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我的請求，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與我見了面。我給他的信裡附上了我的舊體詩。詩中有「疾首煎腸憶舊時，風花雪雨曾相欺」「肩挑日月添神力，足踏山川鬧自然」之語，無非是接受教訓，努力改造，並無二心之意。
邵荃麟的接見本身就表現了極大好意。他一見先稱讚我的舊體詩寫得真摯。他說，經過一番驚濤駭浪，願意與我談談心。他說，已告《人民文學》雜誌向我約稿，還要介紹我成為作協會員。他說丁玲對說她反黨想不通，這裡可能有一些下意識的東西。他的下意識反黨論固然奇特，但他說這些事有一種客觀感和距離感，確實這也不是他能做主的事。我想起他在批判丁陳會議上的發言，關於毀損作家的問題來了。後來形勢的發展恐怕早就超出了他老的想像，大火燒，小火燉，濃煙薰，吐沫淹的結果越來越不像是挽救幫助，更與今後寫出好作品無涉了。
但是他主要與我談的是一個觀點，不但可以寫先進人物，也可以寫中間人物，寫人物的轉變。
我已經記不清是談話前還是談話後我看到了《人民文學》雜誌的頭題，西戎的《賴大嫂》。寫一個農村婦女，從賴皮厚顏到提高覺悟的故事。
當時正在搞什麼文藝八條、十條，從政策上試圖搞得合情合理一點，把反右派以來左了又左的文藝思想稍稍規範一下。邵的中間人物論也是這樣應運而生的。他無法從更大的方面調整政策，只能說點中間人物之類的小打小鬧，無非是讓文學創作鬆動一下。
邵荃麟的好意決無懷疑，但是他能做的也有限，我還得自己努力。
這期間傳出了海默的電影《洞簫橫吹》受到老革命家保護的消息。《洞》片挨了棍子，後由於李先念同志看後覺得無大問題，乃轉危為安。
《文藝報》上討論《達吉和她的父親》，使一篇已經被戴上了人性論帽子的小說有了重見天日的可能。
劉紹棠在《北京文學》上發表了滑稽梯突的短篇小說《縣報記者》，多麼不可思議，劉整成那個樣子，反而變得笑聲不斷了。
燕祥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短詩《夜耕》，使我想到他在北大荒的勞動生活。為了避免麻煩，我沒有與他們當中任何人聯繫。
從韋君宜的《月夜清歌》，汪曾祺的《羊捨一夕》等作品中，都折射出他們幾年來下放農村的經歷，他們都以最美好的心情概括與回味農村勞動的生活，在苦水中培育出怡人情性的鮮花。汪的作品還運用了點心理獨白，視角轉換的手法，在那時已屬空穴足音，令人感動了。
那個年代我最著迷的是茹志鵑與李準，後來才知道了浩然。在萬馬齊喑的年代，他們是少數能夠歌唱的天之驕子，他們明媚春光，他們歡聲笑語，他們緊隨時代，他們宣揚先進，他們獨領風騷，他們是文學的驕子，時代的寵兒。李準的《李雙雙小傳》本來是歌頌公社的食堂化的，但是在不搞食堂之後，他仍然能起死回生，寫出性格生動火紅的李雙雙來，拍了電影，得了獎。他的《耕雲播雨》《龍馬精神》都使我羨慕，心嚮往之，知自己實不能至。畢竟對農村生活沒有李老兄熟悉呀。
而從閱讀上給我以滿足和親近感的是茹志鵑，她仍然多情，她語言如歌如詩，她變成了我的唯一，既符合大躍進精神，也保持著語言與人物，題材與敘述的細膩的藝術感。我決心向茹志鵑學習，用心血歌頌時代。但不久她也受到了（老是寫）家務事兒女情的非議。那確實是一個你想盡辦法歌功頌德，想盡辦法靠攏跟隨，就是不讓你歌頌得成，就是不要你靠攏跟隨的時代。
那一段我讀到艾蕪的《雨》，同樣歌頌大躍進，但寫得絲絲入扣，多情多姿。法捷耶夫的一篇評論裡高度評價安東諾夫的《雨》，說是像這樣的小說，如果契訶夫有知也會稱讚的。我找來了安的《雨》，果然精彩，而且比咱們放得開。
我讀到了歐陽山的《在軟席車廂裡》，題材新穎，竟然寫到了一個幹部因寫作而放棄了官職，最後失敗的故事。我讀到了菡子的《前方》，寫解放戰爭，寫戰鬥英雄、死難烈士，通篇用第二人稱，如信如詩，直扣心扉，實屬佳作。
我也讀到了陳翔鶴的歷史小說《陶淵明寫輓歌》與《廣陵散》，我只覺得作者有一種寂寞的心趣。回憶起來，他老也是批胡風的積極分子呢。
浩然的《喜鵲登枝》我是從《北京日報》上看到的，我佩服他的輕盈多姿，只是覺得淺得近乎廉價，更像極優秀的命題作文。
那一段我喜歡讀的還有柳圯寫抗日戰爭的《長城煙塵》，《王汶石》寫大煉鋼鐵的《黑鳳》，丁玲的長篇選載《在嚴寒的日子裡》，還有秦兆陽的長篇選載。但所有這些長篇都未有完工。王汶石的寫大躍進的中篇，開頭極吸引人，寫下去卻不知所云，不知所終了。
《青春萬歲》的出版事宜重新提到了日程上，令我不勝唏歔，卻根本不敢相信其可能實現。中青社請了當時文藝報的負責人馮牧代審，馮對此稿印象頗好，只要我把太多的寫到蘇聯文藝作品對於那時的中國青年的影響的地方刪一刪。這是我第一次到馮牧家裡拜訪，他眉清目秀，口齒清晰，忙忙碌碌，隨隨便便，他一直是這麼一幅風度，不太像文人，更加不像領導。
有驚無險地度過了反右關口的黃秋耘對我關心備至。我常常到大雅寶胡同他家去看望他。每次他都是唉聲歎氣，無法可想。他在此年十月告訴了我「精神又變了」消息，他指的是北戴河八屆十中全會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強調。他回顧了他親歷的整風反右時期的同樣場面，他在邵荃麟家中，見到邵接了一個電話，立刻神情一變，緊張地說：「要收了。」他還說到邵荃麟的匪夷所思的想法，說是六十年代初期，作家們想寫大躍進中的種種畫面與教訓，又不敢寫，他設想能不能出一個內部文學刊物，只限於領導幹部閱讀參考，文學內參？曠古未聞。
他的說法令我產生了更加古怪的念頭，不，不是念頭，只是一個調侃罷了。我想說的是，如果閱讀文學作品有級別限制的話，能不能搞個上限，即辦一個只准二十三級以下員工和農民看的刊物？當然，我沒有敢多說，我流露了幾句，黃秋耘也沒有聽懂。
黃秋耘早年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喜愛文學，喜愛羅曼羅蘭，尊崇人道主義。五十年代中期，他寫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刺在哪裡》為一些人和事不平，後來又寫了《銹損了靈魂的悲劇》，為一篇揭露陰暗的作品張揚。六十年代，我得到了他老的極大的關心友誼，我永遠忘不了他住的那套房子，他始終憂心忡忡，無可奈何，他使出了渾身解數，卻無法幫我發表什麼新作。
從此，曇花一現地發表了一點小文字的摘帽右派們再次銷聲匿跡。我的姐姐告訴我，上面已經傳達，摘帽右派，就是右派，仍按右派掌握。姐姐唯恐我再找不素淨，每次見面，不忘猛澆冷水降溫。形勢一變，文藝十條八條之類，偃旗息鼓，就跟沒有發生過那回事一樣。我的所有稿件都被退回。《青春萬歲》再次擱淺。黃秋耘不斷地給我出主意，一會兒說遼寧的《鴨綠江》開明一點，一會兒說天津的《新港》可能方便一些。但是我的稿子寄去，都沒有戲。
這裡有趣的是並沒有文件或口頭傳達說什麼什麼人從此不要再出現了。一切決定於精神與氣候，精神一變，氣候一變，一切自然改變，誰都不願意往槍口上撞，當然。同時誰也不會正式告訴你根據什麼你就歇著吧，你就名存實亡吧……沒有通知，沒有禁令，勝似通知，勝似禁令。你已經無法可想。邵燕祥剛剛在上海發表了一篇《小鬧鬧》，寫一個襁褓嬰兒，也受到德高望重的老評論家唐弢的猛烈抨擊。
甚至連說過《青春萬歲》的好話的好人馮牧，當形勢一變，別人問到他對王某長篇的看法時，據說他甚為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