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過文科，也念過理科。在課堂上聽老師提到藝術這個詞，還是理科的老師次數更多：化學老師說，做實驗有實驗藝術；計算機老師說，編程序有編程藝術。老師們說，怎麼做對是科學，怎麼做好則是藝術；前者有判斷真偽的法則，後者則沒有；藝術的真諦就是要叫人感到好，甚至是完美無缺；傳授科學知識就是告訴你這些法則，而藝術的修養是無法傳授的，只能夠潛移默化。這些都是理科老師教給我的，我覺得比文科老師講得好。
沒有科學知識的人比有科學知識的人更容易犯錯誤；但沒有藝術修養的人就沒有這個缺點，他還有容易滿足的好處。假如一個社會裡，人們一點文學修養都沒有，那麼任何作品都會使他們滿意。舉個例子說，美國人是不怎麼讀文學書的，一部《廊橋遺夢》就可以使他們如癡如狂。相反，假如在某個國家裡，欣賞文學作品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那就只有最好的作品才能使他們得到滿足。我想，法國最有資格算作這類國家。一部《情人》曾使法國為之轟動。大家都知道，這本書的作者是剛去世不久的杜拉斯。這本書有四個中文譯本，其中最好的當屬王道乾先生的譯本。我總覺得讀過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現代小說藝術；讀過道乾先生的譯筆，就算知道什麼是現代中國的文學語言了。
有位作家朋友對我說，她很喜歡《情人》那種自由的敘事風格。她以為《情人》是信筆寫來的，是自由發揮的結果。我的看法則相反，我認為這篇小說的每一個段落都經過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讀時，你會感到極大的震撼；但再帶著挑剔的眼光重讀幾遍，就會發現沒有一段的安排經不起推敲。從全書第一句「我已經老了」，給人帶來無限的滄桑感開始，到結尾的一句「他說他愛她將一直愛到他死」，帶來絕望的悲涼終，感情的變化都在準確的控制之下。敘事沒有按時空的順序展開，但有另一種邏輯作為線索，這種邏輯我把它叫做藝術——這種寫法本身就是種無與倫比的創造。我對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為我也這樣寫過：把小說的文件調入電腦，反覆調動每一個段落，假如原來的小說足夠好的話，逐漸就能找到這種線索；花上比寫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時間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說，比舊的好得沒法比。事實上，《情人》也確實是這樣改過，一直改到改不動，才交給出版社。《情人》這種現代經典與以往小說的不同之處，在於它需要更多的心血。我的作家朋友聽了以後感覺有點洩氣：這麼寫一本書，也不見得能多賺稿費，不是虧了嗎？但我以為，我們一點都不虧。現在世界上已經有了杜拉斯，有了《情人》，這位作家和她的作品給我們一個範本，再寫起來已經容易多了。假如沒有範本，讓你憑空去創造這樣一種寫法，那才是最困難的事：六七十年代，法國有一批新小說作家，立意要改變小說的寫法，作品也算是好看，但和《情人》是沒法比的。有了這樣的小說，閱讀才不算是過時的陋習——任憑你有寬銀幕、環繞立體聲，看電影的感覺終歸不能和讀這樣的小說相比。
譯《情人》的王道乾先生已經在前幾年逝世了。雖然沒有見過面，但他是我真正尊敬的前輩。我知道他原是位詩人，四十年代末曾到法國留學，後來回來參加祖國建設，一生坎坷，晚年搞起了翻譯。他的作品我只讀過《情人》，但已使我終身受益。另一篇使我終身受益的作品是查良錚（穆旦）先生譯的《青銅騎士》。從他們那裡我知道了一個簡單的真理：文字是用來讀的，不是用來看的。看起來黑鴉鴉的一片，都是方塊字，念起來就大不相同。詩不光是押韻，還有韻律；散文也有節奏的快慢，或低沉壓抑，沉痛無比，或如黃鐘大呂，迴腸蕩氣——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實際上，世界上每一種文學語言都有這種筋骨，當年我在美國留學，向一位老太太學英文，她告訴我說，不讀莎士比亞，不背彌爾頓，就根本不配寫英文——當然，我不會背彌爾頓，是不配寫英文的了，但中文該怎麼寫，始終是個問題。
古詩是講平仄的，古文也有韻律，但現在寫這種東西就是發瘋；假如用白話來寫，用哪種白話都是問題。張愛玲晚年執意要寫蘇白，她覺得蘇白好聽。這種想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文章裡的那些字我都不知該怎麼念。現在作家裡用北方方言寫作的很多，憑良心說，效果是很糟心的。我看到過的一種最古怪的主意，是錢玄同出的，他建議大家寫《儒林外史》那樣的官話。幸虧沒人聽，否則會把大家都寫成迂夫子的。這樣一扯就扯遠了。這個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我們已經有了一種字正腔圓的文學語言，用它可以寫最好的詩和最好的小說，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語言。不信你去找本《情人》或是《青銅騎士》念上幾遍，就會信服我的說法。
本文的主旨是懷念那些已經逝去的前輩，但卻從科學和藝術的區別談起。我把杜拉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看作我的老師，但這些老師和教我數學的老師是不同的——前者給我的是一些潛移默化，後者則教給我一些法則。在這個世界上，前一種東西更難得到。除此之外，比如科學、藝術更能使人幸福，因為這些緣故，文學前輩也是我更愛的人。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我在文學上所知道的一切。我沒有讀過大學的中文系，所以孤陋寡聞，但我以為，人活在世上，不必什麼都知道，只知道最好的就夠了。為了我知道的這些，我要感謝杜拉斯，感謝王道乾和穆旦——他們是我真正敬愛的人。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7年第5期《出版廣角》雜誌（雙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