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秋，蔣介石的日子並不好過。年初，日本併吞熱河，虎視華北，其發動侵華戰爭的意圖已昭然若揭。全國抗日的呼聲使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相當被動。《塘沽協定》以承認日軍對東三省和熱河的佔領為代價，換來了中日暫時的休戰，但卻使蔣介石淹沒在全國的一片罵聲中。
在內憂與外患之間，他明白自己是無法「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誰是自己的主要敵人呢？他確信，日本再強大，日軍再厲害，也不可能徹底打敗中國，而直接將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在他的心目中，英美列強不可能讓日本獨霸中國，而日本的經濟和軍事機器，如果沒有英美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給，以及世界市場對日本產品的開放，日本帝國貌似強大的權力大廈將會頃刻坍塌。因此，如果日本做得太過分，西方列強必會出手制止。所以，外患不過是疥癬之疾。
但是，「共匪」的性質就不同了，他們在江西、湖南、廣東幾省交界處建立的中央蘇區竟然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那就是「國中之國」！當年蔣介石最痛恨的就是「黨中有黨」，分化人心，瓦解士氣，嚴重阻撓了他的集權之路。「四一二」政變以來，原本以為徹底消滅中共的「黨患」，沒想到現在居然佔據了贛、閩、粵三省60多個縣，人口300多萬。「清黨」搞成了「剿匪」。特別讓他震驚的是，從1930年到1933年，原來數千的「流寇」，國軍圍剿了四次均告失敗，「流寇」已變成「匪患」，「匪勢」已壯大到了10餘萬人。蔣介石深知，中共真正的威脅在於對其統治基礎與權力核心的致命挑戰，這是一場極少數富人對絕大多數窮人的戰爭。當絕大多數窮人是沒有組織的一盤散沙時，問題不大，但當組織能力超強的中共，將絕大多數人喚醒並組織起來時，這簡直就是一場不可能甦醒的噩夢！因此，「共匪」的內憂才是心腹大患。
可是，多數國民黨內的核心要員都不能理解自己「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精要，甚至於他的大舅子宋子文都跳出來，公開主張抗日優先，更認為「共匪」乃政治問題，不是軍事問題，軍事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宋子文是黨內公認的英美派領袖，英美自然不願看到日本在中國獨大的局面，自己的大舅子屢屢發表激烈的抗日意見，博得輿論一片叫好，而將自己陷於屈膝賣國的境地中。更有甚者，宋子文還力推國家財政預算制度，身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要職，卻三番五次地反對自己的第五次「圍剿」大業。此時的蔣介石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
進入10月，蔣介石的百萬「剿匪」大軍已正式向中央蘇區開始全面進攻，戰爭費用頃刻飆升。蔣介石催逼宋子文從速辦理軍餉之事，宋子文卻總是推三阻四。這一天，蔣介石把宋子文叫到自己的行轅，單刀直入：「第五次『圍剿』命令已發，財政部每五天要拿出166萬元軍費！」
「作為財政部長，實在拿不出那麼多呀，財政部正打算搞一個國家預算制度。」宋子文正要展開，沒想到蔣介石根本就不給他討論的機會。
怒不可遏的蔣介石吼道：「這天下是誰的天下？誰當家？」
宋子文有著響噹噹的家族背景，又受過西方教育，那也是個性十足。出任財政部長後，他常對人說的一句話就是：「吃不愁花不愁，計劃不周要發愁。」實際上，這句話所指的正是蔣介石不顧財力一味「剿共」。
前線戰事吃緊，蔣介石的壓力很大，仗已打到關鍵時刻，宋子文卻提出要建立「國家預算制度」，他哪裡聽得進去什麼預算的屁話呀！
蔣介石直接發難：「就是你『剿共』不積極，不提供所需經費，否則『剿共』早就勝利了！」
宋子文扔下帽子，拍案而起：「瞧你這仗打的，是你沒打贏，反怪到我的頭上來了，真是豈有此理！」
「娘希匹！」蔣介石忍無可忍，一直以來，對這位清高的大舅子的種種大不敬，早已淤積心頭，被這話一激，火往頭上頂，氣向膽邊生！一記重重的大耳刮子，直接招呼在宋子文臉上。
由於來得太突然，宋子文被這一記耳光給打懵了，半天沒反應過來。宋子文長這麼大，哪裡受過這等委屈！一回過神來，掄起凳子就向蔣介石砸去。
蔣介石畢竟是行伍出身，身手略勝一籌，擰腰躬身躲了過去。
這可是國家元首扇了財政部長一個耳光啊，而且扇完了，蔣宋後來仍然能緊密聯合在一起，可見家族的凝聚力是何等的強大。
宋子文挨了耳光，一氣之下辭了職，由姐夫孔祥熙繼任了財政部長。宋子文辭職的官方解釋是：「自國難以來，收入驟減，軍政各費，約每月短少1000餘萬元之巨，因無法籌措，故欲求去。」【1】但蔣介石和宋子文的關係那是「打斷了骨頭還連著筋」。表面上宋子文「下課」，應該老實在家反省了，但事實上，他的能量卻不減當年，「減負」後的他反倒可以安心「務正業」了。
其實，蔣介石確實也有些冤枉宋子文了，宋子文雖然不滿蔣介石的「剿共」無休止地浪費金錢，但也還算是盡心竭力地去幫蔣介石籌款了。宋子文的困境在於，每年9億元的財政收入，一半拿去打仗，國家早已入不敷出，只有向江浙財閥借錢，而財閥們對蔣介石的窮兵黷武也早有怨言。
孔祥熙上任後，江浙財閥感覺蔣介石的胃口越來越大，只會無休止地內戰，便向孔祥熙提出，應當減少對銀行墊款的要求，不能把銀行當國庫使。沒想到這下可得罪了蔣介石，蔣介石要對銀行「動刀子」了。
當過證券經理人的蔣介石，不同於那些舊式的軍閥，他一直都清醒地知道，要想革命成功，必須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錢袋子。而此時的蔣介石更進一步認清了，從別人的錢袋子裡掏錢，總是不如從自己的錢袋子裡掏錢來得順手，來得方便！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蔣介石·臉不認人，便印證了這一點。驢，可以拉磨，也可以做驢肉火燒嘛！
貨幣控制權是蔣介石與江浙財閥之間的主要矛盾，早在北伐時期就已經顯露出來，正是這種矛盾的日益激化，使他堅定了一種集權的信念，軍事集權剛起步，政治集權學走路，金融集權才能統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