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性通貨膨脹只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人民對政府紙幣的徹底拋棄。法幣破產的根源在於嚴重的財政赤字，政府支出比稅收多出了10倍！印刷鈔票就成了彌補赤字的主要手段，如此一來，紙幣信用將很快破產。當人民不再相信紙幣時，物價上漲的速度甚至比印鈔票的速度還要快。1947年上半年，紙幣發行增加了3倍，而米價卻上漲了7倍，人民不再願意將商品換成紙幣，商業和生產由於缺乏可信的通貨而陷入萎縮，從而進一步削弱了政府的稅收。人們已經把紙幣當作是燙手的山芋，一旦拿到手中立刻拋出，換回實物產品，因而物價飛漲，惡性通脹一發不可收拾。同時，惡性通脹導致了人民對政府信心的喪失，中下階層更加仇視當局，騷亂與暴動此起彼伏。
而財政赤字的根源，就是蔣介石所發動的全面內戰。戰爭消耗嚴重損耗了國民政府的財力，到1947年，國民政府的軍事開支占財政支出的一半！戰場的不斷失利又加重了人民對政府紙幣的懷疑。在這種惡性循環中，法幣走向了最終的崩潰。
為了收拾法幣殘局，冀朝鼎又力主政府搞金圓券改革。既然法幣已經沒有信用了，必須發行新幣，以重建貨幣信用。冀朝鼎引經據典，大講特講當年德國的沙赫特是如何用地租馬克取代魏瑪馬克，從而一舉扭轉德國20世紀20年代的超級通脹。他說得頭頭是道，聽得高官們頻頻點頭。於是，1948年8月20日，蔣介石進行了號稱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幣制改革——金圓券改革。【21】金圓券的核心就是以金圓為貨幣本位，以40%的黃金、白銀、外匯和60%的國有資產為抵押，來發行「十足準備」的新貨幣，發行上限為20億；停止法幣流通，並以1金圓券兌換300萬法幣來回籠舊幣；限期收兌民眾的所有黃金、白銀和外匯，老百姓不得私自擁有金銀和外匯，違者一律沒收充公。同時，人民在國外的存款必須登記申報，否則就是判刑和財產沒收。
這基本上就是明火執仗地搶劫了。老百姓並不傻，聽到政府又要出台新貨幣了，早就對政府喪失信任的人們立刻撲向他們能夠買到的一切東西。
《大公報》10月7日報道：「北平市面日益惡化，搶購之風瀰漫全市。米麥糧店早已十室九空，香煙黑市漫天叫價，一日數變。市民見面莫不以『如何得了』相詢。日用品等均成奇貨。」
首都南京的情況也不妙。《中央日報》報道：「今天的首都，在一陣搶購風之後，市面上什麼都空了……主婦們早上已經不能再從小菜場買到她們所需要的任何東西。豬肉早已絕跡，魚蝦雞鴨，也都跟著豬肉『隱退』了起來，南京的菜市，是標準的蔬食市場，除了豪門以高價求諸黑市外，市民們都只能天然地奉行蔬食主義。」
在市場最繁榮的上海，搶購同樣是民眾對金圓券的回應。《海光月刊》1948年11月刊，介紹了上海搶購的景象：「剛巧是星期日，激動了上海人的搶購風潮。南京路異乎尋常得熱鬧起來，人頭攢動，好比螞蟻搬家，馬路上只見一群群挾著一包一包貨物的人。四大公司、百貨商店、綢緞店以及棉布店莫不擠滿了人，這些人可以說還算是有剩餘購買力的。一般小戶人家，則競向糧食、醬園、柴店、南貨店購買米、油、醬、糖、肥皂等日用品。一連十天光景，店家的櫥窗全都搶空了。走進大小商店猶如進了冷廟，雖有觀光的香客，但沒有菩薩，這種局面苦壞了家無宿糧的人家。他們滿街奔跑，到處排隊，還是顧到了頭，顧不了腳，不是愁米，就是愁菜、愁柴。號稱國際商埠的上海，竟生了癱瘓病。」
蔣介石許諾的「十足準備」不過是一個騙局而已，其40%的金銀外匯早已不足額，60%的有價證券只是幌子，國民政府將幾家國有企業的空頭股票充作準備金，連這幾家企業的股票發行都無人問津，其價格卻被高價計算。即便如此，信誓旦旦的20億金圓券發行上限，旋即被突破，到年底即達到83億；1949年1月，突破208億；4月突破5萬億；5月達到驚人的68萬億！
各省已經紛紛脫離中央的金圓券，自己發行銀元和銅元。當解放軍打過長江時，國民政府的貨幣體系已經徹底崩潰，財政完全癱瘓，軍隊瀕臨瓦解，蔣家王朝已經窮途末路。
著名美國學者費正清後來分析說，當時最反共的城市上層中產階級，手中剩下的少許余財被束縛在金圓券上，平民百姓對國民黨事業的最後一點支持，也同金圓券一樣化為烏有。
冀朝鼎參與設計的「金圓券改革」的重磅「餿主意」，終於葬送了「黨國」的江山！
在徹底喪失民心之後，「黨國」窮得就只剩下錢了，最後只能帶著250萬兩黃金退到了台灣地區。
貨幣是一個國家的財富分配系統，在貨幣上動手腳，出損招，將會改變社會的財富流向，從而激化社會矛盾，破壞政府信用，喪失民心士氣。貨幣又是國民經濟的血液循環系統，貨幣敗壞將瓦解經濟，癱瘓財政，摧毀貿易，顛覆市場。冀朝鼎將「與民爭利」這一超級病毒，直接注射進國民黨的貨幣血液，進而在整個經濟體內循環，直接加速了國民黨政權的崩潰。從這一點看，冀朝鼎貨幣戰爭的殺傷力，不亞於戰場上的百萬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