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的民族情愛國心突然點燃。同學們個個興奮得要死，天天上五年級的級任鄭誼老師那裡去談論國家大事。鄭老師說到，抗日戰爭前，蔣提倡「新生活運動」，國家本來有望，但是日軍的侵略打斷了中國復興的進程，等等，我們義憤填膺。我愈想愈愛我們的國家，我自己多少次含淚下決心，為了中國，我寧願意獻出生命。順便說一下，鄭老師解放後曾經是全市著名的模範教師，1957年反右運動中，她也未能倖免。
也是這個夏季，我做出了跳班考中學的決定。我看了豐子愷的一幅漫畫：畫著三、四個孩子腿綁在一起走路，走得快的孩子被拖得無法前行，走得慢的孩子也被拖得狼狽不堪。我竟從此畫中得到了靈感，我認為我就是那個走得快的孩子，而學校的分班級授課的制度就是綁在孩子腿上的繩索。我拿過比我高一級的姐姐正在被教授的六年級課本，認定那些課程對我已經毫無新意。而且，早就有這樣的事了，低一年級的我幫助姐姐做高一年級的作業。只是現在說起來有點吹牛的不安感。
我本來想報考離家很近的位於祖家街街口的市立（男）三中，那時是男女分校。排到了報名窗口，人家要小學的畢業證書，並明言不收「同等學力」者，我只好去考私立的以教會倫敦會為依托的「平民中學」（現四十一中），一考就中，而且上學後仍是差不多年年考第一。
日本投降後父親從青島回來了，暫時消消停停。一天晚上他往家裡帶來一位尊貴的客人，是文質彬彬的李新同志。當時，由國、共、美國三方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正在搞國、共的停戰。駐北京（平）的調處小組的共方首席代表是葉劍英將軍。李新同志似是在葉將軍身邊工作。李新同志一到我們家就掌握了一切的主導權。他先是針對我剛剛發生的與姐姐的口角給我講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道理，講得我啞口無言，五體投地，體會到一個全新的思考與做人的路子，也是一個天衣無縫，嚴密妥貼，戰無不勝的論證方式。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做聖人的路子，遇事先自我批評，太偉大了。自我批評一開始也讓我感到有些丟面子，感到勉強，但是你逃脫不開李新同志的分析，只能跟著他走，服氣之後——你無法不服氣的——想通了之後，其舒暢與光明無與倫比。
緊接著李新叔叔知道我正在奉學校之命準備參加全市的中學生講演比賽，比賽是第十一戰區政治部舉辦的，要求講時事政治的內容。父親先表示對此不感興趣，李新叔叔卻說一定要講，就講三民主義與（羅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主旨是現在根本沒有做到三民主義，也沒有四大自由。我至今記得我的講演中的一句話：
「看看那些在垃圾堆上檢煤核的小朋友們，國父的民生主義做到了嗎？」
毋須客氣，這次比賽的初中組，我講得最好，連主持者在總結發言時都提到王蒙的講話聲如銅鐘。但我只得到了第三名，原因當然是主辦者的政治傾向。他們聞出了我的講話的味道。我也學到了在白區進行合法鬥爭的第一課。
順便說一下。代表我校高中生參加講演比賽的是楊虎山，他在解放後一直從事外交工作，曾任我國駐利比亞的大使。
李新同志後來主要從事黨史研究與著述，是著名的黨史專家。作為我此生遇到的第一個共產黨人，他的雄辯，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與表達方法，他的一切思路的創造性、堅定性、完整性、系統性與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威力，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頂，撥雲見日，大放光明。
理論的力量在於與現實的聯繫。我滿懷熱情地迎接「國軍」「美軍」的到來，興奮完了發現人們仍然是一貧如洗。報紙上刊登的都是接收變「劫收」的貪官污吏，窮人無生計，一家四口服毒自殺，美軍車橫衝直撞，每天軋死多人，漢奸搖身一變，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食不裹腹，衣不敝體的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大吃大喝完畢腦滿腸肥的狗男女們，他們正從我從來不敢問津的餐館裡走出來，餐館發散出來的是一股股雞鴨魚肉油糖蔥姜的氣味，我確實對之切齒痛恨，確實相信「打土豪、分田地」的正義性與必要性，相信人民要的當然是平等正義的共產主義。
何況我正在讀的書是巴金的《滅亡》，是曹禺的《日出》，是茅盾的《腐蝕》與《子夜》，還有綏摩拉菲支的《鐵流》。這些書都告訴我社會已經腐爛，中國已經瀕危，中國需要的是一場大變革，是一場狂風暴雨，是鐵與血的洗禮。
還不僅僅是這些帶有社會批判傾向的作品，我回想，包括安徒生童話與格林童話，包括《賣火柴的小女孩》《活命水》《灰姑娘》《快樂的王子》《稻草人》《大克勞斯與小克勞斯》《白雪公主》，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強烈的激動，世上有許多不義，世上有許多美麗善良誠實而又愛苦的人，世上有許多「國王的新衣」需要戳穿，有許多「灰姑娘」和「白雪公主」和「小人魚」等待著愛她們的王子，有許多被魔鬼變成了石頭的生靈等待著「活命水」（有點像觀音大士的楊枝淨水）的起死回生。我的感覺革命才是這樣的復活生靈的活命水。現實有太多的醜惡，理想是多麼美好動人，能夠把醜惡的現實變成美好的理想的唯有革命，為此，我們所革命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為革命也是為理想，付出再多的代價也是值得的。文藝，尤其是文學常常會成為一個革命的因子，從我自己身上，我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
與李新成為對比的是國民黨的官員。有一次我接到學校命令，必須收聽市社會局長溫某某的講話。我們家的「話匣子」，是日本宣佈投降後，住在胡同裡的日軍家屬，惶惶然如喪家之犬，不得不以「跳樓」價賣掉一切東西、倉惶回國時，從她們手裡買得的。
我完全不記得溫局長講了什麼內容、為什麼中學生必須聽他的講話，但是我記得他的怪聲怪氣，官聲官氣，拿腔做調，公鴨嗓，瞎跩文卻是文理不通。我相信一個政權的完蛋是從語言文字上就能看得出來的，是首先從語文的衰落與破產開始了走下坡路的過程的。同樣一個政治勢力的興起也是從語文上就顯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的。他與李新同志的對比太如地下天上了。我當時立即堅信：李新同志、共產黨人的邏輯、正義、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滿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談、潤物啟智、真理在手，顛撲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的。作為新生力量的共產黨，她講得是多麼光明，多麼科學，多麼有作為，多麼激動人心啊！
還不僅僅是這兩個人的對比。我讀左翼著作，新名詞，新思想，新觀念，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強烈，鮮明，潑辣，講得深，講得透，講得振聾發聵，醍醐灌頂，風雷電閃，通俗明白，耳目一新。而你再看舊政權的作品，例如蔣的《中國之命運》，半文半白，腐朽俗套，溫溫吞吞，含含糊糊，嘴裡嚼著熱茄子，不知所云，而又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無法昭昭。一看語言文字，就知道誰戰勝誰了。
平民中學有一個打壘球的傳統，我現在還不明晰當時我們從日本人那裡學到的壘球是不是現名棒球的運動項目。壘球隊有一個矮個子、高中二年級生，他是個性情活潑，機靈幽默，球風極佳的後壘手，名叫何平。即使他輸了球漏了球，他的甜甜的瀟灑的微笑也會為他贏得滿場喝彩。一天中午我在操場上閒站，等待下午上課。他走過來與我交談。我由於參加講演比賽有成也已被許多同學知曉。他問我在讀些什麼書。
我回答了一些書名後說道：「……我的思想，」我頓了一下，然後突然宣稱：「——左傾！」
趕得別提多麼巧，何平是老地下黨員，我的宣示使他兩眼放光，他從此成了我的革命的領路人。思想起來，到現在我也說不清，向並非熟知的同學做這樣宣佈的目的，也許我完全不懂得其危險性。我只能說這是歷史，這是規律，這是天意，當革命的要求革命的依據革命的條件成熟而且強烈到連孩子都要作出革命的抉擇革命的宣示的時候，當這種宣示就像木柴一樣一碰就碰到了電火雷擊的時候，這樣的革命當然就完全是不可避免，無法遏止的了。
1986年冬，我在文化部長任上與一大批外國在華專家座談。同座的還有一位比我小兩歲、有過同樣的曲折坎坷的經歷的著名作家。我提到中國作家的左傾，提到左翼文學在現代文學史上的突出地位。我的這位同行兼好朋友就分辯說，他和他那一代人從來沒有喜歡過左，從來是欲左也不可能。嗚乎！我很驚訝，也很悲傷，到了一個僅僅比我小兩歲的作家那裡，左派竟然成了一個不太好的名詞了。夫復何言？誰可與言？
此後，父親隨李新同志去了解放區，到父親的老師範文瀾任校長的北方大學去了。而我，也立即跟隨何平走上了一心要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