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外地人初來到這座大都市，冷不丁地問一句，市中心在哪裡？誰也不會想起普店街。按說它位於的衛海區該是正宗的中心區，它是這座城市的發祥地。
還在大清盛世，就圍著這塊不大的地方築起過城牆，它便由集鎮正式成了城。八國聯軍打進來，四面牆轟塌了三面，它的地界由此又擴大了。現在的一百五十平方公里市區就是以它為中心，慢慢擴展、繁衍而成的。然而隨著城市的擴大，它卻越來越破、越來越擠。新區的居民從人數到實力都居優勢。人們隨著離宗忘典，不再以它為中心，甚至它的存在都似乎影響了繁華大都市的形象，羞於提及。這座都市是全國首批開放城市，從西哈努克親王到伊麗莎白女王，無不光顧此市。
要以繁華和位置而言，中華區該稱為首。西方人用大炮打開了中國的門戶，又靠經濟侵略控制中華。八國聯軍的兵營一撤，八國的富家財東們便擁進來，在這裡沿著月牙河修起一條長十里的月牙道，又沿著月牙道蓋起一座座高高大大的一長溜兒建築。大百貨公司、大銀行、大飯店……光看這些異國色彩的建築，就知道他們進來後就不想離開。只是他們做夢也沒想到，只用了半個世紀，就讓中國人連鍋端了。那些百貨公司、大銀行、大飯店、大公司成了中國人自由進出的商業、貿易、金融中心。可對市民來說，他們整天的生活可不是清清閒閒地逛商店，吃宴席，夾著皮包大宗地存款、取款，把這兒稱為中心，好像有點兒不妥。
新市區的居民優越感最強。全市最大的圖書館、醫院、劇院、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大多在這個區，這是個建國後建設起來的新區。這裡的居民常常自詡這兒為市中心，因為它代表了這座城市的現貌和水平。更主要的是市委、市政府的辦公地位於此區，你說它不是市中心哪兒是市中心？
可也有人說不對。真正的市中心應該在本城西南角兒。
沿著新市區那條市裡最寬的上海路朝西直奔，就進了市郊的西市區。然後拐入武昌道向南走下去，便是被市民們稱為「華爾街」的廈門路。
廈門路是建國後起的名，原先根本稱不上路，這兒是洋鬼子在西郊蓋的一片別墅，依次立著德、日、意、法、英、美、俄、奧的風格各異、參差不齊的小洋房。這麼大的市郊田園，洋鬼子別的地方不選偏偏都擠到一塊兒，比著勁兒地蓋起這麼一大片地道的漂亮住宅群。這地方原是塊風水寶地，這是碧眼金髮的外國佬兒請來地道的中國風水先生測定的。寶地全因那個溫泉眼。據說喝這口泉水的人能避風祛邪，益壽延年。於是這片房子就圍著寶泉蓋了起來。1949年天安門前的建國禮炮一響，廈門路兩旁的漂亮住宅便易主了。市裡局以上的各級進城幹部陸續搬了進去。三十幾年來，這裡一直是各級首腦人物的居住地。別看它臨近市郊，遠離市區地圖的中心點，但每當市民們提起廈門路無不肅然起敬。現在當然不那麼敬了，但聽說誰是住在廈門路的，仍不免露出羨慕的神情，高看其一眼，厚待其一籌。從這個居住地，能測出人的身份、地位。面對這種身份的人，不少人背後罵他的祖宗也有這個膽，但當著面還少不了賠個笑臉，順著話茬子說幾句恭維中聽的話。這幫人談起來都以攀龍附鳳為恥，可做起來又多少有那麼點賤骨頭。難怪，中國封建幾千年就是個權力、人治社會。既然廈門路的住戶都是些掌管著大局以上權力的人物，自然它便是一個權力中心。權力中心才是地道的中心。
如果再精確一點，找一下中心的中心點。那就還得沿著廈門路往西走，就能看見一排四米高的灰牆，順著高牆向南拐個彎，有一扇三公分厚的大鐵門。鐵門白天是敞開的，兩旁站著兩個持槍的警衛。他們可不像是新華門站崗的警衛，筆直地挺著，一點不打彎。這兒的警衛可以蹓躂著，也可以輪流地到門內那間值班室裡去喝口水，坐著歇歇。只有看到進進出出的「豐田」、「奔馳」牌轎車，才挺一下腰板，行個注目禮。望著汽車順著松柏夾道下的平坦車道，消失在一片白楊樹後，才又重新放鬆下來。
那片白楊樹，是一片鬱鬱蔥蔥的林帶，可稱為全市的綠化標桿區域，就其面積而論，綠地覆蓋率絕對地超標準。白楊林帶岔出三條小徑，分別通向三座美觀、別緻的兩層樓房，按照五十年代一次書記處會議上做出的一條沒有正式成文的規定，這三座房子的主人，是市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和市長。現在它們的主人便是市委書記高伯年、市長閻鴻喚，剩下的一座樓是原市委書記、現中顧委委員徐克的。徐克在這裡住了整整三十五年，調中央後，房子只住著他的兒子徐援朝。這件事引起不少人的議論和不滿，特別是那幾個有資格取代這房子主人的人，高書記和閻市長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不好辦的是，徐克經常要回來，雖說中央有規定，完全可以收回去，但他是市裡的一位元老，是市裡所有幹部的老上級，硬做不大合適，於是它便成了一個必須解決，又暫時不能解決的問題。
這個地方是廈門路222號。過去三位意大利人蓋起這花園別墅時，叫它利華別墅。
單憑住在這兒的兩戶人家，就不用懷疑廈門路222號的中心點的準確性。
二
清晨，整個世界都是清清亮亮的，陽光透過淡淡的清新的霧氣，溫柔地噴灑在塵世萬物上，別有一番令人賞心悅目的感覺。
可惜，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天天享受到晨霧的清新，五點半鐘，這座城市只有少數人在跑步，只有花園裡才聚集著一些練功、習武、踢腿、甩胳膊的人，除此之外，就是至今不被人們所認識、看重，而又絕離不開的清潔工了。而大部分人，在這個時候，還甜甜地沉睡在溫馨的夢鄉之中。
高伯年照例在這個時候起了床。往日他刷完牙，就用一條乾毛巾使勁擦臉，直擦到面部辣辣的，紅透了才住手。又拿起那把黃楊木梳梳頭，節奏均勻，懸腕有力。一會兒的工夫，頭皮就和面頰一樣發熱了，從裡到外舒服極了。然後他又輕輕梳幾下，把灰白的頭髮向後攏順攏齊，蠻有風度的。 人到了這把年歲，能堅持住這種養生之道，注重儀表舉止也屬不易。其實高伯年在四年前，對養生和儀表都是從不上心的。他不吃魚、不吃蝦、不吃海參、不吃螃蟹。甚至海帶、紫菜、蛤蜊、青蛙，凡是沾水的動植物，他一概拒食。別說吃，聞一聞都會噁心。老戰友說他是窮命，他的河北省老家是塊旱地，只見得著井，看不到河，三十里之外有條渠一樣寬的水溝子。鄉親們輕易見不到水產，更別提吃它了。他七歲那年吃到一次魚，是在東家的貓食盤裡偷出來的。他躲在沒人的地方吞下去，腥腥的一股子臭味，嗆得他險些暈過去，接著無數根鋼針橫叉豎挑，紮在嗓子眼上，大咳、嘔吐、差點送了命。從此他便聞水貨喪膽。直到他當了局長，副市長乃至市長，市委書記，經常參加大小宴會，多高級的宴席都未扭轉他對水產品的憎惡，從不沾一筷。醫生警告他，這種飲食態度，會使他缺乏碘、鉀、鈉、鎂等多種元素，他深信不疑，卻毫不在乎。他不怕死，人前人後他經常說。解放石家莊，他們營擔任攻堅任務，衝過去，他衝在最前面，他不怕死，所以子彈也避他。「人連死都不怕，還怕缺碘嗎？」他笑著對醫生說。這句話被人傳開了，久而久之，又被人淡忘了，誰知「文革」時，這話成為反動言論一百條中的一條，「人連死都不怕，還怕缺點嗎？」———一個頑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他對穿戴更不講究，進城後，始終一雙布底鞋，後來買不到了，只好穿塑料底鞋，但鞋面一定要布的。他平生只有過一雙皮鞋，那是去參加黨的八大時特地買的，為了顯得莊重些。可在小組討論時，他發現中央的領導人也有不少穿布鞋的。第二天，他就脫下了硬邦邦的皮鞋。從此再也沒有穿過，直到「文革」這雙鞋才有了它的用場，成了修正主義生活方式的物證，被造反派抄走。
但是最近這四年，高伯年似乎變了，變得連女兒都取笑他趕時髦。
首先，他加強了自身保健，閒的時候翻一翻醫書，他並非趕時髦，而是越來越覺得自己身體零件不大好使，毛病多起來。
他開始注意儀表。很多人說他老了，而他自己並不覺得老。有好心人告訴他，這是因為他的服裝老式，人才顯得老的，他覺得有道理。現在是改革時期，領導幹部的形象也要改一改，要善於接受新事物。高伯年來了個飛躍，這飛躍讓人感到吃驚。他一貫的髮型小平頭現改為小背頭。一貫的中山裝換成了西裝，自從黨的總書記、國務院總理穿西服上了天安門，他就換了，而且一穿就不再換下。惟獨缺憾的是對「革履」仍不感興趣，他的腳無論如何不能適應皮鞋，服飾是為人服務的，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西服布履。
早晨庭院裡很靜，聽不到一點點噪音。他做了一個深呼吸，一股花草清香直衝鼻腔，讓人頓時覺得，純淨的氧氣入腔，體內的濁氣排出，神清氣爽，心情舒暢。
他的樓前是一塊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草坪。每天，他要在這兒練一練太極拳。他的拳很不規範，還是在「文革」後期，他由牛棚榮升為「掛」著的公民時，跟花園裡的老頭們學的。可惜時間太短，還未學通，「四人幫」粉碎了，他被「摘」了下來，回到了市政府。幾年來，他堅持練身的，就是這麼一套半生不熟的太極拳。
但今天，上面的這一套清晨的生活程序，高伯年都沒有進行，他失常了；沒有練拳，沒有用黃楊木梳梳頭，沒有用乾毛巾擦臉，甚至連牙也沒刷，就趿著拖鞋走出來了。清晨，萬物仍是清清亮亮的，世界還是那個世界。但高伯年心裡那股子濁氣就是排泄不出來。
最近保健醫生又警告他，血壓偏高，心臟音律不齊。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注意腦子不要過於勞累，注意不要激動……全是一堆符合實際又不切合實際的廢話。
他無法抑制自己的激動，他失眠了。昨夜，他怎麼也睡不著，但他沒有服用安眠藥，他需要想問題，不需要麻痺自己。
昨天上午，大兒子高原從老山前線寄來一封信，信中以一個誓為國捐軀的戰士的名義向父親要一張生母的照片。信是寄到機關的，秘書拿來就放到家中的辦公桌上。妻子沈萍看到了，臉變得紙一樣白。他躺在自己的臥室裡，她在旁邊的書房裡哭，他沒有起床去勸她，他知道，兒子寫信時也會哭的，起碼哭過。他無法勸說妻子。無論高原能不能從戰場上生還，沈萍已經失去了這個兒子。
他也無法滿足兒子的要求，他沒有那張照片，也沒有辦法搞到這張照片。
下午，女兒高婕突然早早地下班回家，和任何人都沒有說話就悄悄地躲到自己房間裡去。保姆到她的房間裡去，她要雞蛋、要排骨、要牛奶。一一送去，她又什麼都不吃。保姆告訴沈萍，高婕一個人悶頭躺在床上，像是在哭。沈萍揩乾自己的淚水，奔上樓去，看到的是一張流產證明書。
「是張義民？」沈萍又驚又氣。
高婕搖搖頭，但又不肯說出那個人的名字。
「流氓！」高伯年也到了女兒的房間，他覺得自己的嘴唇在抖。他不是罵女兒，而是罵那個未知數，「一定要嚴加懲處，我找公安局。」
「爸爸，」高婕拉住把手伸向電話機的父親，「是我主動的。」
「你？……」高伯年一時說不出話來，他不相信女兒會墮落，可對女兒所處的文藝圈子又早有所聞，沈萍原來就反對女兒去當演員，是他說服了妻子。應尊重女兒的志願和選擇，可現在，女兒的行為打了他一個耳光。
「你和張義民的關係斷了？」父親吼道。
「沒有。」
「你準備和那個混蛋結婚？」他此刻恨透了那個肇事者。
「不。」
「你，你這算是什麼？」「張義民可以和我散，我本來就不愛他。」高婕淡淡地回答。
高伯年被激怒了。市委書記的女兒和一個不是丈夫也不是未婚夫的男人懷上了孩子，這種醜事傳出去，在老百姓嘴裡不知會怎麼張揚。他揚起手想打女兒，又放下了，怒沖沖地離開女兒的房間。
女兒門邊站著一個人，這是張義民。他早來了，剛才的一切他都看見，聽見了。
高伯年覺得無法跟這個年輕人交代，甩手走下樓去。張義民留下了。
房間裡只剩下了高婕和張義民。這一夜，女兒向張義民都「交代」了些什麼，高伯年無從知道，但他以為，不會有好的結果，一個男人對背叛了自己的女人，不會原諒的，即使這女人是市委書記的女兒。
高伯年腦子裡已經沒有地方去想女兒的事了，他的大腦細胞正為臨睡前的一個電話所消耗、困擾。
電話是市長閻鴻喚打來的，告訴他，總理從北京打來電話，要閻鴻喚明天趕到北京匯報工作。
「只通知你一個人？」
「對，只讓我一個人去。」
「市長會議？」
「不是，好像是單獨匯報。」
「匯報哪方面的工作？」
「沒有講，我正想問問你知不知道什麼情況？」
高伯年不知道，他什麼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一塊石頭堵到嗓子眼。
他從沒有被放在這樣一種位置上過。這是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他是這座城市的一把手。
高伯年從解放這座城市就在這裡了。三十五年的歷史，他的名字已經和這座城市緊緊聯繫在一起。全市四百萬人口，可能有人不知道現任國家主席是誰，但絕不會有人不知道高伯年的名字。而現在，他在市民心目中的位置已經動搖了，一個更響亮的名字已逐漸在取代他。上屆調整市委班子，曾有人動議調他到另外一個省去當人大主任。中央領導說：「還是不要動了，他熟悉這個城市。」這才不過兩年，向總理匯報這樣大的事情，都可以不由他去，甚至不通知他，不經過他，一個電話打給了閻鴻喚。這座城市現在可以沒有他了。這是一個信號，他心裡清楚自己，儘管他在會議上多次表示過，到時痛痛快快交班，要培養年輕人，讓年輕的同志早日擔起重擔。可現在，不用說退下來，就是這樣冷落一下，他的神經都感到疼痛。他害怕這一天的到來，他受不了寂寞。多少年來，他習慣了「交伯年同志批閱」，「請示一下伯年同志」，「按伯年同志的指示辦」。指揮、拍板、行使決策權，已經成為他的一種生活習慣和必需，而且慢慢地佔據了生活的全部內容。他不能想像，有朝一日離休之後這些變為一片空白，對於他這樣一個事業心、責任感極強的人來說，將是一種什麼日子？
當然，現在他並沒有更多的這種恐懼！他認為這座城市目前仍離不開他，還沒有合適的人選接替他。市長閻鴻喚的威望不過是個假象。
他對閻鴻喚的感情是複雜的。三年前，是他首先提名讓閻鴻喚當市長的。「閻鴻喚是個實幹家。」在中組部和市委常委會上，他這樣評價他的接班人。他沒有看錯，閻鴻喚上任三年，市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實實在在幹了幾件漂亮事。但他也逐漸發現了閻鴻喚的許多毛病，他驕傲，對老同志、老領導的意見不那麼尊重。常常自以為是，過多地拋頭露面，這些事常惹得高伯年心裡十分不愉快。
思緒萬千，高伯年在床上輾轉反側，好不容易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睡著，但五點半又準時醒了。算了算只睡了兩個多小時。
他沿著鵝卵石小路走去，這條小路的盡頭是閻鴻喚的房子。閻鴻喚是第一次單獨向總理直接匯報工作，要提醒他，在中央領導同志面前不要把弓拉得太滿，要謙虛、多聽指示，少表現自己，尤其要強調市委整體的作用。關於市政的全面規劃方案，不要先講出去，等過些日子，高伯年自己去北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再講。
他走著走著，突然又停住了。昨天閻鴻喚電話裡並沒有請教他，或是跟他研究的意思，絲毫沒有。只是問他知不知道，閻鴻喚未免太狂妄、太自信了，難道他不懂這麼大的事，應主動找市委書記研究研究？閻鴻喚的眼裡還有沒有他這個書記？甚至這個電話，都很難說沒有別的用意，比如暗示他閻鴻喚儼然已經是這座城市的決策人；暗示總理對他的賞識和信任。……高伯年越想越不對勁兒，他不主動找我，我又何必主動上門找他，助長他的得意情緒，表明我對這件事的重視？不，高伯年絕不能在他的心目中落得這麼個感覺。他應表現得很輕鬆，把這件事看得很淡，看成一件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小事情，高伯年背起手，轉過身，踱著方步往回走。
還沒走回自己房前，他又站住了。他必須把注意事項告訴閻鴻喚，否則，他放心不下。他轉過身朝大門口走去，他估計閻鴻喚六點半鍾將出發，他就在那兒裝作無意蹓躂與閻鴻喚開出的汽車偶然相遇，然後就可以非常自然、非常正常地給閻下達「指示」。
他故意走得很慢，隨時想聽到身後傳來汽車開動的聲音。但他一直走到大門口，也沒有聽見盼望的聲音。守衛的警衛戰士向他敬禮。
「換崗了？」高伯年親切地問一個戰士。
「沒有，七點鐘換崗。」戰士回答。
「這麼早就把大門打開了？」高伯年隨便地問，他有意消磨時間。
「閻市長五點半鍾坐車出去了，我們就沒再關門。」
什麼，走了？高伯年心中一涼。五點半鐘，就在他每天準時睜開眼的那個時間，閻鴻喚已經出發了。
「今天首長都起得這麼早。」戰士說。
高伯年無心再答話，只是咧著嘴對戰士笑笑，轉身走回去。
剛走上台階，沈萍迎出來：「你去哪兒了？到處找不到你。」她的眼眶發青。
「你找我幹什麼？睡你的覺去唄。」高伯年一肚子氣沒地方撒，又不敢向沈萍撒。
沈萍歎口氣：「張義民昨天晚上十二點才走，也不知道和小婕談得怎麼樣，早起我叫小婕，小婕不理我。這事，你得問問義民。」
「我不管！」煩事加煩事，高伯年忍不住咆哮起來，逕自走進那扇玻璃門。
沈萍跟進去，她當然不知道電話的事，只知道自己一夜沒合眼。
「你發什麼火？不管小婕的事！哼，我知道你為什麼，還不是為高原的信，為信裡提到的那個人，那張相片。」沈萍大聲喊起來，她瞭解高伯年的秉性。你越讓他，他越來勁，你蜇他一下，他知道痛了反而乖了。
「你胡說些什麼，沒輕沒重的，讓人家聽見。」高伯年果然把自己的音調降了下來。
「小婕的事交給你辦，你找張義民談，他要不通，你負責。」沈萍又開始給高伯年下指示了。
在外面，沈萍比任何人都注意維護高伯年的尊嚴與威信。恨不得把丈夫塑造成「神」，尤其在自己單位裡總是裝作對市委內部和領導之間的事一無所知。她這樣做贏得不少群眾的尊重，覺得她這個人不愛炫耀自己，謙虛，反倒對她增添了幾分神秘的感覺。人們想像不出他們是怎樣生活的。他們也跟市民們一樣有個戶口本、糧食本、副食本、煤本嗎？他們買衣服買鞋也到商店自個兒去買嗎？……利華別墅的生活對市民們是一個謎。
高伯年是不是個凡人，只有沈萍最清楚。
在婚前，高伯年在沈萍的心中也有一圈光環，但婚後，像所有的家庭一樣，是女主人當家。當這個家庭的女主人，雖說不必為柴米油鹽，洗刷漿補勞神費力，但男主人與女主人之間的內戰卻像千百萬個家庭的矛盾起因一樣，也因為一個「錢」字。沈萍家族的老一輩幾乎一色的商人，她這一輩又幾乎一色的知識分子，自然經濟上不用沾她的光。但高伯年的老一輩則全是一色的莊稼漢，他這輩兒除了他，仍是一色的農民。前十幾年，每個月高伯年都要給老家寄錢，少則二三十，多則四五十，老家就像個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最要命的是隔三岔五，鄉下就要來人。找工作的，治病的，逛城的，連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都來他們這裡吃大戶。開始，她還能做出一副笑臉，後來，就只好擺出一副冷臉。冷臉仍擋不住那些人來。直到有一次，她親眼看見一個高伯年的什麼侄子，把一口痰公然吐在她家客廳的地毯上，她忍無可忍了，把那侄子和侄子他爹，高伯年孩提時的朋友一齊攆了出去。高伯年回到家，知道了這件事，便大發雷霆，認為她丟了他的面子，使他「忘了本」，用他軍人武夫式的巴掌一下摑在她臉上。這是他第一次打她。沈萍摸著自己被打得腫起來的面頰，眼淚流了下來。她把婚後的一切不滿都化成惡毒刻薄的語言嚷了出來。嫁給他，有什麼好的，她算什麼？充其量不過是高伯年的一個附屬品，一個裝門面的夫人，她忍無可忍，豁出去了，便哭嚷著朝門外走去，她要去法院申請離婚。
高伯年攔住了她。
他不能讓沈萍把家裡的事嚷嚷出去，不然他這個領導還怎麼當？他的面子朝哪兒擺？於是，他讓了步。
他給老家寄的錢由每個月一次改為每年一次，他冒著得罪鄉親之大不韙，寫信謝絕來人。結果，高伯年雖然沒有當成孝子，鄉下親戚們也沒有因此餓死的。沈萍從道理和實際上獲勝了。高伯年也只好徹底服輸。這幾年農村實行經濟承包責任制，老家漸漸地不再要錢了，這個問題也就早已不存在了。但家裡仍有矛盾，矛盾的焦點，是這老頭子太迂、太古板，死心眼兒。
他出了一次國，別人至少都給家裡帶回些家用電器，即使沒帶回彩電也能帶台收錄機，可高伯年卻只帶回一條英國煙。氣得沈萍直罵他「假馬列」。
堂堂市委第一書記，家裡電氣化程度還趕不上一個普通老百姓，直到去年，家裡還只有一台十四英吋的黑白電視機和一台單缸洗衣機。輕工業局給市委送來一批本市引進日本生產線生產的二十英吋彩色電視機，全聲道立體音響，按內部「試銷價」賣給市裡部長以上的幹部，只收個成本費。高伯年不僅自己不買，而且一個批示，將東西全部退回，在整黨時還抓了那個局長一個不正之風的典型。這件事登在《支部生活》上，群眾為高伯年豎大拇指，覺得黨風好轉有了盼頭。但一些幹部，當然也包括沈萍，心裡挺彆扭，別人不敢說，沈萍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家把高伯年劈頭蓋臉地數落一頓，說他是個「沒人情味的大傻瓜」。沈萍一個電話打給機關事務管理局的范局長，幾天之後，全套最新家用電器進了高宅，全是出廠價。誰知，高伯年第二個月的工資一分也沒拿回家，秘書說，高書記指示用工資把電器的市場差價補上。沈萍氣壞了，可又不能動手打。現在，老頭兒的身體比不上從前，毛病越來越多，打壞了，損失無法彌補。像這一類的事多的是。二兒子高地想辦法出國留學，他不管；沈萍不願在醫院裡當書記，想調到衛生局坐機關，他不管；女兒高婕出了這麼個事兒，他還是不管；沈萍怎不惱火。
沈萍降服高伯年有絕招兒。吵吵不過是常規武器，絕非高伯年打不過她，他在戰場上一刀能把敵人砍成兩段，晚上，在床上他能弄得她喘不過氣來。憑著這股子力氣，別說她只小他八歲，就是再年輕十八歲也敵不過他。也不全是他顧面子。其實他敗給沈萍，是有意讓她，因為她掌握高伯年那次「過失」的秘密，同時也掌握高伯年處處要維護自己正人君子形象的心理。
其實，沈萍是不會把秘密公開的，損害了丈夫的形象也就等於損害了她自己的形象。她不過是拿這個秘密武器作為要挾。高伯年竟不掌握妻子的這種心理，連反擊一次的勇氣都沒有。
高伯年的退讓也是有限度的，他從不放棄原則。他可以忍氣吞聲，不爭不辯，心裡卻總有個定盤星。沈萍深知他這一點，所以凡事也從不硬逼他；一旦她的「秘密武器」失了靈，她也就黔驢技窮，一點威力都沒有了。
「你到底聽見沒有？」沈萍見他不說話，又動了氣。
「這孩子太氣人。」高伯年憋出一句話。
「你不氣人？孩子隨你，子不教，父之過，誰讓她有你這麼個爸爸。」
高伯年癟了殼：「好了，好了，回頭我找義民談談。」
沈萍這才鬆了口氣，一點支撐力沒有地倒在長沙發上：「這個家呀，真讓我操心透了，整整的一夜沒合眼。」
「你呀，滿腦子都是家裡的私事，一點黨的事業心都沒有，心胸狹窄，你睡不著覺，別說一夜，就是一個月，也毫無價值。」
「那麼你呢？孩子出了事，不是你的事？」沈萍不服氣地嘟囔著。
高伯年這才感到自己昏頭漲腦，嘴唇和手指也有些發麻，肯定是失眠引起了血壓高，他得趕快去補一覺。
他緩步走出客廳。
三
一輛「皇冠」牌豪華轎車，在公路上急馳。早晨五點半發車，只用了十分鐘，汽車就開出市區，駛上通往北京的公路。按正常時速計算，閻鴻喚可以六點半出發，但問題在於市裡交通擁擠，晚出發一小時，趕上「高峰」，也許會耽擱一個半小時。現在看來，中午前可以趕到北京，先去看看老首長徐克，三點半到中南海見總理，時間安排得很從容。
「十一點鐘能進北京市裡吧？」閻鴻喚問司機。
「沒問題。」司機瞄了一下車上的表，知道市長又有意要他提前一點，他把油門踩到底，汽車飛一樣地馳去。 閻鴻喚放鬆一下，頭靠在座背上。他們都互相摸透了脾氣，司機知道市長一坐上車，就恨不得車飛起來，他問十一點能進北京嗎，就是告訴他，十一點前必須到北京。
沒有人會想到，這次總理接見，是閻鴻喚自己寫信要求的，他也沒有想到，總理這麼快就和他約定了匯報時間。中國老百姓現在仍普遍認為當今政治、實權還要靠「根子」。即使在市領導層中間，「背景」的能量也是相當大的。他沒有根子。要說有，那就算是徐克和高伯年，他是六十年代初市裡樹起的勞動模範，當時，徐克和高伯年接見了他。現在徐克退居二線到了中顧委，但和他這個市長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高伯年是現任市委書記，從職務上，黨政兩巨頭屬平級，但高伯年自恃是閻鴻喚的老領導，是他一手提拔的，所以常常不自覺地包辦市政府的工作。閻鴻喚越來越感到這個「根子」對他簡直就是一根「繩子」，束手束腳，捆得你揮不出拳頭，邁不開腿。他建電廠工程中就被高伯年無休止的干預弄得哭笑不得。其實按閻鴻喚的計劃辦，電廠一年就能完工。現在花了兩年的時間，高伯年還認為既快又省。理沒法再說清了，真理失去了檢驗的機會，誰會承認這個真理存在過呢？現在，一個宏大的市政整體規劃出台了。第一步改造工程就要上馬，他不能再像電廠工程那樣窩窩囊囊地幹。他這個人不習慣按常規慣例去思維，他習慣創造奇跡，習慣干別人辦不到的事情，這或許是他天生的性格。他當過工人、車間主任，當過公司經理，當過工業局的局長；在每一個台階上，他都創造過奇跡。如今，他要讓他的城市以最快的速度，變成最現代化的大城市，在世界建設史冊上留下這座城市的名字。這種在別人看來近乎狂妄的設想，在他到任的第一天起就萌發了。
三年前，他剛剛當了一個星期的市長。
擺在他面前，有三份材料。
一份國務院文件，對外開放的城市名單中，沒有他們城市，理由很簡單：城市環境髒、亂、差。
市經貿委的一份報告，僅有的兩項議項合資項目，經外商來市實地考察後，均因環境問題，解除先約，拒絕投資。
「大參考」轉登一條消息，某國際衛生組織來華考察，認為這座城市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塊地方」。
這一切都是地震造成的。
唐山大地震的餘波，波及了半個華北，震毀了這座城市二十萬平方米的房屋。大地震使簡陋的防震棚，簡易的臨建房，星羅棋佈於全市各個角落。市政規劃部門控制失靈，房管部門無能為力，一切任其發展，聽其自然。
馬寅初先生預言和企圖節制的「過剩人口」、「危機」性生命成熟了，到了結婚，繼續繁殖新的「過剩」和下一代「危機」的時候。結婚和養育需要房子，可房子並不過剩，只有危機，人口急驟增長的速度與住宅建設速度在比例上大大失調。一男一女合在一起能生出一個孩子，但絕生不出一間房子。兒媳婦不願與公公睡在只隔道布簾的屋子裡，怎麼辦？於是乘亂，以蓋防震棚的名義在馬路邊蓋間房。地震是不是一兩年就消失，誰也不敢打這個保票。這房子興許就一年一年住下去了。蓋起來，結了婚，以後怎麼辦？人們想也不想，眼下有地方住就行。於是，本來就擁擠的城市，窄小的街道，就變得更加擁擠、窄小，越發髒和亂。
一位副總理來視察，撥了一個億，錢花了一半兒，臨建棚卻只增不減。
閻鴻喚一上任，那位副總理就批回市裡一份報告。批示上明令要求，一年內徹底清除市內臨建房屋！不然將改組市領導班子。這份帶著批示的報告，高伯年轉批給了閻鴻喚。新上任的市長一手拿著「通牒」，一手拿著那一個億的另一半兒。
也許還嫌給新市長的壓力不足，一場無房者聯合靜坐示威爆發了，真是天上地下一起加壓。
三百多名無房者包圍了市政府大樓。
他們之中，有年逾七旬的老人，有懷抱嬰兒的青年男女，有從老山前線回來的、被炸斷了雙腿的殘廢軍人……他們坐在樓前的台階上，密密麻麻，堵塞了出入的汽車道，示威者沒有呼口號，只是沉默地坐著，胸前或手上掛著或舉著牌子，記述著無房者再也無法忍受下去的悲哀。
閻鴻喚並沒在市政府大樓，他正在財政局聽匯報，接到電話，他立即趕回市政府。
盛夏，三十八度的北方夏季高溫，人們坐在滾燙的地面上，靜坐示威，有人暈倒了，一個，兩個，三個……
秘書長建議，通知公安局和武警部隊協助勸解，必要時強制架走。
新任市長擺擺手，登上市政府的高台階，站在門前那只雄獅的頭上，望著人們。
他覺得，黎民百姓是衝著他閻鴻喚來的。人們忍受不住了。老少三代，七八口人擠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屋裡，十多萬人就住在馬路兩旁用葦席和薄泥蓋成的臨建棚裡。這些鬧事者，並非無法無天，大多數恰恰是膽小怕事的規矩人。他們沒有房住，新近各區、局用抗震救災款蓋起的一幢幢新樓，但多數用作某些人的「錦上添花」，有的人甚至為四歲的孫子留了一套將來結婚的住房。而他們卻仍像沙丁魚一樣擠在自己的小悶罐中。
一年、兩年、三年……也有的人等了十年、二十年。
數字最能說明一切，使任何能言善辯的詭辯家在它的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
三十五年，全市大中小型企業由一百多個，發展為一千五百多個，增加了七倍。
三十五年，全市人口由七十萬增至五百萬，增加七倍。三十五年，住宅建築面積只增加了原建築面積的三分之一，人均住房面積僅二點三平方米。
還說什麼？！
新市長上任了，群眾自願集合，無聲請願。
閻鴻喚十分激動，群眾無聲的抗議在他眼中比巨大的聲浪更讓他難忍。這些人的臉雖然是陌生的，但他熟悉他們的生活，瞭解他們的品格，因為他就來自他們之中。
他開口說話了。帶著濃重的地方口音。他沒用話筒但聲音足以震撼所有在場的人。他喊出了四百五十萬平方米。只有這個數字才能拆除這座城市的全部臨建，才能基本緩解群眾住房緊張的局面。時間只是一年，一年的時間蓋出三十五年房屋建築的總和。
示威者帶著懷疑，抱著希望，散去了。四百五十萬這個數字像電波一樣散到全市四百萬人的心裡。群眾將信將疑。
血氣方剛，不知深淺的閻市長，開頭就捅了這麼個大婁子，在他第一次有資格參加的市委常委會上，他受到領導經驗豐富的老同志們一頓好「擼」。
「沒有經過市委研究，人大會議討論，個人怎麼就能許願，你知道這樣做，給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帶來多大的被動？！」高伯年首先發難。
「四百五十萬平方米意味著什麼？你根本不懂得建築，這不是搭積木，也不是種莊稼，這是蓋高樓。一個億的資金！錢呢？」
「這麼大片的居民區，規劃、征地、施工、配套工程……所需的人力、物力、財力、時間……」
………
一切發言的中心論點，是閻鴻喚擅自說出了一句不負責的空話，給市委的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被動局面，而這種被動，將孕育和導致一場更大的危機。
新市長的威信，沒有從零點起步上升，而是一下子跌至負數。這麼好激動的人能不能當好市長，領導這麼一座大城市，可靠係數有多少？在市領導決策層裡，閻鴻喚被不滿的輿論和懷疑的情緒淹沒了。
閻鴻喚要的似乎就是這個效果。否則這些人就不能從反證中懂得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和潛力，就不會留心領教現代管理的手段和領導藝術，就不知道時間的價值和含義，也就無心去創造奇跡。
「既然不可挽回，就只好背水一戰。因為已經形成被動，只好被逼著動，為了避免導致危機，我們只有抓住戰機。這句話是我說出來的，就由我全權負責把話落實。」
閻鴻喚待會議上劈頭蓋腦的大浪過去之後，把頭浮出水面，輕鬆地回答。
這一仗，閻鴻喚勝了。
五百五十萬平方米的新型居民區拔地而起，一年的時間比原以為不可能的四百五十萬，整整多出一百萬，全部臨建棚在這座城市消失得無影無蹤。更神的是，他居然有了富餘房解決了近一百萬戶無房和低於標準的困難戶的房子。
只有各區、局的區長、局長們心裡明白，這五百五十萬平方米的房子是怎麼逼出來的。首先，閻鴻喚全部「借」走了各區、局原先蓋的房子，用於安排臨建戶，同時附加上一道命令：九月份之前，各區、局的臨建房一處也不准存在。只要發現一間臨建棚，查出是哪個局、區的，就免那個區、局區長、局長的職。如自己房源不夠，或無力量蓋房的，議價向市裡購買。自己蓋樓每平方米造價三百元。向市裡購買一平方米收價五百元。這樣，各局、區只好把原先私分的住房先用於安排解決臨建拆除所需用房。不夠怎麼辦？疼錢的，只好自己抓緊蓋，蓋不能隨便蓋，統統規劃到市裡圈定的固定區域，雖說遠一點，但征地費免了，市裡都包了。疼力的，只好掏錢，市統建房外簷美觀，內裝修適用，現成省事。這麼一搞，自籌建房三百九十萬平方米，集資七千萬元，交給閻鴻喚買房。集資各區有各區的點子，各局有各局的高招，化整為零，承包到底，閻鴻喚的手裡立刻有了一億兩千萬。拿出四千萬蓋房，三千萬去征地和施工三通一平的準備工作，還剩五千萬貸款，補助文教衛生事業單位，在新建居民區蓋上醫院、學校等配套單位。
閻鴻喚以靈活的策略，鐵的手腕在市邊上建起了三個大居民區。
有人說這五百五十萬平方米根本不是閻鴻喚干的，但閻鴻喚的許諾成為了事實，三個新型居民區奇跡般地誕生了。
閻鴻喚之所以敢應這個數，是因為他心裡有底數。這個數經過他精確地計算和籌劃。
他上任的第一炮打響了，一亮相就來個滿堂喝彩。大街小巷恢復了地震前的面貌。中央滿意，市民滿意，市人民代表大會滿意，市委常委會也滿意。原先，老百姓對這個相對年輕的市長並沒投信任票，群眾習慣了有過革命經歷的功臣們當領導，打江山的人坐江山似乎是天經地義。而忽然間，普通人中間，有人當了市長，頗有微詞，多有不服。
這一炮，群眾對新市長刮目相看了，開始認為他有些「不凡」。
閻鴻喚不是程咬金，三斧子下去，勁兒就沒了。
又一個半年，市區兩條主幹線道路拓寬，這個城市第一次有了兩條三十米寬的道路，又一個半年，三百多個商業大小網點建立起來了，市民們買菜、買糧、買煤難的問題冰釋了。再一個半年，四座大型污水處理廠、三座發電廠，又相繼落成……城市建設出現了令人瞠目的大發展。 現在，閻鴻喚想對這座城市動一個大手術。這一斧子砍下去，整個城市就會發生一個根本的變化，隨著他政績的積累，經驗的豐富，威信的增長，他的「野心」越來越大，胃口也越來越大。
這個「野心」是兩年前他去訪問西德時產生的。望著那曾是戰爭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美麗城市，他發狠，要讓自己的城市超過它。
「市長，快進京了。」秘書小朱輕輕推推閻鴻喚。
閻鴻喚睜開眼，注意看看公路旁的里程碑，距離北京還有三十六公里。
小朱翻開一個文件夾：「開始嗎？」
「好吧。」閻鴻喚說完又閉上眼，頭仰在座背上。
秘書開始一項項地把全市生產、建設、財政各方面的數字讀給他聽，這些數字他要核實一下。
秘書讀完，合上了夾子。市長聽的時候沒有打斷他，這說明市長頭腦中不存在記憶誤差。
汽車穿過一個地道，北京市區出現在面前。
寬闊的大街，兩旁是排排高聳的高層建築，新建的立體交叉橋劃出遼闊的弧線，給人一種首都現代化宏大的氣勢。
他的城市還沒有這種氣勢，但他就是為了創造這種氣勢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