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爆炸的春天
我一九八七年與一九九四年兩次訪問東鄰日本，兩次都是在錯過了櫻花盛開時分的四月中旬。第一次為了看一眼櫻花還去了一趟仙台，當然，仙台是魯迅先生當年求學的地方，那裡有魯迅公園、魯迅胸像，本來也應該去的。第二次為了看櫻花去了一趟東京的郊區小諸。而此次是三月中旬到的日本，預計是趕不上櫻花盛開的季節了。我還真的歎息自己命中注定與盛開的櫻花失之交臂，不是早了就是晚了，可誰知道今年日本本州也與中國的北方一樣，冬暖，在我們到達東京的第二天，就在皇宮附近看到了三株早開的櫻花啦，我們在那裡留了影。
後來又在新宿的御苑看到了早開的櫻花。像中國的春江水暖鴨先知一樣，在日本大概應該說是春山風暖櫻先知啦。什麼事都是有先有後，早開的櫻花引起了人們的驚喜，卻也顯得有點寂寞與孤獨。
而等到從北海道再回到東京，住到了成田，卻是千樹萬樹春光好，櫻花大開又特開了。
我這次得到了就近欣賞櫻花的機會。花色略如桃花，花瓣更大更開放，黑色的樹幹樹枝，巨大的樹冠，花的規模也遠勝於桃花。尤其一株株大樹連成一片，更是全面地燦爛，全面地飛揚，鋪天蓋地的雲霞，洶湧澎湃的春光。怎麼會有這樣的風景，這樣的春天，轉瞬間春意濃烈得如醉如癡，如歌如舞，如海如潮，如火如荼。日本的春天就這樣在櫻花的盛開中爆炸了。不過一周左右，這個春花怒放的季節便匆匆過去了。
而日本人對櫻花的狂熱，帶有一種民族感情的燃燒性質。一到春天，各種媒體就報道櫻花的信息，把櫻花的開放與凋謝當作全民大事來看。盛開是感人的，而更感人的是櫻花的凋謝，一九九四年那次，我們趕到了小諸，趕上的也只有落櫻。落櫻，正如「淺草」「新綠」等一樣，是日本人對漢字的巧妙組合與運用。當我們看到一家一家日本人在櫻樹下鋪上地毯，喝著啤酒、清酒，吃著野外燒烤，唱著令人淒然淚下的歌曲，且哭、且笑、且舞，同時沐浴著像雨點一樣、像雪花一樣從頭頂上大片大片下落的櫻花的時候，我是深深地被感動了。這是多麼深厚的對季節推移的感應，這是多麼深厚的對樹木花草的眷戀，這裡也許還包含著對人生無常、萬物無常的悲哀，也還包含著對櫻花的開便爆炸般瞬息開放、落便大雨般瞬間凋零的性格——這也是日本人引為自豪的民族性格——悲劇性的讚美。
我也沐浴在落櫻中了，我更沐浴在那麼多日本人對落櫻的眷戀與悲歌中。我想起了黛玉葬花，而日本的男女林黛玉們更普遍、更群體、更壯觀也更達觀些。
日本是個島國，精緻卻又顯得侷促。日本人是認真工作的民族，一絲不苟，精益求精。日本人的禮貌約束著一些人不能開門見山，直抒胸臆。而日本的文化中，又有著太明顯的來自中國或者來自歐洲的印跡。所有這些會不會成為一種無形的壓抑，成為一種力比都的情意結呢？幸虧有一個櫻花，日本終於還是日本，日本的春天便是最有味道的春天，耽於工作，耽於禮節與計算的患得患失的日本人也得到了一個哭哭笑笑、唱唱跳跳的機會，甚至，在櫻花上日本人凝聚起來了，獨特起來了，深沉起來了。我不能否認，在看過了櫻花的盛開與謝落以後，大大增加了我對日本國土、國民與文化的好感。一個能夠為花而動情的民族就像一個動情如花的人一樣，叫別人覺得親近一些了。
二、最憶是杭州
在幾次與日本友人的接觸中經常聽到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讚美，說什麼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呀，中國文化如何如何幫助了日本呀，從文字到建築，從服裝到風俗，連筷子也是從中國學的呀，還有各種好話。好話聽多了就有點套話的意思了，甚至我還覺得有點溢美，中國一八四年以來曾經混到了什麼份兒上了，差點沒讓您給亡了滅了，您還沒完沒了地捧，受得了嗎您老？明明日本早就鬧成了「脫亞」，現在更是唯美利堅合眾國的馬首是瞻，日本是七國會議、後來成了七加一國會議的成員，是發達國家了，再反反覆覆地抒發對於中華文明的深情，叫咱們說什麼好呢？
然而此次我是真的被打動了。這次抵日的第二天，我們乘火車到長野去看望病中的老作家水上勉。水上勉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多次訪問中國，對日中文化交流極為熱情。近年來年逾八旬的他因心臟病屢屢住院治療，近日剛剛出院。聽說我們會去看他，他激動得落下了淚水。我們在路上還接到了他兒子的電話。他這個兒子是他年輕貧困時所得，由於生活無著，他把兒子送給了一家鞋匠。後來他功成名就，思念兒子，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冒充他的兒子來相認。只有這個真兒子，他是一見就明白了。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這個兒子也極要強，通過自我奮鬥，不但成就了經營事業，同樣也熱心寫作，已經出版了兩部書。
我們在小田下車，經過一道街，轉兩個彎就是鄉村土丘風景了。水上先生佔有了一個山頭，修了日式木房子。他坐在輪椅上，含著淚來歡迎我們。他說話緩慢，精力當然大不如前。回想我十五年前首次訪日時與他的愉快交談，得知他有好幾處房屋時，我曾引用「狡兔三窟」的中國成語與之調侃，而其他日本友人則驚歎我的成語引用之精當合體。曾幾何時，駐顏無術的我們都老了啊。而首次訪日時能夠見證我這個玩笑用語的井上靖、千田是野、東山魁夷、團伊玖磨等老友皆已乘鶴西去了。團先生還是在蘇州，在日中文化交流的第一線上英勇殉職的。這次與水上先生的會面能不興逝者如斯之歎乎？
水上先生把他幾次在中國各地旅行的寫生圖畫與寫就的散文拿給或送給我們。日語是讀不通了，水彩畫卻顯出了先生的繪畫才能，更表現了先生對中國山河、風光、建築、寺廟的感情。他說在中國旅行，常常產生來到自己的文化故鄉的感覺。他說他只盼著身體再好一點，坐著輪椅去一趟中國，坐著輪椅圍著杭州西湖轉上一圈。西湖是太美麗了。
他噙著淚述說著他最憶是杭州的心情，我們也含淚祝福他能實現自己的願望。我當然也愛西湖，拜訪過水上勉以後，似乎更愛了。文化的力量不是立竿見影的，卻是蝕骨與永遠的。如果我們妄自菲薄，如果我們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好些，不但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同胞，也對不起深受中國文化哺育的四方摯友啊。
順便記一下，在水上先生家不遠處，有一座「無言館」，展覽著當年這裡的百十名美術學校學生的作品，他們全部是在戰爭後期被強徵入伍，全部死難，白白做了軍國主義的炮灰了。每個人的作品都標示著畫家的生卒年月，有的死時三十一歲，有的死時才二十一歲，而且都是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間死的，那時軍國主義已經窮途末路，敗局早定了，但還是吃掉了那麼多無辜生命。這個展覽館命名為「無言」，真是意味無盡。
三、舊事與新篇
我到國外訪問，一般是持觀光者、漫遊者、訪問者、交流者、遊學者、探求者，或者說得媚俗一點叫作充電者的心態。喜其美，驚其異，歎其怪，覓其根，尋其由，找到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觀點與相同的困擾；於是得知識，得見聞，得啟示，得刺激，得補充，得新的體驗；於是開闊胸臆，拓寬心智，暢遊五洲，感受大千，喜而贊曰：大風起兮，雲飛揚，豈可鼠目兮，耽寸光！與時俱進兮，歌徜徉！
三次去日本都是這樣，高樓大廈，鱗次櫛比（這是我過去最不喜的一個短語），燈紅酒綠，熙熙攘攘，光光溜溜，客客氣氣，精精細細，舒舒服服……都是我所感興趣的。
然而不同，每次赴日都有那麼幾回，使我突然回憶起了童年，使我的白相之旅觸動了舊事，使我的某一根心弦鳴響起來，又親切、又淒涼、又暗淡、又遙遠、又嚴峻、又悲傷：以為早已過去了，卻原來仍然是心裡的一個大疙瘩，也許還是一塊病。
每天聽到的「奧啊喲果砸依麻斯」「多模，阿里嘎多果砸依麻斯他」，使我想起了小學時期的日語課，我的幼兒園（那時叫幼稚園）與小學階段都是在日本侵略軍的佔領下度過的，每所小學都有一個日本教官。有一次日本教官在全校朝會上大發雷霆，作威作福。回到班上中國老師很憤怒，就在黑板上寫了「亡國奴」與「沒骨頭」六個字。可惜當時我年紀太小（六週歲左右），六個字裡的斑斑血淚我還不懂得。我也記得這個日本教官一次在日語課的黑板上寫了「山本」兩個大字，講述日本海軍司令山本五十六的陣亡。也是這個教官，有一次在我的日語課考試卷子上給分偏低，我找他提出抗議，他問我「你認為應該給多少分」，我便隨口說了一個高分，他「哈伊」一聲，立即照辦，將卷面改成了我所要的分數，這使我懷疑了自己高分的價值，也懷疑了自己找上門去索要高分的正當性。我還記得當年用日語排一個兒童話劇的情形，我們後來演出了。從我個人來說這實在不高明，說明我的愛國主義覺悟太低，但我曾經認認真真地學過日語卻是千真萬確的。小學五年級最後一課日語課文的標題是「中日滿親善合作」，由於全班同學一致抵制，把一個課堂哄成了一鍋粥，這節課硬是沒有上成。這是聊可自慰的愛國行為吧。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後，我也已經跳班升入了中學，未滿十一歲的我才悟到學日語是被強迫，是屈辱，是不堪回首的舊事，今後再不要學日語啦。我也盡可能自覺地把它忘到一邊去了。
這次去日本，為了表達友好，我特意準備了三分鐘的日語講稿，到這時候又想，當年繼續把日語學下來就好了。不但是平假名，現在連片假名也認不全了，我只好用漢語拼音將讀音注上，還好，我還能比較正確地發日語的音，畢竟有童子功在呀。而這一切更使我想起了許多舊事。
見到某些日本詞語甚至見到日本仁丹（當年先是叫人丹）廣告，我就想起了那時的「治安強化運動」與北京各個城門洞下執槍荷彈的凶神惡煞般的佔領軍，以及我吃過的難以下嚥專門給中國人吃的混合面。
見到相對行鞠躬禮的日本友人，我也想起當年就住在我們胡同裡的日本平民或日軍家屬。他們中的多數人在城市街道上還是彬彬有禮的，沒有給我這個孩子以什麼特別惡劣的印象。有些日本男人夏天穿的衣服太少，走在大街上令中國女性深感不自在，不知道這裡頭是否也反映了佔領者對於被佔領國人民的不尊重。那時候「話匣子」（收音機）還是奢侈品，有幾家日本人家裡有，我放學時經過一家日本人的窗口，有時會聽到廣播聲，這使我十分好奇也十分驚歎，我會短暫地停留一會兒，聽聽廣播。我也還記得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這些胡同裡的日本人倉皇離去的情景，他們極為廉價地賣掉了家用物品，急急如喪家犬般地回國走了，善良的北京百姓甚至有點可憐他們。在此次訪日抵北海道招待會上，一位出生於北京的日本人說起了他的家庭戰敗後狼狽逃走的慘狀，並說：「這其實是理所當然的。」他實事求是的態度倒是令我一驚。當然，他是對的。
還有《朝日新聞》上的「昭和」紀元，還有從「大東亞戰爭」到「保衛東亞戰爭」說詞上的改變，還有日軍「玉碎」和「神風突擊隊」（這開了自殺式攻擊的先河）的報道，還有「華北政務委員會」的日偽機構名稱……
經過革命，經過新中國，經過學習蘇聯、一面倒與反修防修，又經過抗美援朝與和美國的那麼多交流與摩擦，我還以為在這個世界上顯然有比日本更重要些的與美、蘇（俄）有關的故事，早已使我忘記了與日本有關的童年諸事——即經過那麼多結結實實與意義重大的經歷，這些既不光彩也沒有什麼內容的經歷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呢，誰知道，它們還在那裡存著，還在那裡發酵，還在那裡哭泣呢。
在今春的訪日期間，我夢到了我的童年。我有點傷心。
四、精緻與包裝
日本人最大的優點之一是精緻。
吃日本餐，案上擺的更像是朵朵小花，各種顏色與形狀的搭配都經過精心設計。隨著季節的更迭，更換著食品的顏色，春天則是新綠與粉紅，夏日則是濃綠如黑，秋天金黃與赭黃，冬天又是雪白和透明。以至有人說不忍得吃，不願意造成美的毀滅。中國菜和西餐也注意菜餚的造型，但象牙雕刻般做得這麼小巧瑰麗、摳摳哧哧的從未見到。日餐不但考慮到食品，更考慮到餐具，一個放筷子的小支撐架，玲瓏剔透；一個放幾根鹹菜的小盤兒，做得像是一片彎曲有致的琉璃瓦。從中國傳過去的筷子，到了日本磨得圓圓的而兩頭又是尖尖的，像是一種玩具。喝湯的漆碗，裝米飯的瓷甕，擺調羹的瓷片，裝不同菜品的各式各樣的碟子以及各種小得別人不會認真觀察的器皿，有的像樹葉，有的像小船，有的像橋，有的像筆記本，都更像工藝品而不是實用品。
日本人一般住房並不寬裕，我去過一些高層知識分子的家庭，也少有可供五個以上客人一坐的廳室。但他們的房屋佈置得也是精緻至極，特別是日式的榻榻米房屋，不但一塵不染，而且賞心悅目。從日本式家庭到餐館都要求脫鞋入室，那個脫鞋換鞋的小門廳，也佈置成一個趣味盎然的小天地，有花草，有書畫，有擺設，有純裝飾用的覆蓋物。
有一些中日共用的器皿，但日本人做了一些改進。比如家用小陶瓷茶壺，形狀如中國茶壺，但壺嘴要大得多，有的加了過濾紗罩，這就避免了倒水不暢或茶葉堵嘴。有的在小小茶壺上安裝了一個柄，拿起茶壺來方便了許多。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人的細心與認真。我甚至要說日本人做事時以及與你商討工作事務時那種身體前傾、表情嚴肅（或者乾脆是沒有了表情）、兩眼發直、不停地「哈依哈依」的神態似乎帶幾分傻氣，一副緊跟照辦萬難不辭的神氣。而歐美人與你商討事務的時候多半會歪著頭，別著腿，微笑著，輕輕晃動著，目光靈動著，舒舒服服，瀟瀟灑灑，面部與眼睛的表情隨著你的話語而不斷變化，一會兒睜大眼睛，一會兒抿一抿嘴，一會兒微微皺眉，一會兒莞爾一笑，一副雖然確是在聆聽但同時也在選擇判斷、分析取捨，總之最後還是他說了算的架勢。兩者比較一下，很有意思。
我曾經與幾個有長期在中國生活經歷的日本人探討過中日兩個民族的比較。他們說，中國人的智商其實是很高的，絕對不笨。我便說是不是中國人有的做事太不認真，他們用日本人的微笑回應了我的這一反省。同時他們謙虛說，日本人的精緻往往是在一些小東西上，他們缺少宏觀大氣的思考。就是說，與我對印度的印象恰恰相反，日本人也許太不「哲學」了？那麼能不能說咱們的中華兒女有時候氣沖斗牛卻大而無當，或者用劉備評論馬謖的話——我太欣賞劉備的這兩句話了，所以引用過無數次，叫作：言過其實，終無大用。
再一個突出的是日本物品的包裝。可以說日本式的精緻，尤其在包裝；或者可以說日本式的包裝，在於精緻。如果你得到一個日本友人的禮品，那麼典型的日式包裝是一個深色包袱皮，一個金黃色紡織品作內包袱皮，一個紙套子，一個木盒子，再經過幾道拆封的手續，拆掉了許多不忍毀棄的美麗的紙質、塑料質乃至絲質、木質的花飾，最後發現，裡頭可能是一隻表，可能是一個日本人形（玩偶），可能是幾塊巧克力糖；但更可能是幾小塊蛋糕，幾包茶，或者是幾塊餅乾。總之，包裝比禮物本身重要。包裝所代表的虔敬、親善、不厭其煩與一絲不苟，遠遠比禮物本身的價值（更不要說價格了）重要百倍。贈禮的程序、禮節、文明性與鄭重性遠遠比給受禮者以物質上的利益更重要。這確實有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一般都會認為包裝是表面，是現象，是形式，是程序；而禮品才是真貨色，是實質，是內容，是目的。而且中國人多半會認定，說下大天來，裡邊的貨色比表面重要、實質比現象重要、內容比形式重要、目的比程序重要。那麼，精心包裝幾塊餅乾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反過來說呢，人和人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從物種上說區別，所有的文化差異、文化衝突，不正在於程序和形式、重點和包裝的區分上嗎？通常所謂的內外、象質、形實的區分，果真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天經地義嗎？這也不妨一想。
一位法國人有個說法，說日本搞的是空心文化，即搞的都是表面的、形式的、現象的與程序的東西，到了內核，卻是一無所有。這樣說恐怕太過分了吧。
我也聽到過一位日本教授對自身文化的批評。他強調日本的許多文化都是引進的，但引進後會有些適應日本國情的改造。例如，日本在美國的貿易壓力下不得不進口美國加州大米，但加州大米黏度不夠，不合日本人的口味，於是日本人發明了一些加工美國加州大米的辦法，使之變得與日本大米一樣黏軟。這位著名的日本學者說，日本文化充其量不過是上述加工辦法之類的東西罷了。
這樣說說能不能滿足某些中國人的自尊自傲心呢？然而，也許我們更需要自省啊。比較一下中國人的不拘小節與日本人的一絲不苟，這確是很有趣的吧。
五、日中文化交流協會
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成立已經好多年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名人都曾參與協會的活動，如作家中島健藏、井上靖、水上勉、大庭美奈子（芥川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諾貝爾獎獲得者）、戲劇家千田是野、畫家東山魁夷、作曲家團伊久磨、電影演員栗原小卷等。他們組織了不知多少文化代表團訪華，他們的常務理事白土吾夫到中國訪問過一百三十多次。他們也邀請過大量的中國文化方面的代表團去日本訪問，包括官方的文化部、新聞出版署的團體訪日。他們的工作極其細緻。此次我們友協的代表團下了飛機，剛上汽車，工作人員就遞給我們每人一張紙片，上寫各人入住飯店的房間號碼與互相撥叫辦法，字寫得很大，顯然是考慮到了團內一些有點歲數的成員眼睛可能昏花。在離開東京的時候，各人把交運的行李放到房間門口，他們的工作人員立即給每個人的行李上掛上了結實的名牌，便利了此後的旅行與轉運。他們對中國客人的飲食更是關心備至，甚至無微不至。
然而他們的辦公室只有一間屋，事務局的五女三男八個人擠在一起。給來訪的客人安排五星級賓館的他們只要最簡樸的工作條件。許多年前就是這樣，如今還是這樣。據說當年周揚同志曾經造訪過他們的辦公處所，周揚還以為整個樓都是他們的呢，來了才大呼小小的辦公室辦了大事。想一下我們的群眾團體吧，也太幸運、太排場啦。
他們沒有什麼財政給撥經費，也沒有特殊的大財團後台，更沒有公務員的級別和待遇，全靠自己組織的有償（在日本叫作「有料」）活動的吸引力，吸引人們參加，參加的人愈多，效益就愈好。再有就是收一點會費。
而在所有的活動中，事務局的先生與女士們都將自己排在最後，而請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出頭露面。一點紀念品、一點小禮物，他們也是首先給文化人，寧可不給自己剩下什麼。一切宴請，他們都盡可能地減少參加的人員，在代表團人員用餐的時候，他們不陪。他們精打細算，決不鋪張。
他們是真正服務者，是公僕。他們中有的人，像佐籐純子，像橫川健，都已經在此協會工作數十年了，他們本身的待遇很有限，憑一種信念，他們會繼續工作下去。
祝他們一切都好。
200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