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瘦人坐在暗暗的光線裡吹笛子，一件灰紫色的襯衫下面是條帶著流蘇的破長褲。
棕色的頭髮黏成一條一條，額頭綁著印地安人手編的花繩子，脖子掛著項鏈，左耳用了一隻耳環。吹的是秘魯常見的木笛，不會弄，嗚嗚的成不了調子。房間沒有窗，只有對著天井的方向，開著一扇寬寬的木門。
房內兩張雙層床，無論上鋪下鋪都已成了一片零亂不堪的舊衣攤，就連地上，也滿是半干的果皮、煙蒂和紙團。我進房的時候，室外雨水滂沱，低頭先用一把化妝紙擦淨鞋底，再對吹笛的人道了日安。
那個人理也不理，站起來大步走到開著的門邊去，用腳砰一下踢上了房門。
“請問上鋪的東西是你的嗎？”我用西班牙語問他，他不理，又用英文問，也是不睬。
那只死笛子吹得要裂開了還不肯放手。
當時我跟米夏剛剛從首都利馬乘飛機上到高原的古斯各來——印加帝國當年的都城。
下機時天空是晴朗的，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古城，在一片草原圍繞的山丘上氣派非凡。印加的石基疊建著西班牙殖民時代的大建築，兩種文化的交雜，竟也產生了另一種形式的美。
提著簡單的行李一家一家問旅社，因為雨季，陸空交通時停時開，滯留的客人常常走不掉，要找一家中級的旅館安身便是難了。
問了十幾個地方，全是客滿，那不講理的大雨，卻是狂暴的倒了下來。
我知自己體質，初上高原，不能再捂著心臟亂走，眼看一家名為旅社，而氣氛實在是不合適的地方，還是走了進去。就連這樣的小客棧，也只剩兩張上鋪了。
“上層被我租下了，請您將東西移開好嗎？”又對那個吹笛人說話。
我反正是不理。
我將床上的一大堆亂東西仔細的給拿了下來，整齊的放好在那人的身邊。
自己的小行李包沒有打開，也不去佔下面的任何一塊空間，脫了鞋子，兩隻鞋帶交互打了一個結，繫在床尾的柱子上，行李包便掛在床上。
屋裡空氣渾濁不堪，一隻暗暗的燈泡禿禿的從木板縫裡吊下來，幾面破牆上塗滿了公共廁所才寫的那些髒話。另一張雙層床的情況不會比我這張好到那裡去，亂堆的髒衣服看不出是男人或是女人的。
米夏登記好旅館，也進來了，看我坐在上鋪，也動手去理起另一張床來。
“最好先別動它，這張床主不在，萬一賴我們少了東西反而麻煩！”我用中文對他說，那樣吹笛子的人八成聽不懂。又來了一個頭髮爆花似的髒女孩子，鞋上全是泥濘，也不擦一下就踩進來了，地板上一隻隻濕印子。另一張下舖位子是她的。
“媽的！又住人進來了。”她自言自語的罵著，也是不打招呼的，講的是英文。
米夏呆看著她，居然一聲驚喜的呼喚：“你是美國人嗎？”媽的米夏，我被他氣得發昏，這種低級混混也值得那麼高興碰到，況且她正在罵我們。
我知自己快發“索諾奇”了，快快的躺著，希望能夠睡一下，給身體慢慢適應這樣的高度。
再醒來時，房內一樣昏昏暗暗，也不知是幾點了。另一個舖位上躺著的不是米夏，是不認識的一男一女，下鋪和笛聲沒有了，坐著蹲著另外四個骯髒的人，不太分得出性別。第一個反應便是趕緊去摸自己後腰上的暗裝，那兒全是報社的經費和重要的證件，它們仍在原來的地方。除了這個動作之外，警覺自己竟不能移動一絲一毫了。頭痛得幾乎要炸開來，隨著砰砰狂擊的心臟，額上的血管也快炸開了似的在狂跳。
呼吸太急促，喉頭內乾裂到劇痛。
這是高原病，契川話叫做“索諾奇”的那種鬼東西來了。並不是每一個上高原的人都會發病的，只是敏感，如我，是一定逃不掉的。
笛聲是停了，代替著大聲擴放的音樂，打擊樂器的聲音，將我本已劇痛的頭弄得發狂。
一夥傢伙在抽大麻，本已不能好好呼吸，再加那個味道，喉嚨痛得不想活。
只想一杯水喝，那怕是洗手間裡接來的生水都是好的，可是弱得不能移動自己。
“音樂小聲一點可以嗎？”我呻吟起來。
下鋪沒有人睬我，上鋪的男婦傳著大麻煙，也是沒有表情的。
我趴著掛在床沿，拍拍下面人的頭髮，他抬頭看著我，我又說：“音樂小一點啊！拜託！”
“咦！我們在慶賀中國新年呢，什麼小聲一點。”他聳聳肩，嘻皮笑臉的。
再不喝水要渴死了，而米夏沒有出現。
本是穿著毛衣長褲睡覺的，強忍著痛，滑下了床，撞到了一個人的肩上去，他乘機將我一抱，口裡喊道：“哎呀！哎呀！”
我滑坐到地上去，慢慢的穿鞋，眼前一片金星亂冒，打個鞋帶的結手指都不聽話。
這種高原病沒什麼要緊，在厄瓜多爾的首都基托我也犯過，只須一兩天便好了，只是這兒又比基托高了七百多公尺，便又慘了一些。
我摸到門邊去，出了門，找到洗手間，低下頭去飲水，那個浴室，髒得令人作嘔，進去一次幾個月也別想忘記。舖位不是沒有睡過，這些嬉痞的大本營卻不是我當留下的地方了。
我撐到街上去，經過雜貨店，趴在櫃檯邊向他們買古柯葉子。
已是黃昏了。大雨仍是傾盆而下。老闆娘看見我那麼痛苦的樣子，馬上將我扶到椅子上去坐著，向後間喊起來：“爸爸，快拿滾水來，沖古柯給這位女士喝！”“剛剛上來是不是？慢慢走，不要亂動，古柯茶喝了會好的。”她慈愛的攏了一下我的頭髮。
那雙粗糙的手是基督給她的。
在店裡靠了半天，喝了一般書中都說已經禁售了古柯，可是沒有什麼效果。
古斯各並不是一個小城，十四萬的人口加上四季不斷的遊客，旅舍不可能沒有空位，只是我已力瘁，無法一家一家去找。
“武器廣場”的附近便是一家四顆星，最豪華的飯店，也不知自己是如何飄過去的。
沒問價格，也沒再找米夏，旅舍的好人扶我上二樓，我謝了人家，回絕了旅館要請醫生的好意，撲在床上，便又睡了過去。
睡著下去時，覺得有婦人用毛巾替我擦全濕了的頭髮。第二日清晨我醒來，一切的不適都消失，下樓吃了一頓豐富的早餐，居然跑去櫃檯跟人講起價來。“啊！會動啦！”櫃檯後面的那位老先生和和氣氣的說。我嘻的一笑，說起碼要住半個月以上的古斯各，他一口答應給我打八折房錢——四十塊美金一日。那邊舖位是三塊半美金一個人。
經過廣場，回到小客棧去，看見米夏尚在大睡，我禁不住納悶起來，想也想不明白。
想呆了過去，米夏才醒。
“咦！那麼早就起床了？”
失蹤一整夜，這個福氣的人居然不知道。
“我昨晚回來，看見你不在，想你跑出去看土產，所以先睡了。”他說。
那時房內的傢伙們都已不在了，東西居然又攤到我的上鋪，反正不住了，我把那些雜物嘩一下掃到地下去。在那樣雜亂的環境裡，米夏將身懷巨款的我丟在一群品行不端的陌生人中間睡覺，而沒有守望，是他的失職，當然也是我自己的不是和大意。
也沒告訴米夏自己已有了住處，昨日的高原病狂發一場，要杯水喝尚是沒人理會，這個助理該罰一回。陪米夏吃過了他的早餐，兩人坐在大廣場的長椅上，這個城市的本身和附近的山谷值得看的東西太多。便是我們坐著的地方吧，一八一四年西班牙人還在這兒公開處決了企圖復國的最後一個印加帝國的皇族杜巴克·阿瑪魯二世，他的全家，和那些一同起義的族人。好一場屠殺啊！
過了十二年，秘魯脫離西班牙的控制，宣佈獨立。又過了二十三年，秘魯進口中國勞工，慘無人道的對待他們，直到公元一八七四年。
說著這些熱愛而熟讀的歷史給米夏聽，曬著寒冷空氣中淡淡的陽光，計劃著由這兒坐火車去“瑪丘畢丘”——失落的印加城市，這旅程中最盼望一探的地方便在附近了。廣場上遊客很多，三五成群的喧嘩而過，不吵好似不行似的，看了令人討厭。
便在旁邊的另一張椅子上，坐著一個金髮齊肩，穿著暗紅棉外衣、藍布長褲的女孩，身邊放著一隻小行李包。只有她，是安靜極了的。
雨，又稀稀落落的開始撒下來。我跟米夏說，該是買雨衣雨傘的時候了，這雨季是鬥不過它的。
我們慢慢走開了，跑進廣場四周有著一道道拱門的騎樓下去。
那個女孩，單獨坐著的，竟然沒有躲雨，乾脆整的人平躺到椅上去，雙手緊緊的壓著太陽穴。看上去極度的不適而苦痛。
我向她跑過去，跟她說：“回旅館躺下來，將腳墊高，叫他們沖最濃的古柯茶給你給吃，會好過些的呀！”她不會西班牙文，病得看也不能看我，可是一直用英文道謝。臉色很不好了，一片通紅的。
“淋濕啦！”我說，改了英文。
“沒有旅館，都滿了，剛下飛機。”她有氣無力的說。直覺的喜歡了這個樸樸素素的女孩。
“我在附近旅館有一個房間，暫時先跟我分住好不好？分擔一天二十塊美金對你貴不貴呢？”我輕輕的講，只怕聲量太大頭痛的人受不了。
那種索諾奇的痛，沒有身受過的人，除非拿斧頭去劈他的頭，可能才會瞭解是怎麼回事。那女孩呻吟起來，強撐著說：“不貴，只是麻煩你，很對不起，我——”“來，我的同事扶你，慢慢走，去旅館有暖氣，會好過的。”我提起了她的行李包。”
米夏發覺我居然在四顆星的大旅館中有了房間，駭了一大跳。
這是旅途中第一次沒有與他公平分享物質上的事情，而我的良心十分平靜安寧。
進了旅館的房間，那個女孩撲到床上便闔上眼睛。我將她的白球鞋脫掉，雙腳墊高，蓋上毛氈，奔下樓去藥房買喜巴藥廠出的“阿諾明那”——專治高原病的藥片。我自己心臟不好，卻是不能服的。
回旅舍時，那個女孩又呻吟起來：“替我叫醫生，對不起——”眼看她是再也痛不下去了。
米夏奔下樓去找櫃檯要醫生。”
“這裡有錢和證件，請你替我支配——”
女孩拉住我的手，摸到背後，她藏東西的暗袋，與我一個樣子，同樣地方，看了令人禁不住一陣莞爾。絕對不是一個沒有頭腦的傻女孩，而她卻將這些最重要的東西全交給了我——一個連姓名尚不知道的陌生人。這份對我全然的信任，使我心中便認定了她，在她狂病的時候，一步也不肯離開了。
醫生給打了針，開的便是我給買來的同樣的藥。安妮沉沉的睡去，我站在窗口大把大把的嚼古柯葉子。印地安人吃這種葉子是加石灰一起的，我沒那個本事，而索諾奇到了下午，又找上了我。
我躺到另一張床上去，米夏跑去小客棧拿來了我的行李，這一回他不敢走了，守著兩個一直要水喝的病人。第二日早晨我醒來，發覺那張床上的女孩張著大眼睛望著我，沒有什麼表情的在發愣。
“還痛不痛，安妮？”
“你曉得我的名字？”
“替你登記旅館，醫藥費二十五塊美金也付掉了！東西還你！”
我將枕下的護照支票現款都交給了她，對她笑笑，便去梳洗了。
“你是——印地安人嗎？”她躺在床上問我。我噗的一下笑出來了，一路來老是被問這同樣的問題，已將它當做是一份恭維。
做了八年多空中小姐的安妮，見識不能說不廣，而她竟難猜測我的來處。
“相信人有前生和來世嗎？我認識過你，不在今生。”安妮緩和低沉的聲音令我一怔。
很少有人見面談這些，她如何知道這是我十分寂寞的一環——其他人對這不感興趣而且一說便要譏笑我的。我笑看了她一眼，荷蘭女孩子，初見便是投緣，衣著打扮，談吐禮貌，生病的狂烈，甚而藏東西的地方，都差不多一個樣子。
眼看安妮已經好轉了，我不敢因此便自說自話的約她一同上街，當做個人的權利。
單獨旅行的人，除了遊山玩水之外，可能最需要的尚是一份安靜。
留下她再睡一會兒，我悄悄地下樓用餐去了。早餐兩度碰到一個從利馬上來看業務的青年，兩人坐在一起喝茶，談了一會兒我突然問他：“你房間分不分人住？”他看著我，好友愛的說：“如果是你介紹的，可以接受，只是我可不懂英文呀？”
於是米夏處罰結束，也搬了過來。
那個愉快而明朗的秘魯朋友叫做埃度阿托。
雨，仍是每日午後便狂暴的傾倒下來，不肯停歇。去瑪丘畢丘是每一個來到秘魯的旅人最大的想望，那條唯一的鐵路卻是關閉了。
我每日早晨乘著陽光尚明，便去火車跑一趟，他們總也說過一日就能通車，滿懷盼望的淋著小雨回來，而次日再去，火車仍是沒有的。
車站便在印地安市場的正對面，問完火車的事情，總也逛一下才回來。
那日看見菜場的鮮花開得燦爛，忍不住買下了滿滿一懷。進旅館的房間時，只怕吵醒了還在睡眠中的安妮，將門柄極輕極輕的轉開。
門開了，她不在床上，背著我，靠在敞開的落地窗痛哭。我駭了一跳，不敢招呼她，輕輕又將門帶上，抱著一大把花，怔怔的坐在外面的走廊上。
她是不快樂的，這一點同住了幾日可以感覺出來。可是這樣獨處時的哀哀痛哭，可能因為我的在場，已經忍住好多次了。
一個人，如果哭也沒有地方哭，是多麼苦痛的事情，這種滋味我難道沒有嘗過嗎？
等了近兩小時才敢去叩門。
“買了花，給我們的。”我微笑著說。
她啊了一聲，安靜的接了過去，將臉埋在花叢裡，又對我笑了笑。
兩人插好了一大瓶花，房中的氣氛立即便是溫馨，不像旅館了。
那幾日埃度阿托被雨所困，到不了玻利維亞的邊境去繼續做業務考查，長途公車中斷了，短程的也不下鄉。我們四個人商量了一下，合租了一輛小車，輪流駕駛，四處參觀去了。
星期天的小鎮畢沙克便在古斯各九十多公里來回的地方，那兒每週一次的印地安人市集據說美麗多彩，而印地安人的彌撒崇拜亦是另有風味的。
我們四人是一車去的，到了目的地自然而然的分開，這樣便省去了說話的累人；再說獨處對我，在旅行中實在還是重要的。
不知別人在做什麼，我進了那間泥磚的教堂，非常特別的一座。
印地安人用自己的繪畫、花朵、詩歌、語言，在主日的時間誠誠心心的獻上對神的愛。
破舊的教堂，貧苦的男女老幼，幽暗燭光裡每張虔誠的臉，使人不能不去愛他們。
去擠在人群裡，一同跑了下去。
聽不懂契川話，說阿門時，每一顆心卻都是相同的。彌撒撒了，遠遠椅邊一個人仍是跑著，仰著頭，熱淚如傾——那是安妮，不知何時進來的她。
我沒有上去招呼，怔怔的坐在外邊的石階上那亂成一片的市場和人群，心裡一陣黯然。
雨，意外的沒有落下來，遠山上燒出一串串高高的白煙，別人告訴我，這是河水暴漲時，印地安人求雨停止的一種宗教儀式。
再見安妮時，她戴上了太陽眼鏡，在古董攤子上看一隻老別針，我幫忙上去講價，等她買下了，才將自己的手掌攤開給她看——裡面一隻一色一樣的。
然後我們又分開了，講好一個小時以後車上見面。剛剛慟哭過的人，給她安靜比較好。
山中人家租馬給人騎，不是在什麼馬場裡跑，而是滿山遍野去騎的。
騎完了馬，時間差不多了，我急著找安妮，想她一試。悲傷的人，只有運動可能使她得到一點點暫時的釋放，哪怕是幾分鐘也是好的。
世上的歡樂幸福，總起起來只有幾種，而千行的眼淚，卻有千種不同的疼痛，那打不開的淚結，只有交給時間去解。我不問別人的故事，除非她自己願意。
“來！那邊有馬騎，太好玩了！”我將安妮從攤子上拉出來。
我們向租馬的人家走去，踏上互看一眼，不說什麼，其實都已瞭然——只有失落的人才要追尋，我們又找到了什麼？那幾日的暴雨時歇時落，誰也去不了別的地方，古城內走走看看，只等瑪丘畢丘的鐵路通車，看過那個地方，便可以離開了。
安妮與我在這高原上，每天下午必然又要頭痛，病中的人精神自然差一些，兩人靜靜的躺著，幾小時也不說一句話。除了吃飯的時候四個同旅舍的人湊在一起之外，上街仍是各自披了雨衣散去。
合得來，又不特別安排纏在一塊，實在是一件好事。有時我上街去，買下了零零碎碎的一些小東西——玻璃彈珠，碎布做的印地安娃娃，一隻木扣子，一對石刻小羊……回到房間順手一放，便是漠然，並不能引起什麼真正的歡喜。這些類似的小玩意兒，安妮不巧也幾乎同樣的回來，買來也是一丟，再也不去把玩它們。
有一日安妮與我說起美國這個國家，我說那兒只有一州，是我可能居住的地方。
“是緬因州嗎？”她笑著說。
“你怎麼曉得？”我看了她一眼。
“那個地方寒冷寂寞而荒涼，該是你我的居處。”安妮，難道以前我們真真認識過，為什麼彼此那麼熟悉呢？
一日早晨我去看城市清晨的市場批賣菜蔬，回到旅館時埃度阿托在用餐，他叫住我，說安妮早班飛機走了。我跑回房間去，桌上一張信紙，一瓶鮮花插好了放在旁邊。
ECHO：
你我從來只愛說靈魂及另一個空間的話題，卻不肯提一句彼此個人的身世和遭遇。
除了這十天的相處之外，我們之間一無所知，是一場空白。我們都是有過極大創傷的人，只是你的，已經溶化到與它共生共存，而我的傷痕，卻是在慢慢習慣，因為它畢竟還是新的。
也許你以為，只有我的悲愁被你看了出來，而你的一份，並沒有人知曉，這實在是錯了。
廣場上一場索諾奇，被你認了過來，這是你的關心，也是我們注定的緣分。
彼此的故事，因為過分守禮，不願別人平白分提，卻都又不肯說了。
雖然我連你的姓都忘了問，但是對於我們這種堅信永生的人，前幾世必然已經認識過，而以後再來的生命，相逢與否，便不可知了。
我走了，不留地址給你。我的黑眼珠的好朋友，要是在下一度的生命裡，再看見一對這樣的眼睛，我必知道，那是你——永遠的你。
彼此祝福，快樂些吧！
安妮
看完了安妮流暢的英文信，我輕輕的撫那一朵一朵仍然帶著水珠的鮮花，房內寂靜無聲，人去樓空。這一封信，是安妮的教養逼她寫下的，其實性情如我們，不留一字，才叫自然，安妮又何嘗不明白那份相知呢！窗外的雨，一過正午，又赴約似的傾倒了下來，遠處的那片青山，煙雨鎊鎊中一樣亙古不移，冷冷看盡這個老城中如逝如流的哀樂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