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曾說，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兩件事：一、改變物體的位置和形狀，二、支使別人這樣幹。這種概括的魅力在於簡單，但未必全面。舉例來說：一位象棋國手知道自己的畢生事業只是改變棋子的位置，肯定會感到憂傷；而知識分子聽人說自己幹的事不過是用墨水和油墨來污損紙張，那就不僅是沮喪，他還會對說這話的人表示反感。我靠寫作為生，對這種概括就不大滿意：我的文章有人看了喜歡，有人看了憤怒，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但話又說回來，喜歡也罷，憤怒也罷，終歸是情緒，是虛無縹緲的東西。我還可以說，寫作的人是文化的締造者，文化的影響直至千秋萬代——可惜現在我說不出這種影響是怎樣的。好在有種東西見效很快，它的力量又沒有人敢於懷疑：知識分子還可以做蠱惑宣傳，這可是種厲害東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裡，德國人干了很多壞事，弄得他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有個德國將軍蒂佩爾斯基這樣為自己的民族辯解：德國人民是無罪的，他們受到希特勒、戈培爾之流蠱惑宣傳的左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還有人給希特勒所著《我的奮鬥》做了一番統計，發現其中每個字都害死了若干人。德國人在二戰中的一切劣跡都要歸罪於希特勒在坐監獄時寫的那本破書——我有點懷疑這樣說是不是很客觀，但我毫不懷疑這種說法裡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總而言之，人做一件事有三種辦法，就以希特勒想幹的事為例，首先，他可以自己動手去幹，這樣他就是個普通的納粹士兵，為害十分有限；其次，他可以支使別人去幹，這樣他只是個納粹軍官；最後，他可以做蠱惑宣傳，把德國人弄得瘋不瘋、傻不傻的，一齊去幹壞事，這樣他就是個納粹思想家了。
說來也怪，自蘇格拉底以降，多少知識分子拿自己的正派學問教人，都沒人聽，偏偏納粹的異端邪說有人信，這真叫邪了門。羅素、波普這樣的大學問家對納粹意識形態的一些成分發表過意見，精彩歸精彩，還是說不清它力量何在。事有湊巧，我是在一種蠱惑宣傳裡長大的（我指的是張春橋、姚文元的蠱惑宣傳），對它有點感性知識，也許我的意見能補大學問家的不足……這樣的感性知識，讀者也是有的。我說得對不對，大家可以評判。
據我所知，蠱惑宣傳不是真話——否則它就不叫做蠱惑——但它也不是蓄意編造的假話。編出來的東西是很容易識破的。這種宣傳本身半瘋不傻，做這種宣傳的人則是一副借酒撒瘋、假癡不癲的樣子。蕭斯塔科維奇在回憶錄裡說，舊俄國有種瘋僧，被狂熱的信念左右，信口雌黃，但是人見人怕，他說的話別人也不敢全然不信——就是這種人搞蠱惑宣傳能夠成功。半瘋不傻的話，只有從借酒撒瘋的人嘴裡說出來才有人信。假如我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不僅沒人信，老農民還要揍我；非得像江青女士那樣，用更年期高亢的嘯叫聲說出來，或者像姚文元先生那樣，帶著怪誕的傻笑說出來，才會有人信。要搞蠱惑宣傳，必須有種什麼東西蓋著臉（對醉漢來說，這種東西是酒），所以我說這種人是在借酒撒瘋。順便說一句，這種狀態和青年知識分子意氣風發的狷狂之態有點分不清楚。雖然夫子曾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但我總覺得那種狀態不宜提倡。
其次，蠱惑宣傳必定可以給一些人帶來快感，納粹的千年帝國之說，肯定有些德國人愛聽；「文革」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之說，又能迎合一部分急功近利的人。當然，這種快感肯定是種虛妄的東西，沒有任何現實的基礎。這道理很簡單，要想獲得現實的快樂，總要有物質基礎，嘴說是說不出來的：哪怕你想找個乾淨廁所享受排泄的樂趣，還要付兩毛錢呢，都找宣傳家去要，他肯定拿不出。最簡單的做法是煽動一種仇恨，鼓勵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殘害一些人，比如宣揚狹隘的民族情緒，這可以迎合人們野蠻的劣根性。煽動仇恨、殺戮，乃至滅絕外民族，都不要花費什麼。煽動家們只能用這種方法給大眾提供現實的快樂，因為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無害的方法，想必他們也會用的。我們應該體諒蠱惑宣傳家，他們也是沒辦法。
最後，蠱惑宣傳雖是少數狂熱分子的事業，但它能夠得逞，卻是因為正派人士的寬容。群眾被煽動起來之後，有一種驚人的力量。有些還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希望這種力量可以做好事，就寬容它——納粹在德國初起時，有不少德國人對它是抱有幻想的，但等到這種非理性的狂潮成了氣候，他們後悔也晚了。「文革」初起時，我在學校裡，有不少老師還在積極地幫著發動「文革」哩，等皮帶敲到自己腦袋上時，他們連後悔都不敢了。根據我的生活經驗，在中國這個地方，有些人喜歡受蠱惑宣傳時那種快感；有些人則崇拜蠱惑宣傳的力量，雖然吃夠了蠱惑宣傳的苦頭，但對蠱惑宣傳不生反感；不唯如此，有些人還像癮君子盼毒品一樣，渴望著新的蠱惑宣傳。目前，有些年輕人的抱負似乎就是要炮製一輪新的蠱惑宣傳——難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蠱惑宣傳是種禍國殃民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抱負只能是反對蠱惑宣傳。我別無選擇。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22期《三聯生活週刊》雜誌， 發表時題目為「蠱惑與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