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原是學歷史的「工農兵大學生」。大學三年級時，有一天，一位村裡來的女同學在班上大聲說道：我就不知道什麼是太監！說完了這話，還做顧盼自雄之狀。班上別的同學都跟著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我老婆性子直，羞答答地說：啊呀，我可能是知道的，太監就是閹人嘛。人家又說：什麼叫做閹人？她就說不出口，鬧了個大紅臉。當時她是個女孩子，在大庭廣眾之下承認自己知道什麼是太監、閹人，受了很大的刺激，好一陣子灰溜溜的，不敢見人也不敢說話。
但後來她就走向了反面，不管見到誰，總把這故事講給別人聽，末了還要加上一句惡毒的評論：哼，學歷史的大學生不知道什麼是太監，書都念到下水裡去了！沒有客人時，她就把這故事講給我聽。我聽了二百來遍，實在聽煩了。有一回，禁不住朝她大吼了一聲：你就少說幾句吧！人家是農村來的，牲口又不穿褲子——沒見過閹人，還沒見過閹驢嗎！這一嗓子又把她吼了個大紅臉，這一回可是真的受了刺激，老羞成怒了，有好幾天不和我說話。假如說，這話是說村裡來的女同學知道太監是什麼，硬說不知道，我自己也覺得過分。假如說，這話是說那位女同學只知道閹驢不知道太監，那我吼叫些什麼？所以，我也不知自己是什麼意思。不知道自己什麼意思，但還是有點意思，這就是種文化呀。
依我之見，文化有兩方面的內容：一種是各種書本知識，這種文化我老婆是有的，所以她知道什麼是太監。另一種是各種曖昧的共識，以及各種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精妙氣氛，一切盡在不言中——這種文化她沒有，所以，她就不知道要說自己不知道什麼是太監。你別看我說得頭頭是道，在這後一方面我也是個土包子。我倒能管住自己的嘴，但管不住自己的筆。我老婆是亂講，我是亂寫。我們倆都是沒文化的野人。
我老婆讀過了博士，現在是社會學家，做過性方面的研究，熟悉這方面的文獻——什麼ｈｏｍｏ、Ｓ／Ｍ，各種亂七八糟，她全知道。這樣她就自以為很有學問，所到之處，非要直著脖子嚷嚷不可。有一次去看電影《霸王別姬》，演到關師傅責打徒弟一場，那是全片的重頭戲。整個鏡頭都是男人的臀部，關師傅舞著大刀片（木頭的）劈劈啪啪在上面打個不休，被打者還高呼：「打得好！師傅保重！打得好！師傅保重！」相信大家都知道應該看點什麼，更知道該怎麼看。我看到在場的觀眾都很感動，有些女孩眼睛都濕潤了。這是應該的，有位圈內朋友告訴我，導演拍這一幕時也很激動，重拍了無數次，直到兩位演員徹底被打腫。每個觀眾都很激動，但保持了靜默……大家都是有文化的。就是我老婆，像個直腸子驢一樣吼了出來：大刀片子不夠性感！大刀片子是差了點意思，你就不能將就點嗎？這一嗓子把整個電影院的文化氣氛掃蕩了個乾淨。所有的人都把異樣的目光投向我們，我想找個地縫鑽進去，但沒有找到。最近，她又鬧著要我和她去看《紅櫻桃》。我就是不去，在家裡好好活著，有什麼不好，非要到電影院裡去找死……這些電影利用了觀眾的曖昧心理，確實很成功。
國內的大片還有一部《紅粉》。由於《霸王別姬》的前車之鑒，我沒和老婆一起看，是自己偷著看的。這回是我瞎操心，這片子沒什麼能讓她吼出來的，倒是使我想打瞌睡。我倒能理解編導的創意：你們年輕人，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知道什麼是妓女嗎？好吧，我來講一個妓女的故事……滿心以為我們聽到妓女這兩個字就會兩眼發直。但是這個想法有點過分。在影片裡，有位明星刮了頭髮做尼姑，編導一定以為我們看了大受刺激。這個想法更過分：見了小尼姑就兩眼發直，那是阿Ｑ！我們又不是阿Ｑ。有些電影不能使觀眾感到自己曖昧，而是感到編導曖昧，這就不夠成功。影視方面的情形就是這樣：編導們利用「一切盡在不言中」的文化氛圍，確實是大有可為。但我們寫稿子的就倒了霉：想要使文字曖昧、可意會不可言傳，就只好造些新詞、怪詞，或者串幾句英文。我現在正犯後一種毛病，而且覺得良心平安：英文雖然難懂，但畢竟是種人話，總比編出一種鬼話要強一點吧。前面所寫的ｈｏｍｏ、Ｓ／Ｍ，都是英文縮寫。雖然難懂，但我照用不誤。這主要是因為寫出的話不夠曖昧，就太過直露，層次也太低。這篇短文寫完之後，你再來問我這些縮寫是什麼意思，我就會說：我也不知道，忘掉了啊。我尤其不認識一個英文單詞，叫做ｐｅｒｖｅｒｔ，剛查了字典馬上就忘。我勸大家也像我這樣。在沒忘掉之前，我知道是指一類人，害怕自己的內心世界，所以鬼鬼祟祟的。這些人用中國話來說，就是有點變態。假如有個ｐｅｒｖｅｒｔ站出來說：我就是個ｐｅｒｖｅｒｔ，那他就不是個ｐｅｒｖｅｒｔ。當且僅當一個人聲稱：我就不知道ｐｅｒｖｅｒｔ是什麼時，他才是個ｐｅｒｖｅｒｔ。假如我說，我們這裡有種ｐｅｒｖｅｒｔ的氣氛，好多人就是ｐｅｒｖｅｒｔ，那我就犯了眾怒。假如我說，我們這裡沒有ｐｅｒｖｅｒｔ的氣氛，也沒有人是ｐｅｒｖｅｒｔ，那恰恰說明我正是個ｐｅｒｖｅｒｔ。所以，我就什麼都不說了。
註：
藝術與關懷弱勢群體前不久在《中華讀書報》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在北大聽戴錦華教授的課，聽到戴教授盛讚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就發問道：假如你有女兒，想不想讓她看這本書？戴教授答曰：否。
於是作者以為自己抓到了理，得意洋洋地寫了那篇文章。
讀那篇文章時，我就覺得這是一片歪理，因為同樣的話也可以去問謝晉導演。謝導的兒子是低智人，筆者的意思不是對謝導不敬，而是說：假如謝導持有上述文章作者的想法，拍電影總以兒子能看為準，中國的電影觀眾就要吃點苦頭。大江健三郎也有個低智兒子，若他寫文章以自己的兒子能看為準繩，那就是對讀者的不敬。
但我當時沒有作文反駁，因為有點吃不準，不知戴教授有多大。倘若她是七十歲的老人，兒女就當是我的年齡，有一本書我都不宜看，那恐怕沒有什麼人宜看。
昨天在一酒會上見到戴教授，發現她和我歲數相仿，有兒女也是小孩子，所以我對自己更有把握了。因為該文作者的文藝觀乃是以小孩子為準繩，可以反駁他（或者她）的謬見。很不幸的是，我把原文作者的名字忘了，在此申明，不是記得有意不提。
任何社會裡都有弱勢群體，比方說，小孩子、低智人──順便說一句，孩子本非弱勢，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勢得很。以筆者為例，是一絕頂聰明的雄壯大漢，我媽稱呼我時卻總要冠個傻字──社會對弱勢人群當有同情之心。
文明國家各種福利事業，都是為此而設。但我總覺得，科學、藝術不屬福利事業，不應以關懷弱勢群體為主旨。這樣關懷下去沒個底。就以弱智人為例，我小時候鄰居有位弱智人，喜歡以屎在牆上塗抹，然後津津有味地欣賞這些圖案。如果藝術的主旨是關懷弱勢群體，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畫的圖案。倘若科學的主旨是關懷弱勢群體，恐怕大家都得變成蜣螂一類──我對這種前景深為憂慮。
最近應朋友之邀，作起了影視評論，看了一些國產影視劇，發現這種前景就在眼前，再看到上述文章，就更感憂慮。以不才之愚見，我國的文學工作者過於關懷弱勢群體，與此同時，自己正在變成一個奇特的弱勢群體──起碼是比觀眾、讀者為弱。戴錦華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難怪有人看她不順眼。
筆者在北大教過書，知道該校有個傳統：教室的門是敞開的，誰都可以聽。這是最美好的傳統，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但不該是誰都可以提問。羅素先生曾言，人人理應平等，但實際上做不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識的領域……要在北大提問，修養總該大體上能過得去才好。
說完了憂慮，可以轉入正題。我以為科學和藝術的正途不僅不是去關懷弱勢群體，而且應當去冒犯強勢群體。使最強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作成就。以愛因斯坦為例，發表相對論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學家；他做得很對。藝術家也當如此，我們才有望看到好文章。以筆者為例，杜拉斯的《情人》、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還有許多書都使我深感被冒犯，總覺得這樣的好東西該是我寫出來的才對。
我一直憋著用同樣的冒犯去回敬這些人──只可惜卡爾維諾死了。如你所見，筆者犯著眼高手低的毛病。不過我也有點好處：起碼我能容下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