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禮拜王先生來訪問我，問我愛聽誰的歌。我實在想不起歌手的名字，就順口說了個披頭士。其實我只是有時用披頭士的歌來吵吵耳朵；現在我手上有這四個英國佬的幾盒磁盤，ＬＤ連一張都沒有，像這個樣子大概也不算是他們的歌迷。只是一聽到這些歌就會想到如煙的往事：好多年以前，我初到美國，深夜裡到曼哈頓一位左派家裡作客；當時他家裡的破錄音機上放著披頭士的歌。說起來不好意思，我們根本不認識人家，只是朋友的朋友告訴了我們這個地址。夜裡一兩點鐘一頭撞了進去，而且一去就是四個人。坦白地說，這根本不是訪友，而是要省住旅館的錢——在紐約住店貴得很。假如不是左派，根本就不會讓我們進去，甚至會打電話叫警察來抓我們。但主人見了我們卻很高興，陪我們聊了一夜，聊到了切?格瓦拉，托洛斯基，還有潔然的《金光大道》。這位先生家裡有本英文的《金光大道》，中國出版，是朋友的朋友翻譯的，我翻了翻，覺得譯得並不好。這位朋友談到了他們沸騰的六七十年代：反戰運動、露天集會、大示威、大遊行，還講到從小紅書上初次看到「造反有理」時的振奮心情。講的時候，眼睛卑鄙冒金光。我們也有些類似的經歷，但不大喜歡淡。他老想讓我們談談中國的紅衛兵，我們也不想談。總的來說，他給我的印象就像某位舊友，當年情同手足，現在卻話不投機——我總覺得他的想法有點極左的氣味。要是按他的說法，我不必來美國學什麼，應該回去接著造反，我不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但不管怎麼說，美國的左派人品都非常之好，這一點連右派也不得不承認。
我記得這位左派朋友留了一頭長髮。穿著油光水滑的牛仔褲，留了一嘴大鬍子，裡面有不少白絲。在他那間窄小、骯髒的公寓裡，有一位中年婦女，但不是他老婆。還有一個傻呵呵的金髮女孩，也不是他的女兒。總的來說，他不像個成功人士。但歷史會給他這樣的人記上一筆，因為他們曾經挺身而出，反越戰，反種族歧視，反對一切不公正。凌晨時分，我們都困了，但他談意正濃——看來他慣於熬夜。在戰鬥的六七十年代，他們經常在公園裡野營，在火堆邊上談著吉他唱上一夜，還抽著大麻煙，這種生活我也有過。只不過不在公園裡，是在山坡上。可能是在山邊打壩，也可能是上山砍木頭，一幫知青在野地裡點堆火，噢噢地唱上一夜。至於大麻，我沒有抽過。只是有一次煙抽完了，我拿雲南出的大葉清茶給自己捲了一支，有雞腿粗細。拿火柴一點，一團火冒了上來，把我的睫毛燎了個精光。茶葉裡沒有尼古丁，但有不少咖啡因，我抽了一口，感覺好像太陽穴上挨了兩槍，一頭栽倒在地。只可惜我們過這樣的生活沒有什麼意義，只是自己受了些罪而已：對此我沒什麼可抱怨的，只是覺得已經夠了，我想要幹點別的——這是我和左派朋友最大的不同之處。但不管怎麼說，在美國的各種人中，我最喜歡的還是左派。
門前空地十年前我在美國，每天早上都要起來跑步，跑過我住的那條街。這條街上滿是舊房子，住戶一半是學生，另一半是老年人。它的房基高於街道，這就是說，要走上高台階才到房門口。從房子到人行道，有短短的一道漫坡。這地方只能弄個花壇，不能派別的用場——這就是這條街的有趣之處。這條街上有各民族的住戶，比方說，街口住的似是英裔美國人，花壇弄得就很像樣子。因為這片空地是漫坡，所以要有護牆，他的護牆是塗了焦油的木材築成，壘得頗有鄉村氣氛。花壇裡鋪了一層木屑，假裝是林間空地。中央種了兩棵很高的水杉，但也可能是羅漢松——那樹的模樣介於這兩種樹之間，我對樹木甚是外行，弄不清是什麼樹。一般來說，美國人喜歡在門前弄片草坪，但是草坪要剪要澆，還挺費事的；種樹省心，半年不澆也不會死。
我們門前也是草坪，但裡面寄宿的學生，誰也不去理它，結果長出耐旱的篙子和茅草來，時常長到一人多高。再高時，鄰居就打電話來抱怨說這些亂草招蚊子，我們則打電話叫來房東，他用廣東話嘟嚷著，罵老美多事，把那些雜草砍倒。久而久之，我們門前就出現個乾草垛。然後鄰居又抱怨說會失火，然後房東只好來把這些乾草運走，上述兩棟房子裡的人都不想伺候花草，卻有這樣不同的處理方法。但我們門前比較難看，這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左面住了一家意大利人。男主人黝黑黝黑、長了一頭銀髮，遇上我跑步回來，總要拉著我嘀咕一陣，說他要把花壇好好弄弄。照我看，這花壇還不壞。只是磚護牆有些裂縫，裡面的土質也不夠好，花草都半死不活。這位老先生畫了圖給我看，那張圖畫得太過規範，叫我懷疑他是土木工程師出身。其實他不是，他原來是賣比薩餅的。這件事他籌劃來籌劃去，遲遲不能開工。
在街尾處，住了一對中國來的老夫婦，每次我路過，都看到他們在修理花園，有時在砌牆。有時在掘土，使用的工具包括了兒童掘土的玩具鏟以及各種報廢的廚具，有一回我看到老太太在給老頭砌的磚牆勻縫，所用的家什是根筷子。總而言之，他們一直在幹活，從來就沒停過手。門前的護牆就這麼砌了出來，像個彌陀佛，鼓著大肚子。來往行人都躲著走，怕那牆會倒下來．把自己壓在下面。他們在花園裡擺了幾塊歪歪扭扭的石頭，假裝是太湖石。但我很怕這些石頭會把老兩口絆倒。把他們的門牙磕掉……後來，他們把門廊油得紅紅綠綠，十分惡俗，還掛上了塊破木板釘成的匾，上面寫了三個歪歪倒倒的字「蓬萊閣」。我不知蓬萊仙閣是什麼樣了，所以沒有意見，但海上的八仙可能會有不同意見……關於怎樣利用門前空地，中國人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其中之一是在角落裡攔出個茅坑，撈點糞，種菜園子。小時候我住在機關大院的平房裡，鄰居一位大師傅就是如此行事。他還用廢油氈、廢鐵板在門前造了一間難以言狀的古怪房子，用稻草繩子、朽爛的木片等等給自己攔出片領地來，和不計其數的蒼蠅快樂地共同生活。據我所見，招來的幾乎全是綠熒熒的蒼蠅，黑麻蠅很少來，由此可以推斷出，同是蒼蠅，黑麻蠅比較愛清潔，層次較高；綠豆蠅比較髒、層次也低些。假如這位師傅在美國這樣幹，有被拉到銜角就地正法的危險。現在我母親樓下住了另一位師傅，他在門前堆滿了揀來的易拉罐和廢紙板，準備去賣錢。他還嫌廢紙板不壓秤、老在上面澆水，然後那些紙板就發出可怕的味道來，和哈喇的臭鹹魚極為相似。這位老大爺在美國會被關進瘋人院——因為他一點都不窮，還要攢這些破爛。每天早上，他去搜索垃圾堆，然後出攤賣早點。我認為，假如你想吃街頭的早點，最好先到攤主家裡看看……我提起這些事，是想要說明：門前空地雖是你自己的，但在別人的視線之中。你覺得自己是個什麼人，就怎麼弄好了。
後來，我的意大利鄰居終於規劃好了一切，開始造他的花壇。那天早上來了很多黑頭髮的白種男人，在人行道上大講意大利語。他們從一輛卡車上卸下一大堆混凝土砌塊來，打著嘟嚕對行人說「ｓｏｒｒｙ」，因為擋了別人走路。說來你也許不信，他們還帶來幾樣測繪儀器，在那裡找水平面呢。總共五米見方的地面，還非弄得橫平豎直不可。然後，鋪上了袋裝腐殖土，種了一園子玫瑰花。路過的人總禁不住站下來看，但這是以後的事。花壇剛造好時，是座莊嚴的四方形建築。是一本正經建造的，不是胡亂堆的。過往的行人看到，就知道屋主人雖然老了，但也不是苟活在世上。
賣唱的人們有一次，我在早上八點半鍾走過北京的西單北大街，這個時間商店都沒有開門，所以人行道上空空蕩蕩，只有滿街飛揚的冰棍紙和賣唱的盲人。他們用半導體錄音機伴奏，唱著民歌。我到過歐美很多地方，常見到各種殘疾人乞討或賣唱，都不覺得難過，就是看不得盲人賣唱。這是因為盲人是最值得同情的殘疾人，讓他們乞討是社會的恥辱。再說，我在北京見到的這些盲人身上都很髒，歌唱得也過於悲慘；凡是他們唱過得歌我再也不想聽到。當時滿街都是這樣的盲人，就我一個明眼人，我覺得這種景像有點過分。我見過各種各樣的賣唱者，就屬那天早上看到的最讓人傷心。我想，最好有個盲人之家，把他們照顧起來，經常洗洗澡，換換衣服，再有輛麵包車接送他們各處賣唱，免得都擠在西單北大街——但是最好別賣唱。很多盲人有音樂天賦，可以好好學一學，做職業藝術家。美國就有不少盲人音樂家，其中有幾個還很有名。
本文的宗旨不是談如何關懷盲人，而是談論賣唱——當然，這裡說的賣唱是廣義的，演奏樂器也在內。我見過各種賣唱者，其中最怪異的一個是在倫敦塔邊上看到的。這傢伙有五十歲左右，體壯如牛，頭戴一頂獵帽，上面插了五彩的鴕鳥毛，這樣他的頭就有點像兒童玩的羽毛球；身上穿了一件麂皮夾克，滿是污漬，但比西單的那些盲人乾淨——那些人身上沒有污漬，整個人油亮油亮的——手裡彈著電吉他，嘴上用鐵架子支了一隻口琴，腳踩著一面踏板鼓，膝蓋栓有兩面鈸，靴子跟上、兩肘栓滿了鈴，其他地方可能也藏有一些零碎，因為從聲音聽來，不止我說的這些。他在演奏時，往好聽裡說，是整整一支軍樂隊，往難聽裡說，是一個修理黑白鐵的工場。演奏著一些俗不可耐的曲子。初看時不討厭，看過一分鐘，就得丟下點零錢溜走，否則就會頭暈，因為他太吵人。我不喜歡他，因為他是個譁眾取寵的傢伙。他的演奏沒有藝術，就是要錢。
據我所見，賣唱不一定非把身上弄得很髒，也不一定要譁眾取寵。比方說，有一次我在洛杉磯乘地鐵，從車站出來，走過一個很大的過廳。這裡環境很優雅，鋪著紅地毯，廳中央放了一架鋼琴。有一個穿黑色燕尾服的青年坐在鋼琴後面，琴上放了一杯冰水。有人走過時，他並不多看你，只彈奏一曲，就如向你表示好意。假如你想回報他的好意，那是你的事。無心回報時，就帶著這好意走開。我記得我走過時，他彈奏的是「八音盒舞曲」，異常悠揚。時隔十年，我還記得那樂曲，和他的樣子，他非常年輕。人在年輕時，可能要做些服務性的工作，餬口或攢學費，等待進取的時機，在公共場所演奏也是一種。這不要緊只要無損於尊嚴就可。我相信，這個青年一定會有很好的前途。
下面我要談的是我所見過的最動人的街頭演奏，這個例子說明在街頭和公共場所演奏，不一定會有損個人尊嚴，也不一定會使藝術蒙羞——只可惜這幾個演奏者不是真為錢而演奏。一個夏末的星期天，我在維也納，陽光燦爛，城裡空空蕩蕩，正好欣賞這座偉大的城市。維也納是奧匈帝國的首都，帝國已不復存在，但首都還是首都。到過那座城市的人會同意，「偉大」二字絕非過譽。在那個與莫扎特等偉大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歌劇院附近，我遇上三個人在街頭演奏。不管誰在這裡演奏，都顯得有點不知寒磣。只有這三個人例外。拉小提琴的是個金髮小伙子，穿件毛衣、一條寬鬆的褲子，簡樸但異常整潔。他似是這三個人的頭頭，雖然專注於演奏，但也常看看同伴，給他們無聲的鼓勵。有一位金髮姑娘在吹奏長笛，她穿一套花呢套裙，眼睛裡有點笑意。還有一個東亞女孩坐著拉大提琴，烏黑的齊耳短髮下一張白淨的娃娃臉，穿著短短的裙子，白襪子和學生穿的黑皮鞋；她有點慌張，不敢看人，只敢看樂譜。三個人都不到二十歲，全都漂亮之極。至於他們的音樂，就如童聲一樣，是一種天籟。這世界上沒有哪個音樂家會說他們演奏得不好。我猜這個故事會是這樣的：他們三個是音樂學院的同學，頭一天晚上，男孩說：敢不敢到歌劇院門前去演奏？金髮女孩說：敢！有什麼不敢的！至於那東亞女孩，我覺得她是我們的同胞。她有點害羞，答應了又反悔，反悔了又答應，最後終於被他們拉來了。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十幾個人在聽，但都遠遠地站著，恐怕會打擾他們。有時會有個老太太走近去放下一些錢，但他們看都不看，沉浸在音樂裡。我堅信，這一幕是當日維也納最美麗的風景。我看了以後有點嫉妒，因為他們太年輕了。青年的動人之處，就在於勇氣，和他們的遠大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