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挪威比昂松作家節的演講
女士們、先生們：
在挪威北部這個美麗的小鎮，尊敬的比昂松先生的故鄉，我知道我的同胞詩人北島先生已經到過這兒。我不知道他在那次作家節上作了怎樣的演講，受到怎樣的歡迎，但我想我的演講和他的相比是笨拙的、老實的、不那麼受你們歡迎的。因為，北島先生是一隻離開土地高飛的孔雀；而我，還只是在那塊土地上掙扎著呢喃的麻雀。麻雀不光沒有孔雀好看，它的叫聲也沒有孔雀的叫聲嘹亮和動聽。因此，我對北島先生倍加尊敬，這也就注定我的演講不會像他的到來那樣受到歡迎。還因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詩人，他一開口說話就是詩歌的誕生；而我是一位普通的小說家，我一開口說話就是大白話、大實話，如同泥巴掉在土地上一樣沒有什麼值得關注和美麗的。
今天，我選擇「做好人，寫壞的小說」作為我的演講題目。之所以選擇這個相對淺顯又貌似莊重的演說內容，是因為世界上有太多的貧瘠到鳥不拉屎、草不開花的土地，它們不美麗、不富饒、不受人們的喜愛，但畢竟，那兒即便是一塊不毛之地，也還是我們人類的一塊土地。一塊被太多人遺忘、太多人不願過去腳踏的土地。我不希望在我的演講中，有歐洲人偏愛的那種幽默和笑聲，而希望有如現在一樣的安靜和安靜中被我們遺忘的思考與我們彼此交流的啟發。
這是我第二次到達挪威。我已經知道挪威和整個歐洲的許多國家，孩子們在10歲之前都要學習、理解一種被我們稱為「公民手冊」或「公民須知」的那種莊嚴的文字，以使自己長大以後，知道自己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有什麼權利和義務，明白如何做一個國家稱職的公民，享受一個國家公民應有的權利。可是，我已經53歲了——中國有一句老話，叫「人生七十古來稀」，就是說，人活到70歲自古至今都是稀少、稀罕、稀見的事情。那麼，53歲的年齡，按中國的老話應該說我已經走完了2/3的人生歷程。可在我已經活完大半人生的時候，非常遺憾，也非常悲涼和淒楚，我還從來沒有讀到過在歐洲五六歲、八九歲的孩子在幼兒園和小學就可以讀到的作為一個社會的公民他應該知道、看到的一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那樣如法律條款般莊重、神聖的文字和冊頁。一個公民從來沒有見過國家公民的手冊和條款，在漫長的人生中不知道他有哪些權利和義務。那麼，他就無法去做一個稱職的、優秀的國家公民。實事求是地說，在中國我不是一個好公民，因為我從來都不知道如何去做一個好公民。但是，我用我五十幾年的人生閱歷和三十幾年的寫作經歷，明白了另外一條簡單卻是神聖的道理，那就是——爭取做個最好的人，努力去寫最「壞」的小說。
首先，在中國的傳統中，做個好人要孝敬父母、尊重妻子、教育好兒女。這一點我在我的朋友和同人中不是做得最好的，但我一定是最努力去做的一個。即便有某些地方做得不夠，但在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時，我也將無愧於心。其次，做個好人，就是在對你最親近的親人一好、二好、三好之後，要對與你有血緣關係的那些親人們努力去做你可能做的一切，幫助他們，支持他們，讓他們的人生盡可能地幸福多一些，痛苦少一些。再其次，就是要對你的朋友、鄰居和所有你認識的人，友善、和睦和寬容。就算做不到善待所有的熟人、朋友和陌生人，不能對他們個個都好，但有一個起碼的準則，就是絕不能對他們使壞，不能對他們冷淡、冷漠、欺騙和爾虞我詐，尤其在有些困難戶需要幫助的時候。換言之，你沒有能力做到成為一百個人、一千個人的朋友，但一定可以做到不成為那一百個人、一千個人的敵人。這就是我說的做一個好人的第一要求。
做個好人的第二要求是，你不明白如何做一個好公民，但要努力做一個對社會、對他人、對那些你不認識的人，無論是誰，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什麼環境中，都無損於人、無害於人的人；如同一個人沒有能力讓路邊的野草開花，但絕不應該經過那株野草時，再踏上一腳，把那株小草踩倒或踩死。一句話：不能利人，絕不害人！
在我的國度，我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像比昂松那樣以熱烈、赤誠、勇敢的方式表達我對我的祖國的熱愛，做個偉大的好人，但我作為一個作家，應該也必須做到如下一點：那就是作為作家的這個好人，我決不去寫墮落腐敗的作品，為腐敗和墮落而歌唱。在中國，官員腐敗之多之嚴重，我不知道該如何去說去形容，而隨著這種腐敗所衍生鋪開的是教育中的學術腐敗，科研中的技術腐敗，知識分子中的人格墮落和腐敗，工薪階層對社會不抱希望、對產品不負責任的偽劣腐敗。即便是農民種地、牧民放牧，也要在農產品中大量使用對人體有害的催化劑，如大家聽說過的毒奶粉和蘇丹紅等——如此說來，腐敗如巨大無比的蝗蟲天災，當蝗蟲飛來，世界上的百草千花，都不得不枯萎凋謝。如此，在文壇，在作家的寫作中，有沒有腐敗寫作呢？有，當然有！還相當普遍。普遍得如春來花開，秋來落葉。它們主要表現為：
一、為權力和權貴的阿諛式寫作。
二、為了金錢而欺騙讀者的瞞騙式寫作。
三、為名利借用媒體的惡炒、爆炒式寫作。
四、不求藝術探索和個性的那種彼此雷同的模仿式寫作。
五、以得獎為目的的迎合獎項標準和賄賂評委的墮落式寫作……
凡此種種，都是寫作之腐敗。一個作家要做個好人，也必須起碼要戒除以上寫作中的墮落與腐敗。
在做一個好人的基礎上，要寫出「壞」的或「最壞」的小說，這是一個更高、更難以做到達到的真正作家的標準。我對「壞」的小說有如下的要求：
一、你的小說要有破壞性。破壞傳統和現有社會業已形成的好小說的標準，比如說傳統習慣中說的那種庸俗的詩意、煽情的感動和催人淚下，粉飾生活的溫暖、溫情和善良；還有業已形成的敘述秩序，諸如大家都已習慣的小說的開頭、發展、結尾、語言、結構、情節和思維等。
二、你的小說要有背叛性。背叛你固有的寫作模式與習慣；背叛傳統的經典和外來的尤其是20世紀西方的寫作經驗；背叛你寫作中可以料斷的叫好、叫賣的聲響和結局，從順暢的寫作中叛逆出來，走向一種寫作的孤單和危險。
三、你的小說要有摧毀性。摧毀讀者在傳統閱讀中形成的那種觀念、思想和期待，摧毀社會意識的規定和要求你在寫作中的遵守和承諾，摧毀批評家業已形成的評判小說的理論和認識以及文學史判斷小說優劣、經典和流傳的那種渴望與要求。
對於「壞小說」的理解，我的認識大體就是這樣。「好小說」在建立中鞏固；「壞小說」在建立中背叛、破壞和摧毀。而在實際的生活和寫作過程中，做個好人不易，寫出「壞」的小說更難。正因為不易和困難，這兩點也就成為我的理想與追求，正如易卜生的戲劇《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背叛和離開那個冠冕堂皇的家庭一樣，如大畫家愛德華‧蒙克的名畫《吶喊》和《聖母》對於當時畫風的背叛、破壞和在摧毀中的建立一樣。而我，知道自己沒有能力在我的國度真正、徹底地在「破壞和摧毀中」形成新的寫作，但我將會努力做個好人——而不是你們理解的那種優秀公民——首先一定要做個好人；其次，努力寫出那種「壞」的小說，這就是我在中國做人與寫作的要求和追求。
2011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