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就是改不了小偷小摸的毛病，在我們香椿樹街上這種情況尤其嚴重，你稍不留神家裡的醃魚、香煙甚至掃帚就會失蹤，所以那天當我發現我的撲克牌少了一張紅桃Q時，我立即想到有人偷去了我的紅桃Q。
你不知道我有多麼愛護我的撲克牌，那是我在一九六九年唯一的玩具，我常常用它和我哥哥玩一種名叫大洛克的遊戲。玩撲克牌是不能缺少任何一張牌的，也正因為如此，我在每一張牌後面都寫了我的名字，我以為這樣一來誰也不會來偷我的撲克了，可是我錯了。我去向我哥哥打聽紅桃Q的下落，他說，丟一張牌算什麼？我們學校李胖的兒子都丟了，一個人丟了都沒人找，誰替你找一張破牌？我從他的表情裡察覺出某種蹊蹺之處，幾天前他向我借一毛錢，我沒理睬他，我懷疑他故意偷走了紅桃Q作為對我的報復，我這麼想著就把手伸到他的枕頭裡、床褥下還有抽屜中搜查起來，你知道我哥哥不是什麼好惹的人，他突然大叫起來，你他媽的把我當牛鬼蛇神呀？你他媽的敢抄我的家？說著他就朝我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腳。
後來我們兄弟倆就扭打起來了，後來當然是我掛了眼淚燈籠，我哥哥一看局面不堪收拾了，縱身一躍就跳到了窗外的大街上，隔著窗子他對我說，你真他媽的沒骨氣，丟一張破撲克牌有什麼了不起的？不就是一張紅桃Q嗎，哪天我給你弄一張紅桃Q不就完了？
我哥哥是個吹牛皮大王，即使他說那番話是認真的，我也不相信他能弄來那張紅桃Q。那是一九六九年，我們這個城市處於一種奇怪的革命之中，人們拒絕了一切娛樂，街上清寂無人，店舖的大門半開半閉，即使你走遍整座城市也看不見一張撲克牌的影子。你想像一九六九年一個雨雪霏霏的冬日，一個孩子在布市街（當時叫紅旗街）一帶走走停停，沿途爬在每一個櫃檯上朝貨架上張望。營業員說，這位小同志你要什麼？孩子說，撲克牌。營業員便都皺起了眉頭，語氣也不耐煩了，哪有什麼撲克牌？沒有！
我這麼精心描述我當時尋覓撲克牌的情景，只是為了讓你相信，我說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跟隨我父親到上海去就是為了買一盒新撲克牌，從我們那座城市坐火車去上海大約需要兩個鐘頭。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車，但我不記得當時是什麼心情了，況且兩個鐘頭的旅程過於短暫，只記得我父親一直與鄰座談論著橡膠、鋼鐵什麼的，談著談著火車就停下來了，上海到了。
一九六九年的上海是灰濛濛的死城，我這麼說其實多半是一種文學演繹，因為除了那些上黃色的有鐘樓的大圓頂房子，還有臨近旅社的一長溜擺放豆製品的木架，我對當時上海的街景幾乎沒有什麼記憶。我跟隨出公差的父親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眼光只是關注著路邊每一家店舖的玻璃櫃檯。你應該相信，即使是在一九六九年，上海的店舖也比我們那兒的店舖更像店舖，不管是肥皂、草紙還是糖果糕點都整潔有序地擺放在櫃檯貨架上，有幾次我一眼就看見類似撲克牌的小紙盒，但每次跑過去一看，那卻是一盒傷濕止痛膏或者是一盒香煙，上海也沒有撲克牌？上海也沒有撲克牌，這讓我失望透頂，我想香椿樹街上的那些婦女常常嘰嘰呱呱地談論上海的商品，她們把上海說成一個應有盡有的城市，現在看來全是騙人的鬼話。
我說過我父親公務在身，他沒有時間陪我在店舖裡尋覓撲克牌，他要趕在別人下班前辦完他的事情。在一幢灰白色的掛著許多標語條幅的水泥大摟前，父親鬆開了我的手，他把我推到傳達室的窗前，對裡面的一個中年女人說，我上你們革委會辦點事，你替我看一下我兒子。我看見那女人漠然地掃視著我們，鼻孔裡哼了一聲，出公差還帶著孩子？什麼作風！
我父親無心辯解，他拎著一隻黑色公文包匆匆地往樓上跑去，剩下我一個人站在上海的這座陌主的水泥大樓裡，站在一個陌生女人冷冰冰的視線裡。我看見傳達室的爐子上有一壺水噗噗地吐著熱氣，那些熱氣在小屋裡輕輕地漫溢著，牆上的毛澤東畫像和幾面紅旗便顯得有些濕潤而模糊，那個女人的雙手一直在桌下做著某種機械動作，偶爾地她抬起頭朝我膘上一眼。我突然很想知道她在幹什麼，於是我撐住窗沿騰起身子，朝桌子下面的那雙手看了一眼，我看見一隻蒼白的手抓著一隻圓形繡花架，另一隻蒼白的手捏著繡花針和絲線，我還看見了那塊白絹上的一朵紅花，是一朵繡了一半的碩大的紅花。
你幹什麼？女人發現了我的動作，她幾乎是驚恐地把手裡的東西扔在桌下，她伸出一隻手來抓我的胳膊，但我躲閃開了，我發現那個女人的眼睛裡露出一絲凶光，她從桌上撿起一支粉筆朝我扔過來，嘴裡惡聲惡氣地說，哪來的小特務小內奸？鬼頭鬼腦的，給我滾開！
我逃到了街道的另一側。我覺得那個女人莫名其妙，她把兩隻字藏在辦公桌下繡花莫名其妙，她對我噴發的怒火更是莫名其妙。我其實不在乎她把手藏在桌下幹什麼，不就是繡一朵花嗎，為什麼要偷偷摸摸的呢？我想假如知道她是在繡花，我才懶得望她一眼，問題是她不知道我的心思，其實當我撐住窗沿看她的手時，我最希望看見的是撲克牌或者只是一張紅桃Q。
我第一次去上海充滿了失落感，我父親拉著我的手在上海的街道上怒氣沖沖地走，他說，撲克牌，撲克牌，你知不知道那是封資修的東西，那不是什麼好東西！
現在我可以確定當年隨父親投宿的旅社臨近外灘或者黃浦江，因為那天夜裡我聽見了海關大鐘、小火輪以及貨船汽笛的聲音，我還記得旅社的房間裡有三張床，每張床上都懸著夏天才用得上的圓罩形蚊帳。除了我和父親，房間裡還住著一個操北方口音的男人，那個男人長了一臉硬如豬鬃的絡腮鬍子。
起先我一個人睡一張床，燈開著，窗外的上海在一種類似嗚咽的市聲中漸漸沉入黑暗，我看不見窗外的事物，我只是透過蚊帳看著房間的牆。牆是米黃色的，牆上有一張愛國衛生月的宣傳畫，我覺得宣傳畫上那個手持蒼蠅拍的男孩很像我們街上的貓頭（貓頭也許與失竊的那張紅桃Q有關，他是我的重點懷疑對像），我想了一會兒貓頭與紅桃Q的事。突然就看見了牆上的那灘血跡，真的是很突然地看見了那灘血跡，它像一張地圖印在牆上，貼著床上的蚊帳，離我的枕邊僅僅一掌之距。
牆上有血！我朝另一張床上的父親大叫起來。
哪來的血？我父親從床上欠起身子，朝我這裡草草地望了一眼，他說，是蚊子血，夏天誰打蚊子時留在牆上的。
不是墳子的血。我有點驚恐地研究著牆上那灘血跡，蚊子的血沒有這麼多！
別去管它了，閉上眼睛好好睡，馬上要拉燈了。父親說。
我看見那個絡腮鬍男人鑽出蚊帳，他三步兩步地跳過來，掀起我床上的蚊帳，是這灘血吧？他看了我一眼，掉頭用一種明亮的目光盯著牆上的那灘血跡看，然後我看見那個男人做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動作，他把食指放進嘴裡含了一會兒，突然伸到牆上的血跡中心狠狠地刮了一下，又把食指放回到嘴裡，我看見他微微皺了皺眉頭，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是人血。他三步兩步地跳回自己的床，在蚊帳裡嘿地笑了一聲，是人血，我一看就知道是人血。
剎那間恐懼使我的心狂跳起來，我撲向父親的那張床，什麼也沒說，一頭鑽進了父親的被窩。
是從誰頭頂上濺出來的血，我一看就知道了。絡腮鬍男人說，你要用錐子戳誰的頭，血濺到牆上就是那樣子，用皮帶頭掄也差不多，我一看就知道了，這兒肯定押過人。
那不可能，這是旅社，父親說。
旅社怎麼就不能押人？絡腮鬍男人在蚊帳裡再次發出了輕蔑的笑聲，他說，你好像什麼都沒見過，我們單位的澡堂都押過人，那血可不是在牆上，是在天花板上，天花板上呀，你知道人血怎麼能濺到天花板上？你沒親眼見過，讓你猜也猜不出來。
別說了，我帶著孩子。我父親堵住那男人的話茬說，我帶著孩子，孩子膽小。
那男人後來就不再說了。燈熄滅了，旅社的房間也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包括牆上的那灘血跡也被黑暗湮沒了。除了一種模糊微白的反光，我看不見旅社牆面上的任何東西。我聽見對面床上的男人打起了濁重的鼾聲，後來我父親也開始打鼾了。
孩子們膽小，那天夜裡我一直抓著父親的一條胳膊，我想像著旅社裡曾經發生的這件事情，想像那個流血的人和手拿錐子或者皮帶頭的人，一時無法入眠，我記得我清晰地聽見了上海午夜的鐘聲，我想那一定就是著名的海關大樓的鐘聲。
第二天上海沒有陽光，天色始終像灰鐵皮似的蓋在高樓與電線桿的上端，我父親捧著一張紙條，帶著我在一家巨大的商場內穿梭，紙條上列著毛線、床單、皮鞋尺碼之類的貨品清單，那是鄰居們委託父親購買的。在那座明顯留有殖民地氣味的建築物裡，人比貨品更為豐富蕪雜。在皮鞋櫃檯那裡，我差點與父親失散，我走到文具櫃檯前，誤以為櫃檯裡的一盒回形針是撲克牌。當我沮喪地坐回到試鞋的長椅上，突然發現坐在旁邊的不是我父親，是一個穿著藍呢子中山裝的陌生人。
後來我張著嘴站在椅子上哇哇大哭，我父親慌慌張張地跑過來，扔下手裡的東西就在我屈股上打了兩下，他說，讓你別亂跑，你偏要亂跑，告訴過你多少遍，這是上海，走丟了沒地方找你，我說我沒有亂跑，我去找撲克牌了。我父親沒再責備我，他拉著我的手默然地往外面走，上海也沒有撲克牌，父親像是自言自語地說，或許小地方小縣城還有撲克牌賣，等我去江西出差時給你看看吧。
大概為了撫慰我，父親決定帶我去黃浦江邊看船。我們走到江邊時空中已是雨雪霏霏，外灘一帶行人寥落。我們沿著江邊的鐵欄杆走，我第一次看見了融入海洋的江水，江水是灰黃色的漾著油脂的，完全違背了我的想像。我還看見了許多江鷗，它們有著修長而輕捷的翅膀，啼叫聲也比香椿樹街簷前樹上的麻雀響亮一百倍，當然最讓我神恩飛揚的是那些船舶，那些泊岸的和正在江中行駛的船舶，那些桅桿、舷窗、煙囪、錨在以及在風中獵獵作響的彩旗，我認為它們與我在圖畫本上描繪的輪船如出一轍。
雨和雪後來一直飄飄灑灑地落在上海的街道上，直到我和父親登上那列短途火車的車廂。我的上海之旅結束得如此倉促，再加上惡劣的天氣使午後的時間提前進入黑暗，我印象中的回程火車是灰暗而寒冷的。
車廂裡幾乎是空蕩蕩的，每一張木製座椅都透出一股涼意。我們原來坐在車廂中部，但那兒的窗玻璃被打碎了，因此父親領著我走到了車廂尾部，那兒臨近廁所，隱約地會飄來一股尿味，但畢竟暖和多了。我記得父親脫下他的藍呢子中山裝裹在我身上時我問過他，這火車沒有人？就我們兩個人？父親說，今天天氣不好，又是慢車，坐這車的人肯定就少了。
火車快要啟動的時候突然來了四個人，他們挾著車窗外的寒氣闖進那節車廂，四個男人，三個年輕的都穿著軍用棉大衣，只有那個年長的戴口罩的人穿著與我父親相仿的藍呢子中山裝，他們一進來我就知道外面的雪下大了，我看見那些人的帽子和肩頭落滿了大片的雪花。
我想說的就是那四個匆匆而來的旅客，主要是那個戴口罩的老人，讓我奇怪的是他始終被另外三個人架著擠著，他們走過我們身邊，選擇了車廂中部我們原先坐過的座位，他們好像不怕那兒的冷風。我看見那個老人坐在兩個同伴中間，他朝我們這裡轉過頭來，但那個動作未能完成，那個花白腦袋好像被什麼牽拉著，又轉了回去。隔著座椅，我看見的是幾個僵硬的背部，有一個人摘下頭上的帽子拍了拍雪，僅此而已，我沒有聽見他們說過一句話。
他們是什麼人？我問父親。
不知道。我父親也一直冷眼旁觀著，但他不允許我站起來朝那群人張望，他說，你給我坐著，不許走過去，也不許朝他們東張西望。
火車在一九六九年的風雪中駛過原野，窗外仍然是陰沉沉的暗如夜色，冬天閒置的農田里已經豪上了一層薄薄的雪衣。父親讓我看窗外的雪景，我就看著窗外，但我突然聽見車廂中部響起了什麼聲音，是那四個人站了起來，三個穿棉大衣的人簇擁著戴口罩的老人穿過走道，朝我們這裡走來。我很快發現他們是要去廁所，讓我驚愕的還是戴口罩的老人，他仍然被架著推擠著，他的目光從同伴的肩上擠出來，盯著我和父多，我清晰地看見他的眼淚，那個敲口罩的老人滿眼是淚！
雖然我父親用力把我往車窗那側拉拽，我還是看到了三個人一齊擠進廁所的情景，其中包括戴口罩的老人。另外一個年輕人站在門外，他比我哥哥也大不了多少，但他向我投來的冷冷一瞥使我嚇了一跳，我縮回了腦袋，輕聲對我父親說，他們進廁所了。
他們進廁所了，進去的是三個人，但那個戴口罩的老人沒有出來，出來的是兩個年輕人，我聽見那三個穿棉大衣的人站在車廂連接處耳語著什麼，我忍不往悄悄歪過腦袋，看見的是那三個穿棉大衣的人，其中一個正把大衣領子豎起來護住耳朵。我看見的是那三個穿棉大衣的人，他們推開另一節車廂的門，消失在我的視線裡。
我不知道戴口罩的老人怎麼樣了，我很想去廁所看一眼，但我父親不准我動彈，他說，你給我坐著，不許走過去。我覺得父親的神態和聲音都顯得很緊張。不知過了多久，列車員領著一群帶著鑼鼓銅鈸的文藝宣傳隊員走進我們這節車廂，我父親終於把一直抓著我的手鬆開，他舒了一口氣說，你要上廁所？我帶你去吧。
廁所的門虛掩著，推開門時一陣狂風讓我打了個哆嚏，我一眼發現廁所的小窗敞開著，風與雪一起灌了進來，廁所裡沒有人，那個戴口罩的老人不見了。
那個老人不見了。我大叫起來，他怎麼不見了？
誰不見了？父親躲避著我的眼睛說，他們到另外一節車廂去了。
那個老人不見了，他在廁所裡。我仍然大叫著，他怎麼會不見了？
他到另外一節車廂去了，你不是要撒尿嗎？我父親望著窗外的風雪說，這兒多冷，你快點尿吧。
我想撒尿，但我突然看見廁所潮膩的地上有一張撲克牌，說出來你簡直無法相信，那正是一張紅桃Q，我一眼就看見那是紅桃Q，是我丟失了而又找不回來的紅桃Q，你完全可以想到我的舉動，我彎腰撿起了那張撲克牌，準確地說是搶起了那張撲克牌，我抹去了撲克牌上的泥雪，向我父親揮著它，紅桃Q，正好是一張紅桃Q！我記得我父親當時急速變化的表情，錯愕，迷惑，震驚，恐懼，最後是滿臉恐懼，最後我父親滿臉恐懼地搶過那張紅桃Q，一揚手扔到窗外，嘴裡紊亂地叫喊著，快扔掉，別拿著它，血，牌上有血！
我敢打賭那張撲克牌上沒有一滴血跡，但我父親那麼說似乎並非譫妄之言，一九六九年的上海之旅在我的記憶中有一個神秘的句號。關於那個戴口罩的老人，關於那張紅桃Q。整個童年時代我父親始終拒絕與我談論火車上的那件事情，因此我一直以為那個戴口罩的老人是個啞巴，直到前幾年我已能與父親隨便地談論所有陳年往事時，他才糾正了我記憶中錯誤的這一部分，你那時候還小，你看不出來，父親說，他不是啞巴，肯定不是啞巴，你沒注意他的口罩在動，他的舌頭，他的舌頭被，被他們，被……
我父親沒有說下去，他說不下去，他的眼睛裡一下子沁滿了淚，而我也不需要再說什麼了，其實我也不喜歡多談這件事情，多年來我常常想起火車上那個老人的淚水，想起他的淚水我心裡就非常難受。
無論如何紅桃Q僅僅是一張撲克牌而已。現在我仍然喜歡與朋友一起玩撲克，每次抓到紅桃Q時我總覺得那張牌有某種異常的份量，不管是否適合牌理，那張牌我從不輕易出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習慣把那張牌留到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