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來信約寫《域外隨筆》，一時不知從何寫起。就像《紅樓夢》上說的，咱也不是到國外打過反叛、擒過賊首的，咱不過在外面當了幾年窮學生罷了。所以就談談在外面的衣食住行吧。
初到美國時，看到樓房很高，汽車很多，大街上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於是一輩子沒想過的問題湧上了心頭：咱們出門去，穿點什麼好呢？剛到美國那一個月，不管是上課還是見導師，都是盛裝前往。過了一段時間，自己也覺得不自然。上課時，那一屋子人個個衣著隨便，有穿大褲衩的，有穿Ｔ恤衫的，還有些孩子嫌不夠風涼，在汗衫上用剪子開了些口子。其中有個人穿得嚴肅一點，準是教授。偶爾也有個把比教授還衣著筆挺的，準是日本來的。日本人那種西裝革履也是一種風格，但必須和五短身材、近視眼鏡配起來才順眼。咱們要裝日本人，第一是一米五的身高裝不出來，第二咱們為什麼要裝他們。所以後來衣著就隨便了。
在美國，有些場合衣著是不能隨便的，比方說校慶和感恩節ｐａｒｔｙ。這時候穿民族服裝最體面，阿拉伯和非洲國家的男同學寬袍大袖，看了叫人肅然起敬。印度和孟加拉的女同學穿五彩靚麗，個個花枝招展。中國來的女同學身材好的穿上旗袍，也的確好看。男的就不知穿什麼好了。這時我想起過去穿過的藍布制服來，後悔怎麼沒帶幾件到美國來。
後來牛津大學轉來一個印度人，見了這位印度師兄，才知道什麼叫做衣著筆挺。他身高有兩米左右，總是打個纏頭，身著近似中山服的直領制服，不管到哪兒，總是拿了東西，邊走邊吃，旁若無人。系裡的美國女同學都說他很ｓｅｘｙ（性感）。有一回上著半節課，忽聽身後一聲巨響。回頭一看，原來是他把個蘋果一口咬掉了一半。見到大家都看他，他就舉起半個蘋果說：Ｍａｙ Ｉ（可以嗎）？看的人倒覺得不好意思了。
衣著方面，我也有過成功的經驗。有年冬天外面下雪，我怕冷，頭上戴了羊剪絨的帽子，身穿軍用雨衣式的短大衣，蹬上大皮靴跑出去。路上的人都用敬畏的眼光看我。走到銀行，居然有個女士為我推了一下門。到學校時，有個認識的華人教授對我說：Ｍｒ．王，威風凜凜呀。我趕緊找鏡子一照，發現自己一半像巴頓將軍，一半像哥薩克騎兵。但是後來不敢這麼穿了，因為路上有個停車場，看門的老跟我歪纏，要拿他那頂皺巴巴的毛線帽換我的帽子。
我這麼個大男子漢，居然談起衣著來了，當然是有原因的。
衣著涉及我一件痛心的體驗。有一年夏天，手頭有些錢，我們兩口子就跑到歐洲去玩，從南歐轉北歐，轉到德國海德堡街頭，清晨在一個噴水池邊遇到國內來的一個什麼團。他鄉遇故知，心裡挺彆扭。那些同志有十幾個人，紮成一個堆，右手牢牢抓住自己的皮箱，正在東張西望，身上倒個個是一身新，一看就是發了置裝費的，但是很難看。首先，那麼一大疙瘩人，都穿一模一樣的深棕色西服，這種情形少見。其次，褲子都太肥，褲襠將及膝蓋。只有一位翻譯小姐沒穿那種褲子，但是腿上的襪子又皺皺巴巴，好像得了皮膚病。再說，納粹早被前蘇聯紅軍消滅了，大伙別那麼緊張嘛。德國人又是笑人在肚子裡笑的那種人，見了咱們，個個面露蒙娜麗莎式的神秘微笑。我見了氣得腦門都疼。
其實咱們要不是個個都有極要緊的公幹，誰到你這裡來受這份洋罪？痛斥了洋鬼子以後，我們也要承認，如今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天南海北來的各種各樣的人，其中國內公出的人在其中最為扎眼，和誰都不一樣，有一種古怪氣質，難描難畫。以致在香港滿街中國人中，誰都能一眼認出大陸來的表叔。這裡當然有衣著的問題，能想個什麼辦法改變一下就好了。
到了國外吃過各種各樣的東西，其中有些很難吃。中國人假如講究吃喝的話，出國前在這方面可得有點精神準備。比方說，美國人請客吃烤肉，那肉基本上是紅色的。吃完了我老想把舌頭吐出來，以為自己是個大灰狼了。至於他們的生菜色拉，只不過是些胡亂扯碎的生菜葉子。文學界的老前輩梁實秋有吃後感如下：這不是喂兔子嗎？當然，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會發現哪些東西是能吃的。在美國待了一兩年，就知道快餐店裡的漢堡包、烤雞什麼的，咱們都能吃。要是美國賣的ｐｉｚｚａ餅，那就更沒問題了。但是離開美國就要傻眼。到歐洲玩時，我在法國買過大米色拉，發現是些醋泡的生米，完全不能下嚥。在意大利又買過ｐｉｚｚａ餅，發現有的太酸，有的太腥，雖然可以吃，味道完全不對。最主要的是ｐｉｚｚａ頂上那些好吃的融化的奶酪全沒了，只剩下番茄醬，還多了一種小鹹魚。後來我們去吃中國飯。在劍橋鎮外一個中國飯館買過一份炒飯，那些飯真是擲地有聲。後來我給我哥哥寫信，說到了那些飯，認為可以裝進獵槍去打野鴨子。那種飯館裡招牌雖然是中文，裡外卻找不到一個中國人。
這種事不算新鮮，我在美國住的地方不遠處，有一家飯館叫竹園，老是換主。有一陣子業主是泰國人，緬甸人掌勺，牌子還是竹園，但是炒菜不放油，只放水。在美國我知道這種地方，絕不進去。當然，要說我在歐洲會餓死，當然是不對的。後來我買了些論斤賣的烤肉，用啤酒往下送，成天醉醺醺的。等到從歐洲回到美國時，已經瘦了不少，嘴角還老是火辣辣的，看來是缺少維生素。咱們中國人到什麼地方去，背包裡幾包方便麵都必不可少。有個朋友告訴我說，假如沒有方便麵，他就餓死在從北京開往莫斯科的火車上了。
據我所知，孔夫子要是現在出國，一定會餓死，他老人家割不正不食，但是美國人烤肉時是不割的，要割在桌上割。而那些餐刀輕飄飄的，用它們想割正不大可能。他老人家吃飯要有好醬佐餐。我待的地方有個叫北京樓的中國菜館，賣北京烤鴨。你知道人家用什麼醬抹烤鴨嗎？草莓醬。他們還用春卷蘸蘋果醬吃。就是這種莫名其妙的吃法，老外們還說好吃死了。
孔夫子他老人家要想出國，假如不帶廚子的話，一定要學會吃ｋｅｔｃｈｕｐ，這是美國人所能做出的最好的醬了。這種番茄醬是抹漢堡包的，盛在小塑料袋裡。麥當勞店裡多得很，而且不要錢。每回我去吃飯，準要順手抓一大把，回來抹別的東西吃。他老人家還要學會割不正就食，這是因為美式菜刀沒有鋼火（可能是怕割著人），切起肉來總是歪歪扭扭。
假如咱們中國人不是要求一定把食物切得很碎，弄得很熟，並且味道調得很正的話，那就哪兒都能去了。除此之外，還能長得肥頭大耳，虎背熊腰。當然，到了那種雞翅膀比大白菜便宜的地方，誰身上都會長點肉。我在那邊也有九十公斤，但是這還差得遠。馬路上總有些黑哥們，不論春夏秋冬，只穿小背心兒，在那裡表演肌肉。見了他們你最好相信那是些愛好體育的好人，不然就只好繞道走了。
假如你以為這種生肉生菜只適於年輕人，並非敬老之道，那就錯了。我鄰居有個老頭子，是畫廣告牌的，鬍子漆黑漆黑，穿著瘦腿褲子跑來跑去，見了漂亮姑娘還要獻點小慇勤。後來他告訴我，他七十歲了。我班上還有位七十五歲的美國老太太，活躍極了，到處能看見她。有一回去看校合唱團排練，她站在台上第一排中間。不過那一天她是捂著嘴退下台來的，原來是引吭高歌時，把假牙唱出了嘴，被台下第三排的人揀到了。不管怎麼說吧，美國老人精神真好，我爸我媽可比不上。
假如你說，烹調術不能決定一切，吃的到底是什麼也有很大關係，這我倒能夠同意。除此之外，生命還在於運動。回國前有半年時間，我狠狠地練了練。頂著大太陽去跑步，到公園裡做俯臥撐。所以等回國時，混在那些短期（長期的不大有回去的）考察、培訓的首長和老師中間，就顯得又黑又壯。結果是，過海關時人家讓我等著，讓別人先過。除此之外還搡了我一把，說出國勞務的一點規矩也沒有。當時我臊得很。現在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躲風躲太陽地養了三年多，才算有點知識分子的模樣了。
都是住在房子裡，這是不易之理。是什麼樣的人就會住什麼房子，恐怕有的人就體會不這麼深了，這是因為房子是人造的，又是人住的。在美國，有些人住在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裡面，有些人住在ｈｏｕｓｅ裡面，這兩種東西很不一樣。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是城裡的公寓樓，和咱們的單元樓有點像。所不同的是樓道裡鋪了紅地毯，門廳裡坐了位管理員。再體面一點的樓，比方說，紐約城裡五大道（Ｆｉｆｔｈ Ａｖｅｎｕｅ）的公寓樓，門前就會有位體面的老先生，穿著紅制服給客人拉車門。這樣的地方我沒去過，因為不認識裡面的人。從車子來看，肯定是些大款。再有就是門前有網球場，樓頂上有游泳池。不過這也說明不了什麼，只說明有錢——蓋房子的花了錢，住房子的更有錢。錢這種東西，我們將來會有的，我對此很有信心。再有就是陽台上沒有堆那些破爛——破木頭、破紙板、破煙囪等等，這說明什麼我也不知道。有一次一位認識的法國姑娘指著北京陽台上那些傷風敗俗的說道：北京也是座大城市，這些樓蓋得也不壞，住在這裡的人應該很有體面。怎麼這些房子弄得像貧民窟一樣？我沒接她的茬。說到了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我就想起了巴黎市中心的樓房。那裡面不一定是公寓房子，但是看上去有點像公寓樓房。灰白色的石塊砌的，鉛皮頂，鏤花的鐵窗欄，前面是石塊鋪的街道。到底好在哪裡說不出來，但是確實好看。據此你就可以說，巴黎是一座古城，是無與倫比的花都。北京原來也是一座無與倫比的古都，它的魅力在於城牆。在美國遇到了一位老傳教士，他在中國住了很多年，一見我就問起北京的城牆。我告訴他已經拆了，他就露出一種不想活了的模樣。至於ｈｏｕｓｅ，那是在郊區或者鄉下的一座房子，或者是單層，或者是兩層，裡面住了一家人，ｈｏｕｓｅ這個詞，就有家的意思。但是沒有院牆。我向你保證，假設門前綠草成茵，屋後又有幾棵大樹，院牆那種東西就是十足討厭。不但妨礙別人看你的花草，也妨礙自己看風景。幾攤爛泥，幾隻豬崽子，當然不成立為風景，還是眼不見為淨。不過我沒在外國的ｈｏｕｓｅ附近見過爛泥和豬崽子。當然，這些東西哪裡都會有，但是歐美人不樂意它在家附近出現。假如我對這類事態理解得對的話，ｈｏｕｓｅ這個詞，應該譯為家園，除了房子，還有一片開放的環境。會蓋深宅大院的，不過是些有錢的村牛罷了。美國的ｈｏｕｓｅ必有一片草坪，大可以有幾百畝，小可以到幾平方米。不過大有大的壞處，因為草坪必須要剪；鄰居有個傢伙實在懶得弄，就用碎樹皮把它蓋起來，在上面種幾棵羅漢松。這樣看上去也不壞，有點森林氣氛。絕對沒人把草拔光了，把光光的地皮露出來，叫它下雨時流泥湯子。誰要動土蓋房子，就要先運來卵石把挖開的地面蓋上。這是因為邊上有別人的ｈｏｕｓｅ。有的人的ｈｏｕｓｅ有池塘，還有的人有自己大片的湖，湖水舀上來不用消毒就可以喝，不過這些就越扯越遠。美國也有的地方地皮緊張，把房子蓋在山上，但是不動山上的樹，也不動山上的草，把房子栽到山上。然後山還是那座山，樹還是那些樹，屬人、鳥、獸共有，不像咱們這裡把什麼都扒得亂糟糟，像個亂葬場。這樣的事和貧富沒什麼大關係，主要是看你喜歡住在什麼地方。順便說一句，在美國大多數地方，小松鼠爬到窗台上是常有的事。但是在熱愛家園方面，美國佬又何足道哉。歐洲人把家弄得更像樣。世界上最好的ｈｏｕｓｅ是在奧地利的薩爾茲堡附近的山區，房龍就是這麼說的。我認為他說的有道理。造起這些房子的不是什麼富人，不過是些山區的農民罷了。我去看時，見到那房子造在楓樹林裡。但是有關這些房子的事不能細講，一講我就心裡癢癢，想到奧地利去連樹林帶房子都搶回國來。只能講這樣的一件事：我在林子邊上見到一條通到農民家的小路，路上鋪了一種發泡的碎石頭，一塵不染。那條路鋪石板或鋪別的東西就農民家的小路，路上鋪了一種發泡的碎石頭，一塵不染。那條路鋪石板或鋪別的東西就沒那麼好看了。不過我以為荷蘭的牧場，風車、溝渠、運河等等，也是一片美麗的家園，不在奧地利之下。德國的海德堡在內卡河畔，河上有座極美麗的橋。有個洋詩人寫道，老橋啊，你多次承載了我！再接下去就說他要死在橋上。劍橋鎮邊有個拜倫塘，雖然只是「慕家巴」的一個小池塘，但是連棵草都沒有少。到處綠草茵茵，到處古樹森森，人到了這種地方，就感到住在這裡的人對這片環境的愛心，不敢亂扔易拉罐。而生在這裡的人也會愛護這裡的一草一木，挖動一片泥，移動一塊石頭都會慎重。人不愛自己的家就無以為人，而家可不只是房門裡那一點地方。
我們（我和我太太）在美國做學生時，有一年到歐洲去旅行，這需要訂美國到歐洲的來回票，還要訂歐洲的火車票。這件事說起來複雜，辦起來卻非常簡單。我們倆到學校辦的旅行社去，說明了我們的要求，有一位小姐拿起電話聽筒來說，你們是要最便宜的票，對吧。然後就撥了幾個電話，一切都訂妥了。去時乘科威特航空公司的飛機，回來時到比利時乘美國的〞人民快航〞，在歐洲用歐洲鐵路通票。我們只消在約定的時間，前往美國和歐洲的幾個旅行機構，就可以取到一切需要的票證，完成經過十幾個國家，歷時一個月的旅行。這種訂票的方式還是最麻煩的，假如我們有信用卡，就可以不去學校的旅行社，在家裡打幾個電話把一切票訂好。這是六七年前的事，現在大概還是這樣的吧。
我太太最近到非洲去開了一個國際會議——具體開的什麼會，去了哪個國家，在這裡就不說了。會議的議題很重要，參加會議的也是高水平的學者和活動家，從這個意義上說，會議的質量很高。但要說會議的組織，恐怕就不能這樣評價。她認為自己做了一次艱巨的旅行，我也同意這種看法。首先，前往開會的地點就很不容易。這是因為來回機票都是會議組委會給訂，對方來了一個電傳，告知航班的日期、換機地點等等，卻沒告訴是什麼航空公司。給非洲的組委會打電話，卻怎麼也打不通。於是她就跑遍了全北京一切航空公司去打聽是否有這麼一張票，當然重點懷疑對象是非洲的航空公司，但是沒有打聽到。然後她又給非洲的組委會打電話和電傳，還是打不通。從這種情形來看，她後來能夠出席那個會議，純屬偶然。
等到她從非洲回來之後，告訴我當地的電話的情形是這樣：當地是有電話的，比方說，她們開會的會場——一所大學，就有唯一的一部電話在門房裡。假如有人給會議代表打電話，在理論上就會有一個人從門房出來，跑到宿舍，找到代表的房間叫她去接電話，這個過程大約需要一小時，與此同時，對方手拿聽筒在等待。假如是越洋電話的話，電話費就要達到天文數字。但是門房裡根本就沒人專管聽電話，所以這種事不會發生。而從非洲發出的電傳看起來就如一群蚊子在天上形成的圖案一樣，很不容易看明白，可以想像傳到那裡的電傳也是這樣的。這就使別人幾乎無法和他們聯繫。這樣有好處，也有不好處。好處是你不會在凌晨五點被叫起來聽一個由你付款的電話，這是一位去度假的同學打來的，他忘了交論文或者交學費，總之，你得替他跑一趟；壞處是外面的人沒法和他們做生意。我太太說，那地方雖然是一個國家的首都，卻沒有什麼工商業，好像一個大集市。我想這不足為怪。
那張機票的事是這樣的：組委會是給我太太訂了票，但卻和別人訂在了一起，並且用了別人的名字，所以怎麼查也查不出。
考慮到中國有十幾億人口這一現實，我太太最後找到了這張票並且去了非洲，實屬奇跡。但是因為票來得太晚，種的疫苗還沒生效，所以是冒著生霍亂和黃熱病的危險去的。到了當地，一面開會，一面為回程機票而奔忙。會議的工作人員是一些和藹可親的非洲大嬸，不管你問到誰，都告訴你應該去找另外一個誰。
機場的工作人員則永遠說，你明天再來吧，問題肯定能解決。所有這些大叔大嬸，工作都很辛苦，熱汗直流。那些來自亞非拉的代表們，個個也是熱汗直流。我不知最後她是怎麼回來的，她自己也不知道。作為一個學者和作者，各種各樣的經歷都對她有益，所以有必要的話，她還會去那個國家。但假如是一位視時間為金錢的商人，恐怕就不會得到這樣的結論。
我老婆學會了一句非洲話，不知是哪一國的，反正非洲人都能聽懂：〞哇呀哇呀哇呀！〞據說是進步的意思。〞哇呀哇呀哇呀阿非利加〞就是：非洲，進步呀。晚上大家跳土風舞時，就這樣喊著。看起來哇呀哇呀哇呀十分必要。我們國家的通訊、旅行條件，大概比東非國家好，但和世界先進水平比，還是很差。讓我們也高呼：哇呀哇呀哇呀。
出門在外，遇上劫匪是最不愉快的經歷。匹茲堡雖然是一座比較安全的城市，但也有些不學好的男孩子，所以常能在報上看到搶劫的消息。奇怪的是我們在那裡留學的頭兩年，從來沒聽說過中國人遭劫。根據可靠消息，我們都在李小龍的庇護之下。這位仁兄雖然死去好幾年了，但是他的功夫片仍然在演。
誰都能看出李小龍的厲害之處——在銀幕上開打之前，他總是怪叫一聲，然後猛然飛出一腿。那些意圖行劫的壞蛋看到了，就暗暗咬指道：我的媽！遇上這麼一腿，手裡有槍也不管用。外國人看我們，就像我們看他們一樣，只能看出是黑是白是黃，細微的差別一時不能體會。所以在他們看來，我們個個都像李小龍。
這種情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起因是１９８４年的國慶招待會。那一天我們中國留學生全體出動，佔住了學校的大廳，做了餃子、春卷等等食品來招待美國人。吃完了飯，人家又熱烈歡迎我們表演節目。工學院的一個小伙子就自告奮勇，跳上台去表演了一套〞初級長拳〞，說是中國功夫。照我看他的拳打得還可以，在學校的體育課上可以得到四分以上，不過和李小龍的功夫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當場我就看到在人群裡有幾個小黑孩在扁嘴，好像很不佩服。這種跡象表明不幸的事情很快就要發生，後來它就發生了。
我們那座樓裡住了七八個中國人，第一個遭劫的是樓下的小宋。這位同學和我們都不一樣，七七年高考時，他一下考取了兩個學校，一個是成都體院，一個是東北工學院。最後他上了東北工學院，但是他完全有資格當運動員。因此他就相當自負。
晚上到系裡做實驗，他完全可以開車去，但是他偏要走著去，穿過一大片黑洞洞的草坪，草坪邊上還有樹林子。我們都勸他小心點，他說不怕，打不過可以跑。這位朋友的百米速度是十一秒幾，一般人追不上的。有一天夜裡一點多鐘，他跑回家裡說遭劫了，劫匪是兩個人，一個個高，一個個矮，全是黑孩子。遭劫的地點離家很近，這兩個傢伙估計還沒走遠。我們樓裡也有四五個男人，聽了都很氣憤，決心出去找那兩個傢伙算賬，甚至還找出了一根打棒球的棍子，想拿著去。臨出門時我問小宋：你跑得快，怎麼不跑呢？
他說那個個高的傢伙手裡拿了一支手槍。雖然他又補充說，那槍不像是真的，但是大家都認為不該冒險出去。除此之外，還抱怨小宋為什麼不早說對方有槍。大家離家好幾萬公里，家裡人對我們又寄予厚望，千萬別有個好歹。
過了幾天，我也遭了劫。劫匪只有一個，手裡也沒有槍。他是個白人小伙子，身材沒有我高，身體沒有我壯，還有點病歪歪的。按說該是我劫他才對，但是我的確被他劫了。對這件事唯一的解釋就是：我在不知不覺之中被他劫了。當時天還沒大亮，我到公園裡去運動。公園在一個山谷裡，要經過一個木製的扶手梯，我就在那兒遇上了他。他對我說：夥計，給我點錢。我告訴他說：我沒帶錢。他說：讓我看看你的錢包。（混賬！你憑什麼看我的錢包？）我說：我沒帶錢包。他說：那你兜裡鼓鼓囊囊的是什麼？（豈有此理，你管得著嗎？）我說，那是一盒煙。他說：我就是要向你要根煙。我就給了他煙，借這個機會他也看了我的口袋，裡面的確沒有錢包。分手之後跑了一百多米，我才想到這是打劫。順便說一句，括弧裡的話都是我後來想起來的。我當時很胖，所有的腰帶都不能用了，正在跑步減肥，所以心沒往別處想。當然，你要硬說我膽怯了，沒敢嚷嚷，我也沒話可講。後來知道，那個公園裡有人賣毒品。所以我見到的那傢伙十之八九是癮發了，想找我要錢買根大麻殺殺癮。還有人說，遇上那種癮急了的傢伙，最好給他點錢，否則他會扎你一刀，或者咬你一口。我想這也不是鬧著玩的，所以以後我早上跑步都繞著那個公園。
後來有一陣子，匹茲堡的壞傢伙專劫中國人，因為他們聽說中國學生沒有信用卡，身上總有現金。遇劫的人越來越多，工學院的一位兄弟被劫時，還想給劫匪講講理想、人生之類，打算做點感化工作，結果被人家打了一拳，口眼歪斜。不過那班傢伙從來不劫女生，這說明盜亦有道。但是後來出了例外，被劫的是醫學院的小夏，她是匹茲堡最美麗的花朵，中國人的驕傲，也就是說，她長得漂亮極了。這件事的經過照她講來是這樣的：那天晚上十一點左右，她和丈夫在電影院看完電影出來等公共汽車，忽然從黑地裡閃出了三條黑人大漢，手持亮閃閃的手槍，厲聲喝道：這是打劫！然後就要看他們的錢包。把兩個錢包都看過，把錢取走之後，公共汽車來了。那三個劫匪揮舞著手槍上了車－－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當然沒興趣上同一輛車接著看熱鬧，就坐下一班車回家了。根據這種說法，他們被劫實屬無奈。她丈夫是個白面書生，不是三條黑人大漢的對手。更何況對方有槍，就算是穆鐵柱被手槍打上一下，恐怕也要有損健康。
但是還有另一種說法。當時有一個中國人在離他們不遠的另一個汽車站候車，據他說情形是這樣的：晚上十一點多，電影散場了，那條街上沒有什麼人。小夏和她丈夫在那裡候車時，站上有三條黑人大漢，沒有藏在黑地裡。那三個人穿得是有一點流氣，但沒有手持手槍，肩上倒扛了個長條狀的東西，但既不是機關鎗，又不是火箭筒，只是一架錄音機。人家在那裡又唱又扭，但是小夏他們沒來由地發起抖來，隔著馬路就聽見牙齒打架。我想這和當時有很多人遭了劫有關，也可能和汽車老不來有關。總而言之，又過了一會，小兩口就開始商量：去問吧？等一會。還是去問問，好吧。於是小夏就走到那幾位黑兄弟面前，問道：請問你們是不是要打劫？那幾個人愣了一會，就陰陽怪氣地笑起來：對了，我們是要打劫！小夏又說：那你們一定要看我們的錢包了？那些人笑得更厲害：對對，把你們的錢包拿出來！！
小夏說：錢包在這兒。人家把錢拿走，把錢包還給她，說一聲：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就又唱又扭地找地方喝酒去了。這兩種說法裡我相信後一種，因為那個電影院離警察局很近，警車沒地方停時就停在電影院的停車場。美國的警察大叔屁股上總挎著槍，見到劫匪可以朝他們身上打。誰要在那裡打劫，一定是身上很癢，想被短鼻子左輪打上一槍。但是你要一心想送錢給人家，人家也不便拒絕。我想自打出了這樣的事，我們不但有了身上有現金的名聲，還有了非常好劫的聲譽，所以遇劫的人就越來越多，彷彿全美的劫匪都到了匹茲堡。但是被劫的情形卻越來越少有人提起。這就使人很好奇。匹茲堡的中國留學生裡有一位老金，這位仁兄和我們不一樣的地方是他是老大學生，比我們大很多。所以他一聽說有人遭了劫，就說：你們年輕人不行！另外，他是朝鮮族，所以有時還說：你們漢族同學膽太小，淨慣那些人的毛病。要是碰見我，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這些話叫人聽了很不舒服，但是誰也不能反駁他。老金有一項光榮的記錄，他在歐洲旅行時，有次遇上了持刀劫匪，他就舞動照相機的三角架和對方打了起來，把劫匪打跑了。但是光有這項記錄還不能讓人服氣。我不能說自己盼著老金遇上持槍劫匪冒生命的危險，但是我的確希望，假如遇上了那種人，老金能在劫匪的槍口下給我們〞年輕人〞樹立一個不畏強暴的典範。後來果然有一天，有人在一家超級市場門前見到了老金，只見他手抖得一塌糊塗，嗓子裡咯咯亂響，完全不正常。
那人就把他攙到車裡坐下，弄筒可樂給他喝了。然後一打聽，老金果然遭了劫。不過情形和我們指望的不大一樣。當時他正在店裡逛，口渴了，就到自動售貨機去買杯可樂。那地方挺偏僻。忽聽〞乒〞一聲響，售貨機後跳出個劫匪。那是個小黑孩，只有十二三歲的樣子，手持一把小小的螺絲刀，對準了老金，奶聲奶氣地叫道：打劫！掏錢！！老金腦子裡一炸，只聽見自己怪叫了一聲：滾蛋！滾回家去！嚇得那孩子〞哇〞的一聲跑了。嚇退了劫匪，老金還氣得要命，幾乎發了羊角風。
後來匹茲堡的警察抓住了兩個劫匪，在大學裡開了新聞發佈會，以後劫案就沒有了。這兩個劫匪就是當初劫了小宋的那兩個傢伙。被劫了的人都說是被這兩個傢伙劫了，但我不大相信。就我個人而言，我遭劫那次，就不是這兩個人所為。現在我想，人活在世界上有兩大義務，一是好好做人，無愧於人生一世。這一條我還差得遠。另一條是不能慣別人的臭毛病，這一條我差得更遠。這一條我們都差得太遠了。舉個例子來說吧，我住的地方（我早就回國來了）門前一條馬路，所有的陰溝蓋全被人偷走了。這種毛病完全是我們慣出來的。
什麼地方只要有了中國人，就會有中國餐館，這是中國人的生計。過去在美國見到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和餐館有關係。現在不一樣了。有的人可能是編軟件的，有的人可能是教書的，但是種類還是不多。物理學說，世間只有四種力：強力，弱力，電磁力和萬有引力。中國人在外的生計種類也不比這多多少。這些生計裡不包括大多數中國人從事的那一種：種地。這是因為按照當地的標準，中國人都不會種地。剛到美國，遇到了一個美國老太太，叫沃爾夫，就是大灰狼的意思。她是個農民，但是不想幹了，叫我教她中文，她要到中國來教書。我教她中文，她就教我英文，這是因為她拿不出錢來做學費。但是這筆買賣我虧了。我教了她不少地道的北京話，她卻找了幾本彌爾頓的詩叫我抑揚頓挫地念。念著念著，我連話都不會說了。沃爾夫老太太有英美文學的學位，但是她教給我的話一出口，別人就笑。這倒不是因為她的學位裡有水分，而是因為時代在前進。在報紙上看到哈佛大學英美文學系老師出個論文題：論《仲夏夜之夢》。學生不去看莎翁的劇本，卻去找錄像帶看。那些錄像帶裡女孩子都穿超短裙，還有激光炮。沃爾夫老太太讓我給她念楊萬里的詩，念完以後，她大搖其頭，說是聽著不像詩。我倒知道古詩應當吟誦，但我又不是前清的遺老，怎麼能會。我覺得這位老太太對語言的理解到中國來教英文未必合適。最後她也沒來成。
現在該談談沃爾夫老太太的生計——認識她不久，她就請我到她農場上去玩，是她開車來接的。出了城走了四個多小時就到了，遠看鬱鬱蔥蔥的一大片。她告訴我說，樹林子和宅地不算，光算牧場是六百多英畝，合中國畝是三四千畝。在這個農莊上，總共就是沃老太太一個人，還有一條大狗，和兩千多隻羊。我們剛到時，那狗跑來匆匆露了一面，然後趕緊跑回去看羊去了。沃爾夫老太太說，她可以把農場賣掉。這就是說，她把土地、羊加這隻狗交給別人，自己走人，這是可以的。但是這隻狗就不能把農場賣掉——換言之，這隻狗想把土地、羊加沃爾夫老太太交給別人，自己走掉就萬萬不能，因為老太太看不住羊。這個笑話的結論是農場上沒有她可以，沒有它卻不成。當然，這是老太太的自謙之辭。車到農場，她就說：要把車子上滿油，等會出去時忘了可找不到加油站。於是她把車開到地下油庫邊上，用手泵往車裡加油，搖得像風一樣快。我替她搖了一會，就沒她搖得快，還覺得挺累。那老太太又矮又瘦，大概有六十多歲。我是一條彪形大漢，當時是三十五歲。但是我得承認，我的臂力沒有她大。她告訴我說，原來她把汽油桶放在地面上，鄰居就說有礙觀瞻。地方官又來說，不安全。最後她只得自己動手建了個地下油庫，能放好幾噸油。我覺得這話裡有水分：就算泥水活是她做的，土方也不能是她挖的。不過這話也不敢說死了，沃爾夫老太太的手像鐵耙一樣。後來她帶我去看她的家當，拖拉機、割草機等等。這麼一大堆機器，好的時候要保養，壞了要修，可夠煩人的了。我問她機器壞了是不是要請人修，她就直著嗓子吼起來：請人？有錢嗎？
後來我才知道，沃爾夫老太太這樣的農婦帶有玩票的性質，雖然她有農學的學位，又很能吃苦耐勞，但畢竟是個老太太。真正的個體勞動者，自己用的機器壞了，送給別人去修就是恥辱。不僅是因為錢被人賺走了，還因為承認了自己無能。後來我們到一位吊車司機家做客，他引以為自豪的不是那台自己的價值三十萬美元的吊車，而是他的修理工具。那些東西都是幾百件一套的，當然我們看了也是不得要領。他還說，會開機器不算一種本領，真正的本領是會修。假如鄰居或同行什麼東西壞了請他修，就很光榮。而自己的家什壞了拾掇不了要請別人，就很害臊。總而言之，這就是他的生計。他在這方面很強，故而得意洋洋。在美國待了幾年，我也受到了感染。我現在用計算機寫作，軟件是我自己編的，機器壞了也不求人，都是自己鼓搗。這麼幹的確可以培養自豪感。
沃爾夫老太太有三個女兒，大女兒混得很成功，是個大公司駐日本的代表。這位女兒請她去住，她不肯，說沒有意思。我在她家裡看到了男人的襪子，聊天時她說到過還有性生活，但是她沒和別人一塊住。照她的說法，一個人一隻狗住在一個農場上是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不過她也承認，這幾年實在是有點頂不住了。首先，要給兩千隻羊剃毛，這件事簡直是要累死人。其次，秋天還要打草。除此之外，環繞她的牧場有十幾公里的電網，擋住外面的狼（更準確地說是北美野狗）和裡面的羊，壞了都要馬上修好，否則就不得了啦。等把這些事都忙完就累得七死八活。當時正是深秋，她地上有十幾棵挺好的蘋果樹，但是蘋果都掉在地上。她還種了些土豆，不知為什麼，結到地面上來了。晚飯時吃了幾個，有四川花椒的味道——麻酥酥的。我很懷疑她的土豆種得不甚得法，因為土豆不該是這種味道。遠遠看去，她那片墨綠色的牧場上有些白點子。走近了一看，是死羊。犄角還在，但是毛早被雨水從肢體上淋下來，大概死了有些日子了。面對著這種死羊，老太太面露羞愧之色，說道：應該把老羊殺死，把皮剝下來。老羊皮還能派上用場，但是殺不過來。除此之外，她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隻羊。因為那些羊不但在自己死掉，還在自己生出來。好在還有Ｃａｎｄｙ（她那隻狗）知道。Ｃａｎｄｙ聽見叫它名字，就汪汪地叫，搖搖尾巴。我在沃爾夫老太太農場上見到的景象就是這樣的。
在美國我結識了不少像沃爾夫老太太這樣的人——個體吊車司機、餐館老闆、小鎮上的牙醫等等，大家本本分分謀著一種生計，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不成功的人就想再換一種本分生計，沒有去炒股票，或者編個什麼故事驚世駭俗。這些人大概就叫人民吧。美國的政客提到美國富強的原因，總要把大半功勞歸於美國高素質的人民，不好意思全歸因於自己的正確領導。回了中國，我也盡結識這樣的人。要是有人會炒股票，或者會寫新潮理論文章，我倒不急於認識。這大概是天性使然吧。
到美國第二年上一個人類學課，要交個ｔｅｒｍ ｐａｐｅｒ。教授要我們去調查一群人或是一類人，寫個故事出來。我跟教授說，想調查一下廣東人。他說這不好，你又不是廣東人。他還說有不少中國人在餐館打工，何不寫寫這個呢。開頭我不大想去，後來一想，去看看也好，就到一家餐館干了兩個月，老闆叫周扒皮。後來我和老闆吵翻了揚長而去。這篇ｐａｐｅｒ得了好幾個Ａ，教授叫辛格頓，當過全美人類學主席。我扯這一大堆，是要說明自己到餐館裡打工是去做研究，不是為了掙錢。交代了這些以後，就該書歸正傳。我去的那家餐館，叫做×廚，我在廚房裡洗碗。那家店當時生意好得不得了，雇了三個廚子，大廚炒菜，二廚耍嘴皮子兼帶欺負三廚，三廚整天長吁短歎。後來我和三廚混得蠻熟，我倆還搭點老鄉。這老傢伙當時有五十歲，經常喝酒，一副潦倒相，在美國也有二十多年了，一句英文不會講。他的故事是一個匹茲堡中國男人的故事。匹茲堡不是曼哈頓，男人不是女人，所以這故事一點不浪漫。不僅不浪漫，還有點悲慘。這個三廚姓李，是山東人，從小就被國民黨拉了壯丁，逕直拉到了台灣，在軍隊裡最大干到了司務長。
×廚的餐廳有點古怪，一進門就拐彎，先往左拐，後往右拐，簡直像腸子在肚子裡的模樣。但是總面積可不小，能放三四十桌。裝潢也是蠻好的。我說設計這餐廳的人有大學問，這叫做曲徑通幽。我那位老鄉說，這兒原來是個破倉庫，把門口攔起來，做了春卷店，有門面沒桌子。幹了一些年，掙了一點錢，才裝修一小片，賣起炒菜來，再賣一些年，才有錢又裝修一小片。這麼曲裡拐彎，是要遮住後面的破爛。要是滿牆爛紙被人看見，誰還來吃飯？十冬臘月在街面上賣春卷，呵氣成煙；白天炒一天菜，半夜裡再當木匠、泥水匠，這滋味可不好受。所以，什麼曲徑通幽，叫蚯蚓打洞更正確。這個店是我老鄉花了近十年時間白手起家練出來的。他真的吃了不少苦頭。不過話說回來，在美國創業，誰不吃苦頭。我老鄉又說，吃苦他不抱怨，就是這輩子苦吃得太多了一點。原來他退了役在台北開店，日子蠻不壞的，忽然來了老客，說是到紐約混吧，可以發財。綠卡包在我身上。於是我老鄉拿了個旅遊簽證就去了。到紐約下了飛機，連時差還沒轉過來哪，就被按到灶上炒上菜了。人家還告訴他：可不敢出門呀！移民局正逮你這樣的哪。於是白天炒菜，晚上看店，一干十幾年，別說逛街去，連日頭也很少看見。
這故事講到這裡，基本上算明白了。原來這×廚曾是他的店。至於他從紐約怎麼到了這兒來，也不難想像。他在紐約干了十幾年後，人家給他一張綠卡說，瞧，我給你辦來了，咱們兩清了。我們山東人是憨厚，但不傻，知道十幾年血汗換張紙片不值。所以再不能給那種人面獸心的傢伙干，一定要自己闖天下。紐約中餐館太多不好混，就到匹茲堡來了。在這裡當大廚，但是給自己幹。
有關我自己，還沒有給你做個介紹。我插過隊，到過兵團，當過工人，什麼活都幹過。照我看在美國當廚子是最累的。假如他做兩頓飯的話，上午九點多就到店裡了，收拾廚房，備菜，忙忙叨叨，到十點多就開炒，一直炒到一點多，收拾廚房，給員工做一頓飯，就到夜裡兩點多了，這是順利的一天。假如有個把客人屁股沉，坐在店裡不走，也不能攆人家走，頂多去多問幾次：先生，您還要點什麼？這樣准弄到早上四點。假如衛生局來查店，那就要通宵挑燈大戰。衛生局的還老來，逼得你撅著屁股鑽到灶台下面用鋼絲刷子刷油泥。據我統計，這些廚子每天總要干十五個鐘點，烈火烤，油煙熏，而且沒有星期天。要是給別人干，每月還可以向老闆請兩天假。給自己干就什麼都沒了。雖然外面是花花世界，也沒工夫去看。與此同時，什麼生命呀，青春哪，就如一縷青煙散去了。這麼苦熬總要圖個什麼吧。×廚裡三個廚子，大廚快七十了，現在不是給兒子攢，是給孫子掙學費。一說起養活了一大堆兒孫，也蠻有自豪感。二廚堅持到月底，請了假就驅車直撲新澤西賭場，把錢輸光了就回來。不管怎麼說，這麼活著也算有點刺激。只有這位老鄉，前李老闆，他自己也不知為什麼要熬下去。
李老闆說，他到匹茲堡來創業時，是三十多歲，光棍一條，上無父母，下無妻兒，一輩子苦慣了，也不覺得幹活苦。這話有點不對頭，他哪裡來的這麼高覺悟？我還不明白的是他開餐館，不懂英文成嗎？一說到這裡，我老鄉就有點羞答答。原來他開餐館時，是和個意大利女人搭一夥。有一陣他還能講點意大利話，是在紐約學的。紐約唐人街就靠著小意大利，中國大廚認識意大利姑娘不稀奇。也不知怎麼的，人家就和他私奔了。這件事有點浪漫色彩。奔到了匹茲堡，我老鄉拿出畢生積蓄和吃奶的力氣開起店來，那娘們只管收銀。原來是愛情的力量支持他創業。除此之外，他還開了洋葷。我老鄉說，就甭追問了，女人都是毒蛇，色字頭上一把刀。
對於意大利，我也略有所知。意大利風光秀麗，意大利姑娘漂亮。我們到意大利去玩，被人偷走了錢包和相機。找警察報案，他說偷了就偷了，不偷你們外國人偷誰。咱們的同胞楊傳廣，到羅馬參加奧運會，本來該拿金牌，被一個意大利姑娘瞟上，破了他的童子功，結果只拿了銅牌，金牌被意大利拿走了。這說明意大利人慣使美人計。楊傳廣是中華田徑史上不世出的奇才，號稱十項鐵人，著上了還一敗塗地，何況區區李老闆。李老闆說，開頭那個意大利女人是真心跟他好，滿嘴都是ｓｗｅｅｔ－ｈｅａｒｔ。這件事也可能是真的。誰都知道中國飯好吃，廚房裡難聞。炒一天菜，一身的油腥味，怎麼洗都洗不去。再說，在美國做久了的廚子，臉色全慘黃，和熟透了的廣柑皮相似。我很懷疑油煙會和臉皮起化學反應，產生深黃的生成物。再加上他一天要干十八小時活，到了床上准不大中用。假如有浪漫愛情，這些都算不了什麼。但是他店裡生意雖好，卻缺少現錢。甚至到了沒錢買菜，去買便宜貨的地步。在美國干餐飲，最忌諱的就是這個，一片爛菜葉就能毀一個店。不像現在北京的小飯館，見到農民大哥來吃飯，就把筋頭筋腦大肥肉往菜裡炒。到了這個地步，他該打聽打聽了。一打聽就打聽出來，這女人在外面開了個ｐｉｚｚａ店，店裡還有個意大利裔的小白臉。我對我老鄉說，這小白臉沒準是從紐約跟來的。我老鄉一聽就翻了臉，差點拿菜刀砍我。
我在×廚做了兩個月，卻好像有好幾年。因為總是沒完沒了地洗盤洗碗倒垃圾。除此之外，還有個虐待狂二廚，刻薄無比的老闆周扒皮，老憋不住想啐他們一口。我每週只做兩晚都度日如年，更何況李老闆整天待在他以前擁有的店裡。他未老先衰，手腳都慢；周扒皮說，收留他是做好事，所以不能給他太多工錢。因為以上原因，我老鄉又來找我聊。我倆下了班要去等公共汽車。黑更半夜的，一等就是一兩個小時車不來。他發誓說，那個意大利姑娘原來對他是真心的，後來才變了。後來那個姑娘說，要離開他了，但是不要他的錢。除此之外，她還給他找了個老婆，是個秘魯人。這女人也說不上是白人、黑人還是紅種人，因為南美人血統最雜。他聽不懂西班牙文，她聽不懂中文，而美國通用的語言英文，兩人都一竅不通。有件事不說話也能幹，他們就幹起來，孩子接二連三生出來。一個個黑又不黑，黃又不黃，簡直奇形怪狀。還有一樁古怪，那些孩子全講＊＊＊話，一句中文也不講。他一回家，就陷入無言的圍觀之中。這種氣氛叫人毛骨悚然。只有揍哭幾個，心裡才能好受一點。他告訴我說，看著一屋小崽子，簡直不知自己幹了些什麼。
我老鄉告訴我說，那個意大利女人給他介紹了老婆，就離開了他的店，果然沒拿一分錢。底下的事也不難想像，過了些時候，各種各樣的人就拿了有他本人簽字的有效文件出現了，那女人以×廚李老闆的名義借了許多錢，把店賣了也還不清。這些字是他簽的，可是他並不知道簽了是幹什麼的。到了這地步，他還愛著她，覺得為了愛情損失了畢生積蓄，也算是個題目吧。直到有一天靈機一動，找了個懂西班牙文的中國人來盤問了一下他老婆，結果不出所料，這秘魯人原本是個難民，沒有綠卡，和李老闆結婚同時才拿到的。為了撮合這樁婚姻，那位可愛的意大利女人收了不少介紹費。知道了這件事後，他才不愛她了。
我離開×廚不久，李老闆就被周扒皮開掉了。後來他就蹲在家裡喝悶酒，因為他的確老了，沒有中國飯館肯雇他。這個故事也是老生常談，我一直懶得把它寫出來。現在忽然寫了出來，乃是有感於坊間的各種美國故事。這故事的寓意是提醒諸君：假如你想到美國發財，首先最好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其次一定要去曼哈頓，千萬別去別的地方。
前面提到×廚的老闆叫周扒皮。這位仁兄長一張刀子臉，一看就是個刻薄人。他捨不得給員工好東西（當然也捨不得多給錢），大家恨他恨得要命。有人跑到廚房裡，抓起生蝦生魚就吃，理由是不能便宜了周扒皮；但是結果是往往把自己瀉到臉尖尖的。據說還有人在×廚的廚房裡生吃雞腿，連骨頭都嚼成渣嚥下了肚，但是我沒看見，不能確認。有一回他去紐約幾天，不在家裡，門上被人用黃油漆大書〞周扒皮〞。那家餐館後來變得七顛八倒，沒個生計的模樣。我在那裡幹得不長，就和周扒皮鬧翻了，換了一家餐館來幹。這一家算是個老字號，有十來年的歷史。老闆和我歲數差不多，姓Ｙ。他那家店在一個猶太人聚居區，一點也不繁華。他也不做廣告，所以除了住在那個社區的人，別人都不大知道。那是一座黑色的玻璃房子，假如門上不寫那幾個中國字，就不像中國餐館。店裡雇的人也雜得很，有中國人，韓國人，還有高鼻樑的美國人。原來他那家店是誰想去幹都可以的。有一回一個韓國女孩子，本人是藝術家，不缺錢的，卻發現Ｙ老闆是個光棍漢，狠下心來到他店裡刷了幾個月的碗。但是Ｙ老闆裝傻充愣地不上鉤，氣得那女孩背地裡咬牙切齒地說他是ｐｅｒｖｅｒｔ（性變態）。又過些日子，發現他還不來上鉤，她就不來了。
老闆的店堂裡有一幅宣紙寫的波羅蜜多心經。這段經文最通俗了，《西遊記》裡全文抄錄，我十六歲時一張嘴就能帶出幾句來：〞揭啼！揭啼！波羅揭啼！〞等等。所以看了那經，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只是覺得Ｙ老闆怪逗的，還把它寫了出來。後來有一天，有個新搬來的老猶太到店裡來吃飯，Ｙ老闆炒完了菜，就跑出去和他聊起來，說起大家共同的地方——都要掙錢、吃飯等等。最後說，大家都信教，只是你們信猶太教，我信佛，這經就是用我的血寫的。該猶太一聽，馬上起來，對著經文立正，請Ｙ老闆給他念了一遍。臨走時還和他握手說：Ｙ老闆，我很尊敬你，過幾天介紹幾個朋友來。後來才知道，這經還真是用Ｙ老闆的血寫的，而且是舌頭上割出的血。寫完了經還剩了半碗，又寫了幾個大字〞身為中國人而自豪〞，掛在旁邊。這裡面沒有一點玩世不恭的態度。他就是這麼挺嚴肅地告訴洋人：作為中國人，我和你們不一樣；但是作為人，和你們是一樣的，完全可以信任。這也是一種生計。
這位Ｙ老闆同時也是大廚，炒四川菜和北京菜。我祖籍四川渠縣，北京長大，依我看他炒得相當像川菜，又有點像京菜。就是這樣，還常有客人說宮保菜裡辣椒糊了。所以美國那地方把菜做地道了行不通。每天從早到晚，也是要干十五個鐘點。據我所知，雖然入了美國籍，他在台灣也算個幹部子弟哩。何況他在美國拿到了建築學碩士學位，蠻可以找個建築師的事幹干。說實在的，給我他那份錢我要，讓我干他的事我不幹——在此順便說說我自己，過去我也極能吃苦，十六歲就跑到雲南去開荒，一天干十六七個鐘點的時候都有。如此幹了幾年，臨走時一看，沒開出什麼田來，反而把所有的山全扒壞了。一下雨又是泥又是水，好像在流屎湯子。從此就相當的懶。從不給錢也拚命幹變到不缺錢就不干——所以我就問他。他說幹這個餐館是應該的。有這麼個店，就幫了好多人，當然也幫了他本人。當時在那個店裡幹活的人可真不少，還有國內名牌大學來的副教授呢。不過這個幫字聽起來還是蠻彆扭。Ｙ老闆也知道剩餘價值學說，所以他想讓我說說在×廚的遭遇，就這麼說：小波，談談你在周扒皮手下是怎麼受壓迫的－－他就是不說受剝削。不過應該給他個知恥近勇的評價，因為他幹起活來身先士卒，炒完了菜，就幫二廚倒垃圾，幫我刷碗，同時引吭高歌。當時他手下國內來的頗多，你猜猜他唱什麼吧——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了還說：這歌不壞，有調。晚上打烊後，大魚大蝦炒一頓給大家吃，並且宣佈：我是Ｙ老闆，不是周老闆。他就是這麼籠絡員工的。
不管Ｙ老闆怎麼看自己，我還要說他有一切老闆的通病。假如沒有客人來，前廳的女招待（都是留學生）找個地方坐下來，掏出課本來看，他就陰沉著臉。這種時候你必須站著，對準店外做個翹首以望的樣子，他看了才喜歡。這是他小心眼的一面。也有手面大的一面：每年總有一天，他到公園裡租一片地方，把一切在他店裡做過的人和一切熟客、鄰居都請來吃頓烤肉。他還能記住好多熟客的生日，在那些日子裡，獻上他免費的敬菜。他是做熟客生意的。所以每位客人都是他生活裡不能忘記的一件事——他也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店成為別人生活裡不被遺忘的一件事。這是他的生計。要做到這一點，就要以禮待人，還要本分。
附言：這篇文章中的大部分內容是我親耳聽來的，我來擔保到我耳朵以後的真實性。至於楊傳廣在羅馬被人破了童子功以致痛失金牌，是在紐約的華文報紙看來的。我對體育一竅不通，人家怎麼說，我就怎麼信了。特此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