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大風大浪的預感

    不久前中國文聯開了一次全國委員會擴大會議,在西山讀書會上放了周總理與周揚在此會上的講話錄音。總理講話中提到,是周揚翻譯介紹了《安娜·卡列尼娜》到中國來(文本有一部分是謝素台譯的),周揚立即表示這是他的一個失誤。總理說,介紹這些名著,要有一個好的序言或後記,引導讀者正確理解閱讀名著。周揚也提出一個著名的論點:越是精華,越要批判,因為遺產中的精華,才被眾人接觸,而即使是精華中也難免有毒素,如不批判,危害更大。這樣的雄辯,確實高明,令人怵惕。
    那時的意識形態工作的一大特點就是動不動搞當頭棒喝,擊一猛掌,令人時時如大夢初醒,一頭霧水,一身冷汗。
    周揚的講話中提到了王蒙的名字,他說:「王蒙,搞了個右派嘍,現在,帽子去掉了,他還是有才華的,我們對他,要幫助。」
    黃秋耘早就告訴了我周揚講到我的話,並說這樣講對我是有好處的。
    周總理講話的中心意思是要迎接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他講到他愛唱「洪湖水,浪打浪」,說有一張照片是他與演員們一起唱這首歌的情景,照片上只有一個習慣於洋嗓子的歌唱家圓張著口,與大家不協調。他講用交響樂隊在台上伴奏,使人聽不清唱詞,他只好躲到離舞台遠遠的地方。我想他的意思還是提倡音樂演出的民族風格民族形式,也屬於端正文藝工作的方向範疇,但火藥味兒不算濃。
    他講到,有了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啦,為什麼還要搞一個小提琴協奏曲呢?這時中央樂團的指揮李德倫遞了一個條子,講到協奏曲的成功與受群眾歡迎的狀況,周總理當場讀了李的條子,而且說感謝李使他增加了對情況的瞭解與有關知識。周總理的虛懷若谷感動了我。
    周總理講話的核心不是這些具體問題,而是階級鬥爭。總理要文藝界做好準備,要在階級大風大浪中接受考驗,在這樣的大風大浪中受到教育,增長才幹,提高覺悟,克服弱點,等等。
    總理講得語重心長,苦口婆心,乃至憂心忡忡。到底是什麼風什麼浪呢?他沒有具體講,我甚至於想也許這個問題當時他也弄不清。反正是風浪要來了,非同一般的大風浪要來了,他看出了趨勢,他預感到了前面的考驗非同小可。他要告訴朋友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要準備啊!
    文藝界人也愛他,據說他早在重慶就與一批左翼文藝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話劇演員在演出完畢,卸裝以後的午夜時分,吃夜宵時會驚喜地發現,周總理與他們在一起,總理為他們的演出成功而乾杯,一次喝光一玻璃茶杯茅台酒。而當演員們勸總理早點去休息的時候,總理會略帶煩惱地說:「你們怎麼不懂,我現在就是休息嘛。」
    我想起許多這樣的徵兆。韋君宜說過,她參加一次教育界的會,說到防修防變質的事,大家舉了許多例子,說明現在青年的思想問題有多麼嚴重。
    從韋君宜的敘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變修了嗎?是真的如臨大敵了嗎?是緊張過度了嗎?她似乎也弄不清,她似乎也滿為難,滿緊張。
    不要說黃秋耘了,他說到陳翔鶴的《陶淵明輓歌》與《廣陵散》找了大麻煩,由於後一篇作品的後記中寫到,如果嵇康在今天,也會是一個什麼文藝家協會的負責人,被康生指責為借古喻今。說是康生還指出,田漢的戲《謝瑤環》中奸臣採用的酷刑中有一種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聯繫到同一個時期郭沫若的歷史劇《武則天》,內中有上官婉兒私通謀反者一節,武後因惜才饒恕了上官,但在上官婉兒額頭上刺了一朵梅花,以示片懲戒。黃說這樣的細節,他看了覺得極不舒服。黃秋耘說起來,十分保秘,而且歎息不止,還能說什麼呢?不久,他的歷史小說《杜子美還家》與《魯亮儕摘印》也都被揪出來批上了。他一直是搖頭,歎息,緊張,小心翼翼而又不以為然。
    更高層也更典型的人物應該是邵荃麟,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譯者,這很有象徵意義,因為,我相信一大批,一大大批共產黨人,是出於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懸的正義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邵荃麟瘦得兩頰深陷,我見到他老,往往擔心他的細瘦的身軀支持不住他的相對巨大的頭顱。
    形勢有變,《青春萬歲》審了又審,除馮牧外,團中央一位書記也參加了審稿行列,認為小說沒有寫知識分子與工農的結合是一大缺陷,但誰也不拍板,誰也不負放行或否定的責任。稿子又到了邵荃麟同志那裡。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飾他對稿子的欣賞,語言啦,詩情啦,細節啦,王某會寫散文啦,他說了一大堆。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為難,沉吟不已。怕的是有人批評:書裡沒有寫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在我們國家,出一本長篇小說,也是大事。要不你再擺一擺?要不你找個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來?他這樣說。我知道,又沒戲了。我知道,他也頗感無奈。
    高高低低的領導都預感到了大風大浪的逼近,但是沒有人說得清風浪的來源與形式,內容與層次,更沒有誰知道文藝界應該作出什麼樣的準備。他們談論的口氣像是在談論一次颱風,或是一處峽谷險道,或是一次過關考試,更像是在談論一次無法預測的地震。他們談論的是一個客觀的他者,一個身外的偉力,一個無法抗拒的威脅;不由他們做主,不由他們決定,不由他們歡迎或不歡迎,無法避免,無法逃脫,無法對之做出什麼評價或者分析。
    可以對之簡單地解讀成,主宰這種偉力的是毛主席的性格與決策,但那太廉價。我們的政治生活中有另外的重要詞彙:形勢(所謂形勢比人強),規律(所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歷史(所謂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原則(所謂不能拿原則做交易)包括理論(科學的,堅定的,高瞻遠矚與戰無不勝的)等等。
    我還常常考慮一個詞,就是慣性,從1840年以來,中國的歷史充滿了激昂,悲壯,犧牲,熱血,堅決,抗爭,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它怎麼可能安靜下來,穩定下來,和平下來,建設起來。尤其是毛主席,他要的是轟轟烈烈,再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再如火如荼,高屋建瓴,再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再勢如破竹,隨時都沸騰著熱血,隨時準備著衝鋒、炸藥包和手雷,一直到了此後很久很久。
    還有一個事例,我現在講起來可能是我的過敏。在一擔石溝後期與我們一起勞動的有王滸同志。他說起過,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曾經個別問時任團市委書記的汪家璆:你說為什麼不能搞包產到戶?汪按照經典理論回答說,那樣的話會兩極分化,產生資本主義……劉歎道:「你那個馬列主義……」共同勞動的幾個人一起琢磨,沒有人能理解劉仁同志的問話的意思。倒是讓人惶惑,那個時候任何平民都知道只要包產到戶就能解決糧食問題,可包產到戶是大忌大禁,說包產到戶無異謀反。後來在新疆,一位平素不甚關心政治的大學畢業生,就半公開地說,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很簡單,搞包產到戶就是了。大家都笑,都知道他說得對,都知道不行,這裡沒有任何深奧,只有常識。偉人之所以有失誤,往往不是誤在高精尖上,而是誤在常識上。如果轟轟烈烈搞了半生,最後不得不搞包產到戶,從意識形態的亢奮性上來看,該是多麼掃興,多麼沮喪啊。
    解放初期我們學過的《幹部必讀》中有《整風文獻》,其中《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毛主席提到共產黨不能靠嚇人吃飯,而靠真理,靠實事求是,靠科學吃飯。又說,講演做文章發指示,不能靠嚇人,要靠真理,靠有用。毛澤東幾次提不要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當時看著不知道是指什麼,有的老同志說是指王明,我當然還是不甚了了。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才品出點味兒來了,但是仍不敢想,更不敢說。毛澤東喜歡用一個詞,齏粉,沒有毛澤東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這個齏字。毛主席常說反動派要化為齏粉,經過1957、1958年,我已經初步嘗到了化為準齏粉(即花崗糝子粥)的滋味了,可不能再化一次。
    ……歎曰:歷史方一瞬,此生或無緣。人生不再少,化齏情何堪?欲渡冰塞川,欲攀雪封山。烈烈或轟轟,淒淒猶慘慘。寂寂又唧唧,誰人好種田!焦首朝朝暮,煎心日日年。猶有一搏志,放眼望和闐!

《半生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