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俠：中國的那些學術的弄潮兒，玩文學，玩方法，玩語言，淨挑那新潮的時髦的玩，而西方的東西是一種傳統，不從古希臘一路念下來，哪怕是有個大概的瞭解，特別是不讀康德，你就想玩分析哲學、語言哲學。文本，想玩現代後現代，是不可能玩出真東西的，至多是在時尚中撈點小名小利。西方的經濟學大家，背後都有深厚的哲學背景和道義關懷，而現今中國的顯學經濟學，卻以一副純學術的面孔祭起學術中立和經濟學與道德無關的旗幟，這背後，除了既得利益外，我實在看不出這種純學術有什麼出息。就是說，把那麼長的歷史都省略掉，拿最新最時髦的東西玩，只能是學術捐客，投機取巧，類似於不正派的商人，連正派的講職業道德的妓女都不如。
王朔：你是說名妓都有職業道德，而咱這的學術明星卻沒有職業操守？
老俠：對。啟蒙者首先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無知，特別是做人的無知。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
王朔：你說咱中國這一百年沒有哲學家吧？
老俠：沒有。至多是史家或哲學跟屁蟲而已。
王朔：也就是寫點兒什麼史，是吧？馮友蘭他是弄哲學的，他主要說的是什麼？
他的哲學主張是什麼？
老俠：馮友蘭的大成就也就是《中國哲學史》，後來他又寫了《原道》等幾本自稱是自己哲學體系的書，沒有什麼原創性思想。
王朔：《中國哲學史》裡頭有他的觀點嗎？
老俠：二三十年代，有兩本哲學史影響頗大，一本是胡適的，一本是馮友蘭的，這兩人都在西方學過哲學，通過中西比較寫中國哲學史，也就是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胡適是開創性的，馮友蘭就是模仿了。但胡適這人是常識派，他的特點是能把晦澀的哲學觀念變成常識，他介紹杜威的實驗主義，你一看簡直就像是科普讀物或通俗讀本。好像他這人天生就淺顯直白，沒有其他中國人的那種打根上來的立而又玄，繞著彎說話，挺直挺淺的道理，讓他們說得又曲折又深奧。中國就缺少胡適這種把自由主義理念變成常識的人。這幾年出了個王小波，他就是常識派，把做人的常識、制度的常識講得透亮徹底。還有個叫林達的，寫了系列的"近距離看美國"，把美國的理念、制度通過生活常識、具體的案例告訴大家。老百姓就需要這種常識性的啟蒙。學院派講大理論的那套，離常識隔一層，很難轉化為一般人的信念。
王朔：胡適他們那時候剛跟文言文決裂，他一定特別強調這個白話文，盡量直白淺顯，一點文言都不用。其實現在的人說話寫文章還都帶一點文言的痕跡，比如成語、典故的運用，弄得挺有文化的感覺。而胡適他的古學根底也不淺，他好像故意不要那樣，他寫詩好像就是大白話，讀起來不像詩，像念兒歌。順口溜。
老俠：其實當時那些捍衛傳統文化的大家，像梁漱溟、張君勤等也都找來西方的東西說事兒，當自己立論的根據。著名的科玄大論戰，胡適、丁文江用的是科學主義實驗主義，梁漱溟。張君勤他們用的是柏格森主義直覺主義。他們就覺得帕格森的那套說辭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心心相印。你們拿西方的東西否定傳統，我們就拿西方的東西肯定傳統。
王朔：聽你這麼說，那現代以來，中國的哲學也好，文學也好，都能在西方找到一個根，都能沾點兒藍色文明的腥味兒。
老俠：但是這種拿來主義，完全是功利的實用的，隨著國內的時尚沉浮的。拿過來過過一時的嘴癮，風一過，就煙消雲散，很少有人認認真真守著一個東西皓首窮經的。魯迅就說，拿來的全是新的，即時的，一會兒一換，像服裝展示會上的模特們穿了脫，脫了穿，不重樣兒。"五四"時期如此，今天亦如此。
王朔：你說日本對西方的整理跟咱們也一樣麼？日本好像有點兒既跟西方走又特想自己弄條路，也跟美國人說不。
老俠：日本人特別叫真兒。咱們的許多外來術語都是從日本那兒進來的轉口貿易。像"哲學"、"美學"等等。日本人做學問的態度比咱們認真，不可同日而語。
日本學者做的中國文化研究，比咱們紮實得多。中國人太愛投機取巧了。許多碩士、博士論文中的引文都是從什麼地方看到的，別人引了他就拿來用，不會自己下功夫找原著讀一讀，甚至連核對一下出處都懶得做。什麼東西對我的論文有用，還要不費力，就投機取巧地用了。他們也知道，反正導師們也稀里糊塗的。
王朔：咱們算學者的也有幾十萬人吧，裡面總有幾個是正派的吧？
老俠：唉！現在……難找呀！
王朔：你是不是說，在這裡面我想正派，可我不知道怎麼正派。
老俠：就是。你想做人的時候卻不知道怎麼做人，你不拿自己當人不想做人的時候卻混出個體面人的名聲，活得非常好。
王朔：就是說正經做人挺累的，挺彆扭的。那些在學問上真一點兒的人，是不是應該有一些？
老俠：有是有，但肯定成不了時尚的寵兒，寂寞無助，連出書都找不到門路。
現在的中國人，離認真的學術、認真的做人太遠了。
王朔：西方也有認真與不認真之分吧，我不信他們就個個做人做學問都認真。
老俠：有本法律界非常有影響的名著，叫《法律與革命》，是個美國教授寫的，他叫哈羅德·J·伯爾曼，你想不出他這本書用了多長時間。
王朔：十年、二十年……
老俠：四十年。
王朔：咱們沒有那麼傻的人。
老俠：哪有傻到這份兒的人，開玩笑！追著浪潮走，這個浪頭趕不上，嘩"地又是下一撥兒了。
王朔：是呀。那麼弄，弄成了，也老了，完了。什麼也享受不到了。誰願下這大功夫。咱的學校體制對學者。教授的要求，有沒有什麼量化的標準？我是說，怎麼才能混成體面的學者？有沒有硬性的標準？
老俠：高等院校中最令人羨慕的是那些既當它又有學術聲望的聰明人，就像當年的王蒙，既是文化部長又是知名作家。
老俠：中國的讀書跟西方反著。人家是大學本科最好讀，越往上越難，讀個博士七八年。十來年讀不下來的是常事兒。
中國是本科最難讀，越往上越好讀，博士學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師的影響力。
西方人做論文，每一個注都要有關於出處的詳細說明。觀點摘要，證明你讀過這本書，他們的博士論文的註釋部分往往比正文還多。中國的導師不會這麼為難自己的學生。學生論文的通過與否，涉及到導師的榮耀和面子，所以論文答辯時請誰不清誰挺有講究的，這裡邊的人情學問不次於做論文的學問。聽說現在可以用錢直接買學位了。改革了嘛，錢一管用，人情自然就淡泊了。錢就是人情，就是關係。
王朔：高校裡不至於如此齷齪吧。不是說校園中的書桌還是方淨土嗎？
老俠：類似余傑這麼精明的才俊，就是本來乾淨的書桌，也會被他們弄髒，不弄髒就混不出名堂來。這兩天又看了他們那一撥的幾本書，有個叫摩羅的，他與余傑之間的相互吹捧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摩羅的文集中有一篇余傑寫的序和一篇摩羅的寫余傑的文字，互相獻媚的句式、語感。詞句都差不多。余傑說什麼在當今時代，在思想隨筆上唯一能同他相媲美的青年學者只有摩羅。余傑喜歡用"最"字，陳平原是"最傑出的文學史家之一"，摩羅的文字就是20世紀末中國"最驚心動魄的文字之一"。"最"在漢語中是頂點、唯一的意思，"最什麼什麼之一"本身就是語言花活。有了"最"就沒有"之一"。但他既想把人誇到"最"，又不想給人以"唯一"的話把，於是就只能用"最……之一"這類缺乏語言常識的句式了。再看兩個人相互拋媚眼的文章的結尾，余傑說："摩羅也在尋找更寒冷的空間，我願與他同行。這是一條充滿荊棘的、沒有路的路。這是一條心靈救贖的路。我們並著肩往前走，正如魯迅先生筆下的過客……"
再看摩羅怎麼樣誇余傑，你一定想笑，他的文章叫《什麼是寫作》，他先列舉了盧梭、拜倫、魯迅、卡夫卡、陽思妥耶夫斯基是他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寫作。最後把這些偉大人物聚光在余傑身上，"最近讀余傑的隨筆也是這樣理解的。""在我看來，余傑的寫作就是這種理想的寫作。"獻媚也要講點含蓄與技巧，這些人卻狂妄得一個個都站在巨人的頭上俯視眾生。再看摩羅獻媚的最後："無論如何……余傑的所有文字中，畢竟掙扎著一個覺醒的自我，覺醒的生命……但生命既是余傑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我還傾向於把它看作某個更大更模糊的存在物的生命。"
一個是在沒路的路上，贖罪的路上，一個是覺醒的生命；一個願與另一個同行，並肩走到底，一個的生命是另一個的生命。我要問，他們在贖什麼罪，要虔誠懺悔的人怎麼能這麼不擇手段地黑著臉獻媚，他心裡有什麼罪惡感，一點也沒有。他們怎麼覺醒的？覺醒到用世界上偉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團伙小兄弟獻媚。
王朔：我覺得我這人臉皮已經很厚了，也是個人精兒了，沒想到還有比我臉皮更厚，更精於計算的後生。真他媽的是後生可畏，咱得躲遠點兒。
老俠：還有一個自稱是北大醉俠的叫孔慶東的，自誇與獻媚的水平遠不如前兩位，他的誇人像報紙上的悼詞，卻是為錢理群先生祝壽而寫的。他說："您和您的學生都是"五四"精神傳人，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識。恰恰在我們這些人身上，延續著中華文明最寶貴的美德……檢閱一下您的學生，可以發現，儘管他們聞道有先後，學問有深淺，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都是君子，都是道德上的好人。他們既能尊人又能自尊，既能與人為善又能獨立不阿，既能尊師敬老又不巧言令色，既能團結互助同時又君子不黨。中國傳統道德所推崇的禮義廉恥，儒家所弘揚的仁義禮智信，都在他們身上自覺不自覺地閃爍著。……我們在您身邊，學到的不僅是專業，比專業更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精神。您是我們精神上永遠的導師！"這樣祝壽詞在中國傳統中一般只用於人死之後的蓋棺論定，我不知道錢理群看了這樣的祝壽詞有何感想，要是有人這麼誇你，你會認定他不是為你祝壽，而是咒你快點入土為安。這篇文字可以作為這群有著博士。碩士頭銜的市儈學問家的自畫像。就這麼一群人還要義正辭嚴，還被稱之為一匹匹"黑駿馬"，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們幾個敞開了互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