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一種「中華文明將拯救世界」的說法正在一些文化人中悄然興起，這使我想起了我們年輕時的豪言壯語：我們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進而解放全人類。對於多數人來說，不過是說說而已，我倒有過實踐這種豪言壯語的機會。1970年，我在雲南插隊，離邊境只有一步之遙，對面就是緬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過去參加緬共游擊隊。有不少同學已經過去了——我有個同班的女同學就過去了，這對我是個很大的刺激——我也考慮自己要不要過去。過去以後可以解放緬甸的受苦人，然後再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其他部分；但我又覺得這件事有點不對頭。有一夜，我抽了半條春城牌香煙，來考慮要不要過去，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不能去。理由是：我不認識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們在受何種苦，所以就不知道他們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並沒有要求我去解放，這樣貿然過去，未免自作多情。這樣一來，我的理智就戰勝了我的感情，沒幹這件傻事。
對我年輕時的品行，我的小學老師有句評價：蔫壞。這個壞字我是不承認的，但是「蔫」卻是無可否認。我在課堂上從來一言不發，要是提問我，我就翻一陣白眼。像我這樣的蔫人都有如此強烈的救世情結，別人就更不必說了。有一些同學到內蒙古去插隊，一心要把階級鬥爭蓋子揭開，解放當地在「內人黨」迫害下的人民，搞得老百姓雞犬不寧。其結果正如我一位同學說的：我們「非常招人恨」。至於到緬甸打仗的女同學，她最不願提起這件事，一說到緬甸，她就說：不說這個好嗎？看來她在緬甸也沒解放了誰。看來，不切實際的救世情結對別人毫無益處，但對自己還有點用——有消愁解悶之用。「文化革命」裡流傳著一首紅衛兵詩歌《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寫兩個紅衛兵為了解放全世界，打到了美國，「戰友」為了掩護「我」，犧牲在「白宮華麗的台階上」。這當然是瞎浪漫，不能當真：這樣隨便去攻打人家的總統官邸，勢必要遭到美國人民的反對。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解放的慾望可以分兩種，一種是真解放，比如曼德拉、聖雄甘地、我國的革命先烈，他們是真正為了解放自己的人民而鬥爭。還有一種假解放，主要是想滿足自己的情緒，硬要去解救一些人。這種解放我叫它瞎浪漫。
對於瞎浪漫，我還能提供一個例子，是我十三歲時的事。當時我墮入了一陣哲學的思辨之中，開始考慮整個宇宙的前途，以及人生的意義，所以就變得木木癡癡；雖然功課還好，但這樣子很不討人喜歡。老師見我這樣子，就批評我；見我又不像在聽，就掐我幾把。這位老師是女的，二十多歲，長得又漂亮，是我單戀的對象，但她又的確掐疼了我。這就使我陷入了愛恨交集之中，於是我就常做種古怪的白日夢，一會兒想像她掉進水裡，被我救了出來；一會兒想像她掉到火裡，又被我救了出來。我想這夢的前一半說明我恨她，後一半說明我愛她。我想老師還能原諒我的不敬：無論在哪個夢裡，她都沒被水嗆了肺，也沒被火烤糊，被我及時地搶救出來了——但我老師本人一定不樂意落入這些危險的境界。為了這種白日夢，我又被她多掐了很多下。我想這是應該的：瞎浪漫的解救，是一種意淫。學生對老師動這種念頭，就該掐。針對個人的意淫雖然不雅，但像一回事。針對全世界的意淫，就不知讓人說什麼好了。
中國的儒士從來就以解天下於倒懸為己任，也不知是真想解救還是瞎浪漫。五十多年前，梁任公說，整個世界都要靠中國文化的精神去拯救，現在又有人舊話重提。這話和紅衛兵的想法其實很相通。只是紅衛兵只想動武，所以浪漫起來就衝到白宮門前，讀書人有文化，就想到將來全世界變得無序，要靠中華文化來重建全球新秩序。誠然，這世界是有某種可能變得無序——它還有可能被某個小行星撞了呢——然後要靠東方文化來拯救。哪一種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是你總想讓別人倒霉幹啥？無非是要滿足你的救世情結嘛。假如天下真的在「倒懸」中，你去解救，是好樣的；現在還是正著的，非要在想像中把人家倒掛起來，以便解救之，這就是意淫。我不尊重這種想法。我只尊敬像已故的陳景潤前輩那樣的人。陳前輩只以解開哥德巴赫猜想為己任，雖然沒有最後解決這個問題，但好歹做成了一些事。我自己的理想也就是寫些好的小說，這件事我一直在做。李敖先生罵國民黨，說他們手淫台灣，意淫大陸，這話我想借用一下，不管這件事我做成做不成，總比終日手淫中華文化，意淫全世界好得多吧。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8月23日《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