多。然而窗外的風光仍然是非常宜人，到處是茂密的綠樹、莊稼、草地。看不見裸露的地面，即使起風的時候也不會揚起一點塵沙。青青的小麥中時而出現一簇一簇洋紅色的鮮亮耀眼的罌粟花。終於，在一個傍山依水的地方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一個只有兩萬五千居民的旅遊城鎮、風景勝地海德堡。
當晚，我們在大河橋頭窄小卻別具風格的古堡裡，與當地的文化、新聞界著名人士會見，共進便餐。仨一群，倆一夥，我們一邊喝著啤酒與葡萄酒，一邊熱烈地、無拘束地交談起來。直到夜裡十一點才依依不捨地告別。
在這次文藝沙龍式的集會過程中，外面不時下著陣雨。告別主人走出來就到了橋上，雨卻停了，涼風習習，水光燈影，令人心曠神怡。於是，我們提議步行回去，因為這裡離我們下榻的鹿街旅舍距離並不遠。
陪同我們訪問，並充任嚮導、翻譯，被我們戲稱為「司令」的是精通漢語的蘇珊娜小姐，她欣然同意了我們的提議，沿著第一個拐彎處，向著遍地盛開著玫瑰的山坡走去了。
這時，下起了淅淅瀝瀝的雨，於是，我們加快了腳步，連我們作家訪問團最年長的馬加同志，雖已七十高齡，也健步如飛，老當益壯地小跑起來。小雨似乎激起了精神，衝散了疲勞，大家連說帶笑，嘰嘰嘎嘎，又是稱頌晚間聚會主人的熱情謙遜，又是讚美海德堡的風光如詩如畫，又是念及我們的祖國的錦繡河山。大江南北，長河上下，不知有多少風景宜人之處，絲毫不遜於歐洲的遊覽勝地，只是在進一步保護和美化環境、基本建設和經營管理乃至於廣告宣傳方面，還有待於做大量的工作。這樣，說笑之中，不覺愈走愈高，愈走離河流愈遠，愈走樹木和花草愈密，然而，仍然見不到我們的旅館的蹤影。
最早對「路線問題」提出疑問的是我們的女詩人柯巖同志。她說：「我們走錯了！」又說，「小心，別遇上狗。」
然而，我們其他人都是「緊跟派」。我們的「司令」蘇珊娜小姐熱情、友好、細緻、樸素、任勞任怨，安排我們的生活和活動從來沒有出過差錯，我們都堅信跟著她走是不會錯的。這時，她正帶著我們從山路折向一個石階梯，每一個石磴都相當高，曲折狹窄，別有一番樂趣。雨下得大了，我們的頭髮、衣衫都已經是濕漉漉的了，然而興致卻愈來愈濃，甚至覺得如果真迷了路，倒也不賴。當時唯一叫人擔心的是馬加同志，但馬老一再發出豪言壯語：「沒事！」因此，女詩人的懷疑就得不到響應，而且她關於狗的警告還受到馮牧團長和我友好的嘲笑，馮牧同志說：「不要緊，有狗也只咬男人，不會咬婦女的。」
看來，先知先覺者總是要受一點誤解的，嘲笑柯巖的話音未落，傳來了狺狺的狗叫聲，顯然，石階梯是屬於一個私人的住宅。幸好狗被鎖著，不然還真麻煩了。
此時，蘇珊娜小姐也承認是迷路了，於是我們又匆匆下行，然後，向碰到的一個中年男人問路。
這位偶然碰到的先生立即把我們讓到他的客廳裡，我們幾個北京來客已經有點落湯雞的架勢了，又狼狽、又興奮、又快活。原來，這裡是一所為外籍人員開設的德文補習學校。與我們邂逅的德國朋友是這所私立學校的教師，他對北京來客表示熱烈歡迎，而且提出兩條建議：一、路雖然不遠，但因雨大，最好還是叫出租汽車來。二、邀請我們次日到他這裡共飲咖啡。
這兩條建議都被接受了。我們很快乘車回到了擁有五百年歷史、小小的、古色古香的鹿街旅館。第二天，臨出發去法蘭克福以前，我們也應邀去拜訪了這位對中國人民充滿自然而然的友好情誼的德國教師，並一同到這所學校的負責人，一位經濟學博士的家裡做客。當我們總結這次迷路的經驗時，大家都興高采烈，好像回到了童年，好像獲得了一種久已失去了的頑皮的樂趣。同時，大家一致認為，蘇珊娜小姐之所以有小小失誤，顯然是受了「小迷糊阿姨」（這是柯巖的一本書的題目）的傳染。
三
只有真實的東西才是自然而然的，也只有自然而然的東西才是真實的，友誼、熱情、歡樂，一切美好的事物莫不如此。六月八日下午，在西柏林的漢堡旅舍，自由柏林大學社會哲學系東方研究中心的瓦格納博士和顧彬博士前來看望我們。這是兩位年輕的漢學家，顧彬博士漢話說得很流利，一見我就把在法蘭克福出版的包括有方紀、艾蕪、師陀、趙樹理、秦兆陽、王汶石、周立波、李准、西戎、劉心武、李陀、王亞平和我的作品的中國短篇小說選（德譯本）贈送給我。會面以後，他們邀請我們先到瓦格納家中飲茶，然後到另一個漢學家家中吃餃子，馮牧與馬加同志與瓦格納同車走了。顧彬建議我和柯巖以及翻譯王浣倩同志坐公共汽車轉地鐵前去。迎面第一條大街上，只見黑壓壓一片騎自行車的青年吶喊而來，前不見頭，後不見尾，其陣勢，只有一九六七年一次我在北京東四見到的「聯動」的車隊可以相比。經過詢問，才知道這是一次和平的（從表情上看應該說是快樂的）示威，內容是要求限制以至取締汽車，以保護環境。
在瓦格納博士家裡，我們就中國文學的現狀進行了廣泛而自由的討論。顧彬說，他們這一批年輕的漢學家，許多人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對中國感興趣的。（極左的東西對於年輕人是很有誘惑力的。當天上午，我們在參觀「柏林牆」時，已看到了六十年代寫在「柏林牆」上西柏林「紅衛兵」的標語。）一直到很久以後，他們才瞭解到十年浩劫的真情，這使他們感到沮喪。顧彬還說，他對《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很感興趣，而對《最寶貴的》頗表失望，對此，我只能報之以微笑。瓦格納博士問道：「你那篇小說裡提到的德國老頭倫蒙和蘇聯作家英沙羅夫是怎麼回事？」一句話問得我莫知所答，想了一會兒才弄明白。我問他們是否知道舊俄作家屠格涅夫，他們回答說知道。然後我談到《貴族之家》和《前夜》，他們聳了聳肩，當我說明英沙羅夫並不是蘇聯作家而是《前夜》中一個人物的名字時，他們兩個相視而笑。
和德國的中青年漢學家討論當代中國文學是很有趣的事情。（老漢學家多半是研究「四書五經」、「孔孟之道」的。在漢堡，我一踏進老漢學家傅吾康教授的家門，就看到了醒目的「難得糊塗」的中堂和「知足長樂、能忍自安」的對聯。）瓦格納的客廳裡擺著那麼多中國雜誌。柯巖說，那裡的氣氛使她以為是回到了北京某一個文學刊物的編輯部。我們談到了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和電影劇本《在社會檔案裡》，我們還談到了對某些香港出版物、某些說法的看法，很可能大家的觀點是有差異的，但是，直率的討論卻是親切和融洽的。
然後，我們來到另一位中年漢學家施德滿先生家裡。施德滿的小院子裡，兩棵大樹的巨大樹冠下已經坐滿了客人，有德國的漢學家，有華裔德籍學者，還有來自台灣的骨肉同胞，長凳上、靠椅上，坐的坐，站的站，歡聲笑語，十分活躍。不一會兒，在北京語言大學派遣到柏林大學任教的張講師的協助下，施德滿夫人端來了他們包的餃子。餃子個兒很大，很好吃，也很解決問題。之後，女主人又端來了她親手製作的中式甜點杏仁豆腐，也是高質量的，非常實惠。
黃鬍鬚、身材不高、質樸而又熱情洋溢的施德滿帶領我們參觀了他的住房。房子不算大，室內陳設也比較簡單。顯然，男女主人都是「中國通」加「中國迷」，處處擺著中國貨、中國工藝品，掛著中國畫。主人對我們的參觀沒有做任何準備，甚至施德滿的工作室裡被子也沒有疊。蘇珊娜小姐對我說，追求物質生活是市民們的趣味，而一般知識分子，在生活上是並不講究的。看來，天下「老九」也是一般「黑」的。施先生津津樂道的還有兩條，一個是他的帶有自動消字設備的打字機，如果打錯了，一按消字鍵，再按原來錯打的字母就可以消掉，真可謂舒捲如意。翻譯王浣倩試了一下，她的打字技術和打字機的方便適用都受到了喝彩。另一個是他的閣樓，閣樓原來並沒有，是他自己蓋起來的。所需工具不過一把電鑽，鑽好了孔，買來各種板材，拼合之後，擰緊螺絲就多出一間小房來。「老九」自蓋小房，北京與柏林也是頗有共同之處的。無怪乎後來到了漢堡，一位華裔德籍友人建議筆者買一個電鑽回國，以便改善和擴大住宅。筆者考慮再三，一是對自己的勞動能力缺乏自信，一是鑽完洞後到哪兒去找板壁材料，一時還想不清楚，故而作罷。
四
現在回過頭來說說西柏林。由於眾所周知的柏林的特殊地位，聯邦德國（西德）的飛機不能飛越東德的領土，飛往西柏林。我們從波恩—科隆機場，乘坐佔領國之一的英國的飛機，向柏林飛去。沒有多長時間，就看到了柏林的高樓大廈，其氣象自與波恩、科隆不同。順便說一下，德國朋友常常說，他們是一個小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德國朋友強調說，西德的面積不過相當於一個四川省，而人口還沒有四川省多，聽了這話，讓我們既興奮又慚愧。然而事實如此，在德國境內旅行，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都不算遠，哪裡有像我們從齊齊哈爾到廣州，或者從上海到烏魯木齊的遙遠路程呢！
當陪同人員告訴我們「下面就是西柏林」時，當我們從機場出來，坐著一輛麵包車駛過柏林的街道時，我一時頗有感慨。過去，我只是從蘇聯的影片裡看到過西柏林，似乎這裡是一個魔窟，一個間諜如牛毛的特務中心，或者用赫魯曉夫的話，說西柏林是一個「毒瘤」。現在，我身臨其境了，西柏林，你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樣的呢？
西柏林閒散而又快活，熱鬧而又（與波恩等地比）喧囂，說重一點，有那麼一種亂哄哄的勁兒。高大的建築物，歐洲最大的超級市場，各種膚色、各種服裝、各種打扮的旅遊者，在旅店或者咖啡館門前、廊下或者露天喝咖啡的人群，易北河和人工河、人工湖，在戰爭中被破壞了的天主教堂與在教堂殘骸兩旁新修起的、帶有現代派建築味道的新教堂與新鐘樓，在「縱火案」中燒燬的、一直擱置至今供人憑弔的前國會大廈，英占區戒備森嚴的蘇軍烈士塔，各種各樣的啤酒廣告，顯然多於其他地方的殘廢者……所有這一切，都被結結實實地圈在一道牆裡。牆其實並不高，也不厚，遠遠比不上我們的萬里長城，但是牆的那一面還有一道鐵絲網，鐵絲網與牆之間還埋有地雷。一條舉世聞名的菩提樹大街被攔腰隔斷，而東柏林電視塔的聳入雲霄的形影赫然在目……
我們到的那天是六月七日，星期六。西德各地都實行一週五天工作日制度，從星期五晚上，各機關、工廠……就都開始了假日。又加上我們到的那天是天主教宗教節日——聖體節的第二天，所以，我們趕上了親眼觀看市民的狂歡場面。
為了記住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柏林市政當局有意識地保留著被炸毀的教堂殘骸不予修復或者清除。以這個教堂為中心，這一天，柏林的成萬成十萬的青年聚集狂歡。許多人佩戴著聖體節的紀念徽章，許多人傳閱著宗教傳單，然而更多的人顯然是玩的。人們排著隊買啤酒，圍著圈坐在地上飲酒、吃東西，站在那裡把裝飲料的鐵聽扔到地上，用皮鞋把它踩扁。左一個樂隊，右一個樂隊，把讚美詩的旋律「爵士化」，人們隨著這節拍跳舞。各種賣食品、賣紀念品、賣小百貨的商攤也擺在了人群裡。走路想不碰到別人是很困難的，正在走路的行人常常被人流衝散，於是我們作家團的同志與德國陪同人員，只得像托兒所的孩子那樣拉起手來。蘇珊娜小姐解釋說：「我們喜歡這個樣子，你擠著我，我擠著你。這樣可以使人們的關係變得親密起來。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由於人們各自坐在自己的汽車裡，使人們的相互關係變得愈來愈涼快。」蘇珊娜的中文是講得很標準和流利的，這裡她說的是「冷淡」，她把它說成了「涼快」，很可能是口誤，但也不妨認為是一個帶有玩笑口吻的代用詞。人和人的關係變得愈來愈「涼快」了嗎？這是我到西德後多次聽到德國朋友提起來的話題。其罪魁禍首是汽車嗎？
西柏林的歡樂是西方世界刻意經營的結果。他們從全世界招攬旅遊者，一到夏天，那裡的旅店是最緊張的。西德政府規定，西德少年、兒童在校期間，每人可以享受一次免費到西柏林遊玩的權利。聯邦德國的財政支出，有一半是補貼西柏林的。現在在西柏林，光是領養老金的人就有五十萬，然後是七萬大學生。這麼多養老者（東德規定，東柏林市民過了退休年齡者可以不受限制地去西柏林），這麼多青年學生，那麼西柏林不是變成了一個消費城市了嗎？它的收入，它的生產情況又是怎樣的呢？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卻沒有得到很明確的回答。
我們參觀了一個區的養老院。養老院的設備是第一流的，對老人的照顧也是無可挑剔和無微不至的。醫護人員像托兒所的阿姨對待幼兒一樣，哄慰著老人們，親一親這個的額頭，摸一摸那個的臉蛋。洗澡、如廁，都為行動不便、不能自理生活的老人做了特殊安排，設置了特別裝置。「他們沒有兒女嗎？」我們問。「有的有，有的沒有。」養老院的負責人回答。「他們的子女不來照顧父母嗎？」我們又問。「那要看感情而定，感情好的來得勤些，感情差的就不怎麼來了。」說得倒也是。
我向一個八十歲的老婦人祝福，祝她健康和長壽。她打斷了翻譯，斷然回答說：「我可再不願意長壽！」我惶惑了。於是，對於其他老人，我只祝健康，不敢貿然去祝長壽了。
五
次於柏林的西德大城市中，我們還訪問了漢堡、明興和法蘭克福，作為來自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客人，也許我們對於這些城市的高速公路、高層建築、立體化交通、超級市場、五顏六色的霓虹燈以及稠密的花壇、噴水池、石雕和精心修整的草坪還是很感興趣的。特別使我難忘的是法蘭克福一個美國金融機構的辦公樓，四十多層高，外牆全是褐色的玻璃，其顏色正如我國風靡一時的蛤蟆鏡，這大概可以說是一個戴著蛤蟆鏡的高樓大廈吧。還有柏林的一幢六十多層的高樓，據說原來是要作市政大廈用的，但由於高樓不方便，許多設備又不配套，蓋好以後一直沒有什麼部門、什麼人肯往裡搬，高樓長期閒置，派不上用場，最後只得削價賣給一個旅館老闆，只收回了建設成本的十分之一。
我們接觸過的德國各界朋友對這些高樓大廈，對這種城市的現代化並不甚感興趣。作家格拉斯還直截了當地建議說，希望中國不要蓋那麼高的樓，不要造那麼多的汽車。我想，他們大概是為高樓、汽車太多而煩惱吧？我們呢，卻還在為蓋房、造車而奮鬥，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呀！
聽德國朋友說，現在他們那裡的趨勢是人們走向農村，愈來愈多的人願意居住在農村，生活在大自然裡。他們寧可放棄城市的某些現代化設備，到農村去，冬季燒木柴取暖。
德國朋友更有興趣的不是誇耀他們的「現代化」，而是介紹他們的悠久的歷史與文化傳統。技術上日新月異、發展速度十分驚人的德國，卻又是一個非常好古、追求返璞歸真的國家，這真有趣。到現在為止，有一些大城市的中心，仍然鋪著數百年前的石路，紅石頭，修鑿得方方正正，形狀與大小類似我國的城牆磚，這樣的街道，汽車在上面只能緩緩爬行。在海德堡，在這種紅石路上，甚至還保留著客運馬車，馬蹄得得，車來了，到站停下，像公共汽車一樣運載客人，更有點古色古香了。
西德有充足的電力，那裡是鼓勵人們多用電的。只有多用電，電廠才能賺錢，如果用電超額，用戶將會受到廠方的優待和獎勵，許多旅館和餐廳大白天也開著電燈，不知道是不是為了得獎——和我們的「節電獎」相反，大概是「耗電獎」吧。但是，為了隆重，更為了發思古之幽情，宴會上卻要點紅蠟燭。海德堡的那一家鹿街旅館，以自己具有五百年的歷史而自豪。那裡的房間，可以算是相當低矮和狹小的。它的餐廳裡，乾脆把電燈做成煤油燈和蠟燭的形狀，給你一種生活在五百年前的感覺。
至於德國的文物、名勝、古跡就更不消說了。六月五日，前駐華大使魏克德先生和夫人陪同我們去參觀科隆的大教堂，教堂初建於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已有八百年的歷史，高達一百四十三米，巍峨入雲。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盟軍飛機大規模轟炸科隆，全市只剩下了三百間房屋未毀，其他全被夷為平地，但科隆大教堂完好無損。即使在戰爭中，交戰一方對於人類文化的瑰寶也不能不優禮有加，古今中外，有幾許強人在破壞文明遺產方面能與林彪、「四人幫」等相「媲美」呢！
教堂旁邊，在戰爭中的一個大炸彈坑的基礎上，修起了一座現代化的博物館，被命名為「羅馬帝國時期的科隆」。
還有波恩郊區的貝多芬故居與法蘭克福市區的歌德故居呢，兩個人的經歷不同，前者的故居窄小、寒磣，後者的故居闊氣、排場。歷史終於抹去這兩位文化巨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地位差別，而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啟示。在走進他們的故居，攀上一層又一層的樓梯，在日光樹影之中觀看著他們的遺物和照片的時候，我好像聽到了一個深沉的、從容的聲音，好像登上了一個令人感到天高地闊、心曠神怡的山峰，若有所得，若有所動，若有所悟。
六
也許正是由於這種對於歷史、對於傳統和古老文化的敬意，我確實發現了許多德國人對中國的興趣、善意和尊崇。「中國人都很能幹、勤勞、聰明、節儉，具有很強的競爭能力。」一位德國朋友這樣說，顯然不是客套。我還在德國的書店裡發現了各式各樣介紹中國、中國見聞、中國遊記之類的書籍，都很厚，裝訂精美，又附有照片，售價不算低廉。「這樣的書賣得掉嗎？」我問一位懂「行」的華裔德國學者。「介紹中國的書可暢銷呢！」他回答說。
我總是忘不了波恩大學漢學系的學生海迪小姐，她穿著地道的中式土布褂，向我們提出了一系列有關中國文學的問題。她和她的同學在華裔教授喬先生的指導下，已經把《吶喊》《駱駝祥子》譯成了德文，現在正在翻譯《生死場》。「中國什麼時候才給蕭紅恢復名譽呢？」她問。我們解釋說，第一，蕭紅壓根兒並沒有被「打倒」；第二，我們早已出版蕭紅的著作和不斷地發表評介蕭紅的文章。
波恩還有一個曾經在一九七七年訪問過中國的作家，可惜我沒有記住他的名字。他寫了一本書：《中國文藝的春天到來了嗎》，介紹粉碎「四人幫」後中國文壇的動態。他關切地問我們：「現在中國文學創作是否還要受『三突出』的限制？」我們聽了，哈哈大笑起來。我們說：「歡迎您再次去中國訪問，您將親眼看到，中國已經和正在發生著多麼大的變化！」
明興有一家中國商店，店主人也是波恩大學漢學系的畢業生，中文名字叫作梅儒佩，他的妻子是來自印度尼西亞的華僑。他的商店一樓全是日用雜品，從火鍋到千層底的布鞋，從搾菜、醬瓜到景德鎮出品的仿清代龍紋茶具，應有盡有。二樓則是報刊書籍，我一眼就看到了馬加同志的《開不敗的花朵》，梅儒佩又拿來了《青春萬歲》，我們分別為他簽了名。他介紹說，他的生意並不十分好，但他認為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業。他說，他的店還從比利時買進那裡的華人製作的豆腐，但豆腐這種食品不耐貯存，在冰箱裡放上三五天，如果賣不出去，就自己吃掉。但是，梅儒佩的好友，同樣精通漢語的康邁先生，卻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說：「做老闆的人從來不說自己的生意好。」也許，梅先生的商店還是蠻「發財」的吧？不過，說老實話，在我們在他的商店裡逗留的將近一小時中，雖然時有顧客前來觀望，卻沒有見哪一筆生意成交。話又說回來了，豈止這個中國商店呢，這裡的各個商店、商場不都是這樣嗎？商品堆積如山，但很少看見顧客購買。
康邁是個高個子，留著長髮，頭髮式樣有點像果戈理。他兩次與我們一起吃飯，坐在我們的旁邊。他對中國的現當代文學非常感興趣，並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見解。例如，他說，魯迅是中國最受推崇的作家，但是從文體方面，魯迅對晚於他的作家的影響似乎不如巴金大，也就是說，師承魯迅文體的作家沒有師承巴金的多。「魯迅的文體可不好學啊。」我說。他又說，他覺得隨著時間的逝去，「傷痕文學」的某些作者逐漸暴露了自己在藝術上的缺陷。他還認為，中國目前電影和戲劇上的成就，似乎不如小說大。他對中國小說描寫的愛情都那麼「聖潔」，不帶煙火味，感到不能理解。他特別覺得令人困惑的是《喬廠長上任記》中喬廠長竟然稱新婚妻子童貞為「總工程師同志」。我解釋說，這個稱呼是帶有玩笑性質的，是帶有幽默感的，絕不是說中國的夫妻互相以職務加同志相稱。他將信將疑。他大概覺得中國人太呆板，我卻覺得他未免太缺乏幽默感。他還表示了對《夜的眼》和《春之聲》中手法的興趣，並問這種手法能否被編輯部所接受。我說：「他們已經接受了嘛，效果比我預計的還要好一些呢！」
七
德國人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呢？
有人告訴我，德國人是最講效率的，時間可以精確到分，他們是最嚴格、最能幹的。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實際接觸一下，並不像所傳的那樣的「神」。定好了時間，遲到幾分鐘，我們是屢屢碰到過的。從明興上火車，是我們頭一次在德國乘火車，而且明興是發車站。誰想到發車時就誤點十五分鐘，登車站台從這個改到那個，又從那個改到另一個，搞得乘客們疲於奔命，為我們搬運行李的工人更是汗流浹背。馬加同志問道：「德國的火車也誤點嗎？」他得到的回答是兩個字：「當然。」至於城市交通，屢遇紅燈、車行受阻，這也是常有的事。高速公路，立體交叉，無疑比我們強得多，但這些設備多是在城市外圍，到了市中心，交通照樣是個問題。這些現象也頗發人深思，令人頭腦「涼快」一些，牢騷也可減少一些——並不僅僅是我們中國有火車誤點問題、城市交通問題。這樣說，當不致被認為是提倡向人家的缺點看齊，不求上進的自欺自慰吧！
他們的時間觀念要比我們強得多。「時間就是金錢」，這個口號未必散發著的全是銅臭。在城市街道上，我們看到的人都匆匆忙忙，沒有一個踱方步、慢悠悠的。有些老太太，也是挺著胸，急急地邁著大步，姿勢頗像競走運動員。在西柏林，陪同我們的是一位個子矮矮的、戴著大眼鏡的蔡斯先生。他總是胸有成竹，考慮周到，辦事乾脆，說話和走路都迅速異常。在那個狂歡的週末，他一再放慢和停下自己的腳步，雖然他明確地說自己是在散步，在逛大街，在東張西望，體驗一下柏林市民的生活。但他一抬起腳，便情不自禁地表現了競走速度，一下子就把客人們扔在了後面。柯巖同志稱他為「快先生」，並當面把這個稱號奉送給了他，他一笑接受。一路上「快先生」「慢先生」成了中德朋友們的一個話題。當談到國內某些吃大鍋飯的做法時，馬加同志說：「那種辦法對於『慢先生』比較合適。」真是一針見血，令人失笑，也令人著急。
有人說德國人是嚴肅、深沉甚至有點刻板的。他們是一個理論的民族，喜歡創造各種各樣抽像的體系，習慣於概念和推理的遊戲，善於刨根問底及鑽牛角尖，他們甚至是常常板著面孔和缺乏幽默感。這也很難下斷語。也許他們之間的說笑不像我們那樣多？在乘坐飛機的時候，幾乎看不見乘客之間閒聊天，大部分人利用途中的空閒時間閱報，有的在空中也不停止工作。從漢堡到明興，坐在我身邊的一位德國乘客一直皺著眉頭，拿著一張寫滿了數字的表格，用一個袖珍電子計算器在那裡計算，寫寫畫畫。這也是抓緊時間的一種表現吧？我們用在「擺龍門陣」上的生命實在是太多了，抑或這也是一種「涼快」的表現？
在海德堡一座古代宮殿旁邊的餐館裡，我們吃飯時忽然聽到了隔壁房間傳來的高聲談笑，這使我們非常吃驚。因為在德國，不管飯館、咖啡館裡有多少人，所有的座位都被佔滿，即使連櫃檯前也站著一批整瓶子喝酒的顧客，你也是聽不到多少喧嘩的，大家都斯斯文文，輕聲慢語，表現歡愉的多是微笑，很少聽見「哈哈哈」的開懷大笑。這首先是一種文明習慣吧，確實令人佩服。但為什麼在海德堡的飯館裡，說笑聲是這樣的毫無顧忌，近乎放肆了呢？
果然，一問便知，那是一批美國遊客，他們的性格與德國人是不同的。
在漢堡我們碰到了一位正在寫博士論文的小伙子，中文名字叫施特凡。他曾在北京大學留學。現在每月從當局領取八百馬克的獎學金，正在以對秦始皇的評價為題寫一篇學術論文。他就非常活潑、健談。他說：「現在漢堡污染得很厲害，檢察機關對一家化工廠提出了控告，但是這家化工廠有勢力，又能走點小後門兒，威脅說如果這家工廠的生產活動受到損害，就會造成多少多少人失業，所以法院也奈何不了他們。」當他談到他在中國的經驗時，他說：「德國的官僚主義是有名的，也是很厲害的。德國的官僚主義再加上中國的官僚主義，那我們就寸步難行了。」他還說了許多有趣的話，神態和聲調都像個「北京油子」（這是從這個詞的最好的意義上說的）。
陪同我們的蘇珊娜小姐成天和我們一起說笑，她笑得非常質樸。有時候在為我們翻譯一句話以前，她先興奮地一笑，由衷地說一聲：「就是！」表示對我們觀點的擁護，然後再譯過去。一路上，她把我們說的每一句成語或者俏皮話都記在本子上，認真學習。另一位由國際接待中心臨時聘請的克利斯朵夫就不然了。他高身材，大鬍鬚，長著一雙碧藍碧藍的大眼睛，當他表示驚奇或者有點不耐煩的時候，眼睛就變得愈發藍起來。他是不笑的，我很少見他笑。無怪乎當我們贈送給他一張韓美林畫的動物畫——貓頭鷹的時候，他端詳良久，認真地說：「畫得好。每個動物都有自己的性格。而這個貓頭鷹的性格呢，就像我自己。」這倒是夠幽默的了。
也許，這次旅行當中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活潑和幽默者是一個孩子，他是明興一個小學的學生。女教師為了歡迎我們，指揮學生為我們演奏了莫扎特的樂曲。教室很清潔，也很寬敞，一班只有十五六個學生，這樣教師的工作就會細緻得多。不論小學、中學，還是大學，都是半日制，上午上課，下午時間由自己支配。我提到的這個男孩子，胖胖的，圓臉，深深的笑靨，每一個目光和臉部肌肉的運動都透露著聰明和頑皮。他大概是沒能掌握複雜的樂器或者因為什麼事而受到懲罰，在器樂合奏中，他很寂寞，無所事事，他的任務只是敲那麼一下銅鈴。總共敲兩三下，卻要規規矩矩地站在隊伍裡十分鐘。他抓耳撓腮，心神不定，如芒刺在背。我真同情他，我相信他有著太多潛在的聰明和精力還沒有發揮出來。
有人對我說西德是最富的，德國人過著非常富裕的生活，他們的人口平均收入僅次於瑞士而在歐洲居第二位。這當然是事實。人富了就會過得講究，首先是房子，德國人的住房條件當然是我們無法比擬的。魏克德先生的客廳寬敞舒適，玻璃牆外面是一個山坡，山坡上栽著人工培育的細草。坐在室內，觀看著陽光、綠草、藍天、白雲……就像坐在大自然的懷抱裡。海德堡邂逅的那位經濟學博士，他的住房有四百多平方米。至於一些作家、學者、名流，更有好幾處房子，分別在不同的城市、鄉村乃至國度，然後隨著季節的變化和自己的興趣，不斷更換自己的住宅。同時，在德國也有為低收入者準備的比較小的、公寓式的房子，也有的學者住在自蓋的閣樓裡。房租支出往往佔一個人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其昂貴也是令我們咋舌的。
這種所謂「高消費」的社會物價，往往使我們覺得難以理解。一場歌劇五十三馬克（約合人民幣四十五元），一杯冰激凌六馬克（約合人民幣五元），買一份報紙也要一個半馬克。然而，這種高價換取的是更講究的商品和服務，這也是事實。例如在德國的城市，我看了幾處菜店，從外觀上來說，這菜店更像我們的王府井大街工藝美術服務部。這絕不是誇張。看看那鮮艷的色彩和光澤吧，再看看那規整的形狀、清潔的環境和精緻的包裝吧，這哪裡像我們的帶著泥、帶著土、帶著爛葉子、爛幫子的菜店呢！西紅柿和土豆，都是經過挑選的，大小一樣，顏色相同，裝在塑料袋裡，放在冰箱裡的，這樣的蔬菜又怎麼能不昂貴呢？
然而西德並不是天堂。「高消費」並不能使人滿足，更何況遠遠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高消費。在許多人追求物質享受的時候，卻有一些青年人由於不滿意這種物質豐富、內心空虛的社會風氣而傾心於宗教，希圖到宗教中尋找生活的意義和安慰。星期天在明興的街頭，我看到那麼多當神甫、修士、修女的青年男女，不禁驚訝，我問：「他們是因為受到什麼刺激才看破紅塵的嗎？」回答是：「不見得。他們只是在世俗生活中找不到生存的價值和意義才獻身宗教的。」但不論怎麼樣，當一位身穿黑色道袍、把自己捂得嚴嚴的年輕美麗的修女在人群中走過，在花枝招展、紛紛顯示自己身材、線條和「性感」的人群當中走過時，她令我覺得相當壓抑，甚至不寒而慄。
在海德堡，我們還看到了幾位衣衫襤褸的青年人，喇叭褲與緊身衫樣子還是蠻俏的，但每個人的服裝上都補著幾十個補丁，補丁疊補丁，有的補丁已經破爛不堪，布紋、布絲以及毛茸茸的纖維末梢和撕開的口子，都看得清清楚楚。這恐怕不是因為貧困，而是一種對於社會追求物質享受風氣的抗議吧？
當然還有各種問題，就業問題、吸毒問題、環境保護問題、兩代人之間的鴻溝——英語叫作代溝問題，隔膜與「涼快」的問題。人畢竟是人，是萬物之靈，僅僅物質方面的滿足並不能使人幸福。從宮廷出走的釋迦牟尼，難道是由於物質上的匱乏嗎？物質上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例如，德國是一個汽車工業非常發達的國家，到處可以看到包括在我國、在全世界都能常常看到的「奔馳」汽車的三葉形商標。然而，也正是在德國，我卻看到了遠遠多於中國的那種微型的、廉價的、所謂「甲殼蟲」式的汽車。坐在這種簡陋的汽車裡的人，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幸福呢？另一方面，最新式、最時髦、最講究的汽車，又能在人們的幸福中佔多大的比重呢？
當然，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懷著「酸葡萄」的心理來藐視這一切，來自吹自擂也是不行的。我們的生產、生活水準是太低了，差距是太大了，我們必須通過自己的勞動盡快創造一種更富裕也更文明的生活。否則，真的要被「開除球籍」了！
還有人對我說：德國人的生活是腐化的，糜爛的。在漢堡的妓院裡，女人的肉體像商品一樣展出和出售。有的電影的黃色鏡頭令人無法看下去，婚姻和家庭極不鞏固，影響了下一代的身心健康……
這可能都是真的，但是我們這次並沒有看到這些。當然我們既沒有興趣看這些，我們的主人也沒有興趣要我們看這些。各個旅館裡都有電視機，在電視節目中我們並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可以稱為「黃色」的鏡頭。他們的新聞節目、專題訪問和談話講演等比較嚴肅的節目所佔時間之長，似乎比我們的電視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一些德國青年朋友向我們表示了他們對於「古典式」的愛情、東方式的道德的嚮往和對社會風氣的不滿。當然，也有的德國朋友（特別是作家），對於中國人對男女問題的迴避、禁忌、視為不潔等表示驚奇和難以理解。
總之，德國人也和別的國家的人一樣，是各式各樣的人，嚴肅的和輕浮的、縱慾的和苦行的、左的和右的、神氣活現的和謙遜質樸的、自滿自足的和憤世嫉俗的……人們的痛苦產生在這相互矛盾的傾向裡，人們的追求和希望也產生在這相互矛盾的傾向裡。社會的分裂產生在這相互矛盾的傾向裡，社會的平衡也恰恰依賴於這相互矛盾的傾向。德國社會向哪裡去呢？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八
德國朋友有時候也對中國的事情發表一些看法和建議，這也很有趣。這種建議大致可以分兩類，一類是建議中國千萬不要向西方學習，不要受西方的影響，不要蓋高樓，不要坐小汽車，不要拆除北京的城牆，不要改革京劇和地方戲曲，不要發展國畫乃至戶縣農民畫以外的畫法……這許多建議是有一定的道理。有的出自對西方文化的鄙視和否定，有的出自對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的尊重。這些建議有它鼓舞中國人的方面，我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民族個性。
但有時候我也懷疑，外國朋友是否出於一種獵奇的興趣，出於一種對於東方文明的烏托邦主義，而忽視了中國的發展要求，卻希望中國永遠不變地保持太古之民的風貌呢？反正我們生活的古代化並不影響他的生活的現代化。
還有一些西方朋友，則似乎是從西方的觀點要求中國。例如有的作家朋友認為身為作家而不描寫「性」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而當我們聽到這種論斷的時候，也覺得頗為不可思議。還有的作家朋友說：「我只寫我自己願意寫的，社會效果如何與我有何相干呢？讀者算什麼？我為什麼要管讀者不讀者呢？」這種高論，也只能使我們一笑。
反求諸己，當我們觀察西方生活並加以敘述和描繪的時候，會不會有同樣的情形呢？
九
在歐洲，在佈滿了花壇、草坪、噴水池和各式各樣的雕像、各式各樣的古典的哥特式尖頂建築和現代化的摩天大廈的歐洲城市，在各種各樣的黃頭髮、栗色頭髮、紅頭髮、灰白頭髮的人們中間，你突然在未曾預料的情況下遇到了自己的同胞，遇到了黑頭髮、黑眼睛的軒轅氏子孫，這不是非常令人高興的嗎？我這裡說的首先是台灣同胞。第一次見到他們是在波恩大學漢學系，這些來自台灣的留學生本不是漢學系的，但是出自對祖國的作家、祖國的親人的感情，他們主動來見我們，主動向我們自我介紹說：「我們是台灣來的。」只一句話就引起了我們的歡呼，我們熱烈地握手，我們交換了親切的目光。分別了幾十年，終於，我們有機會見面了。然而，這是在德國、在波恩啊，什麼時候，我們將在北京或者上海、基隆或者台北見面呢？
我覺得特別難忘的是在貝多芬故居參觀的時候，兩名留著長髮的台灣留美學生（她們來德國旅遊）主動地用英語問我：「你們是中國人嗎？」我回答說：「我們來自北京。」然後，她們表示希望和我們一起參觀和聽取解說。最後，我們又共同在故居的留名冊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她們的活潑、開朗、友善的笑容，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裡。
在漢堡大學的漢學系圖書館裡，我們會見了圖書館工作人員、來自台灣的許桂芬女士。馮牧同志對她說：「現在，來自台灣的和大陸的同胞，能夠比較輕鬆、比較自然地見面和交談了！」許桂芬女士高興地說：「早該如此！」後來，她也參加了我們與學生們的會見。
當然，歷史的負擔、隔閡和台灣當局反共宣傳的影響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在波恩的德國之聲電台，我們見到了幾位來自台灣的華語廣播員。其中有一位自稱京劇迷的小伙子，就提了一些「大陸的雜誌都是官辦的吧？」「報紙上的稿子有群眾寫的嗎？」「《人民日報》有沒有副刊？《人民日報》篇幅為什麼那麼小，只出四開的？」之類的問題。我們告訴他，辦刊物的作家團體是群眾團體，告訴他許多重要報刊採用的群眾來稿佔到版面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人民日報》天天都有副刊，而且不是四開而是每天對開兩張，星期天對開一張。他沒有再說什麼了，但好像還是不大信服。「到北京去玩玩吧！」我們說。我相信，大陸和台灣人民互相接近、互相瞭解，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歷史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了的。
其次，在德國看到的中國人最多的就是開餐館的了。每個大城市差不多都有中國餐館開設在繁榮的商業區。當你看到「大上海飯店」「亞細亞酒家」「遠東餐廳」之類的中文招牌時，當然會產生一種親切的感情。特別是漢堡的「亞細亞酒家」，烹調精美，其對祖國來客之熱情，實在是已經達到了「友誼第一，不惜不賺錢」的地步。在這些地方用飯，德國朋友對中國的烹調技術也是頗多溢美之詞。像什麼「德國人會住，法國人會穿，美國人會玩，中國人會吃」之類的說法，儼然中國的發達程度與消費水平已經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了，真叫人哭笑不得！正像我們在中國也常見到來自德國的奔馳牌汽車和拜耳藥片、日本的豐田汽車與精工手錶行銷全球一樣，我們在德國的城市也能到處看到中國的菜餚，中國的烹調技術理應享受到這種「五大洲暢通無阻」的世界性聲譽，對此，我們當之無愧。然而，偉大與歷史悠久的祖國啊，難道你除了宮保雞丁和糖醋魚片以外，就拿不出更先進、更像樣的技術成就嗎？你當年拿出指南針、火藥、印刷術時候的進取精神到哪裡去了呢？
我們在一個中國餐館裡遇到了一位來自上海的女青年。她因為在德國有親戚，經政府批准離開了祖國，德國政府准許她長期在德居住，然而條件是不能給她解決就業問題。她在德國無所事事，西方的生活不是她所能習慣的，西方人（包括德籍華人）的圈子不是她所能輕易打入的，丈夫又生了病（與她共同來德國的）。她見了我們，肝腸寸斷地哀哀哭泣，使她的上海同鄉、我們的翻譯王浣倩同志也陪著哭紅了眼睛。她想祖國，想上海，想姆媽，想同學和友人。離開了祖國，就像離了根，丟了魂，她哭訴說，她寧願回祖國繼續到農村去「插隊」。她的訴說怎樣地贏得了我們的同情，激起了我們愛祖國、念祖國的深情。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家鄉水。多災多難的、艱難前進的祖國啊，你的兒女對你充滿了癡情！即使他們當中有人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一時離開了你，身體離開了，心離不開、魂離不開啊！多少兒女在為你而流淚，多少兒女在為你而心焦，多少兒女一想到你還不像你應該有的那樣的強大和富饒，他們是死不瞑目的呀！
十
生活的輪子愈轉愈快，生活的河流愈流愈急。訪德歸來，已經差不多兩個月了，十幾天訪問的記憶，已經差不多淹沒到沒完沒了的會議、寫作、校對清樣、東奔西跑裡了。
真是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會過去，但是，總會留下來一些永遠忘不了的親切的懷戀吧？
七月底，我去了遼寧省的幾個城市。當我和從維熙、劉心武、諶容坐在一輛麵包車上從瀋陽駛向鞍山的時候，當青紗帳、小山坡、草地和河流不斷從窗外馳過的時候，我又想起了對西德的訪問了。在西德，我們不也是這樣地奔跑在大地上嗎？不論德國還是中國，歐洲還是亞洲，法蘭克福、科隆、柏林還是北京、大連、烏魯木齊，不都在同一個地球上嗎？天空、地面、海洋、航線、公路、鐵路和水路把我們緊緊地連接在一起。閉關鎖國的時代畢竟是過去了。德國人和中國人，柏林人和北京人是生活在同一個大地上的。讓我們在大地上漫遊，在大地上尋求，更多地去尋找友誼和知識吧！讓我們不帶偏見地去讚美西德的環境保護，讚美他們的工廠和汽車的消煙裝置，讚美他們的覆蓋面積佔全國土地百分之三十七的茂密森林吧！當飛機飛回到我們祖國上空的時候，缺少森林的地面是顯得多麼光禿啊！讓我們不帶偏見地讚美德國人的幹勁兒和技術的飛速發展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他們是一個被摧毀了的國家，是一個被「元首」搞得家破人亡、處於亡國滅種邊緣的國家，是一個遍地廢墟的國家，是一個被佔領而且至今柏林仍然處於被佔領狀態的國家，是一個被腰斬的國家，是一個喪失了榮譽、信仰、自豪和自己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力的國家。三十五年過去了，德國人重建了他們的家園，取得了令全世界驚羨的成績！難道我們今天比戰後的德國更困難嗎？難道我們的廣闊的領土、勤勞刻苦的人民、在坎坷的道路上鍛煉成熟的中國共產黨、豐富的資源、三十年的底子和豐富經驗還不如一九四五年的德國嗎？只要別亂鬥了，別再把精力用在整人上，別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鹿「打」成馬，再費上三牛一虎之力去論證馬不是鹿就行了。
讓我們不帶偏見地去觀察西方社會的弊病和難題吧。我們稱讚他們的一切應該稱讚的東西，卻絕不稱讚那些不應該稱讚的東西。許多德國朋友自己也是抱著批判的嚴厲態度，我們又何必盲目崇拜一切呢？
我們生活在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技術水平與他們全然不同的國家。然而，我們又是生活在共同的大地上。同樣生長著綠樹和紅花，同樣行走著汽車和火車，同樣有挽著手熱戀中的少男和少女，人民同樣有著爭取幸福和解放的願望和有著用自己雙手建設自己的生活本事。在大地上行走，在大地上漫遊，定居下來開墾土地和建造房屋，我們的國家也是能建設好的，而且應該更好，更好！我們有多少本來應該使我們感到自豪的本錢，卻沒有用這本錢取得應有的成就啊！
中國在前進，世界在前進。前進的中國影響著前進的世界。在《法蘭克福日報》上，幾乎可以天天看見有關中國的消息。前進著的世界也不可能不影響中國。在中國的電視節目和報刊上，也愈來愈多地出現了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消息。
六月十六日，我們來到了號稱國際航空港的法蘭克福機場。我們交驗了護照，辦好了登機手續，與不辭辛勞地陪同我們的蘇珊娜小姐與克利斯朵夫先生告別。當我們轉過身來的時候，雖然還沒有離開機場，然而我感到我已經走在通向北京、通向東直門和東四的道路上了，正像六月四日在北京機場的海關交驗我們的護照以後，當莊重精悍的海關警察在我們的護照上蓋上了出境印章，當我們走到自動升降和調節距離的首都機場的登機艙裡的時候，我覺得我正在走向德國。
中國作家在德國所走的路，正是在中國所走的路的繼續，而如今在哈（爾濱）—大（連）公路上奔跑的麵包車，不也正繼續著柏林的麵包車的路程嗎？對德國的訪問是結束了，然而，在大地上的漫遊，在大地上的尋找、勞作和思考卻是不會結束的，我們的人生旅途是不會結束的。讓我們繼續趕路吧，讓我們得到更多的友誼，更多的知識，更多的信心和更多的進步吧！
198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