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初，我回到芝加哥，打算把修了一半的藝術碩士修完。一九九二年秋天在舊金山完婚，也算個「有家室之人」，該盡本分做妻子，至於回校讀書，心理自然不很坦然。因此把自己讀書期間的財經預算主動壓得很低。朋友托朋友，找到一處房租低廉的居室。據說它最令人羨慕的長處是，方圓一英里之內，有地鐵、有家「九毛九」百貨店和一個「EggStore」——芝加哥的中國留學生沒有不知道這個著名的食品減價商場的。它分佈在城市各個貧民住宅區，如同一個個食物急救站，能及時撲滅周圍的飢餓。為什麼給它取名叫「EggStore」（蛋鋪），我一直沒考證出來。有人說它的源起是專賣雞蛋的小鋪。因為雞蛋是美國最便宜的食品之一，所以在它拓展成為今天這樣龐大的連鎖二手貨食品店時，仍沿用雞蛋作為它物美價廉的象徵。還有就是從復活節來的那層寓意：雞蛋是復活節的主食；只要有雞蛋的地方就有生命之孵化，生命之起死回生。因此，雞蛋象徵的是生命之早春。我比較贊同對「EggStore」的後一種註解。應把這個「蛋鋪」改成「生命之春」食品商場——SpringofLife：有生命彈躍而起之意，也有生命如泉噴湧之意。
我很快便躋身到採購的人群中去了。很快就碰到一個熟面孔。她先叫出我的名字，我才想起她是我餐館打工時的工友。她是陪讀刑法博士的丈夫來美國的。聽說她家早已搬到以白領階級為主的近郊去了，不過她每個週末仍要走出自己的階級，到蛋鋪來採買一周的食物。我認識的許多留學生都是這樣，畢了業就了職，房產汽車都齊了卻仍折回「蛋鋪」來買這些有殘疾或欠標緻的瓜果。或許這寬大簡樸的店堂曾以它的豐盈消除過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恐慌，他們對它的持續惠顧出於一種感恩心理；或許是在這裡採買，好比在一座食物礦場裡開掘，掘出什麼都給人近似挖寶或歷險的心理滿足。或許僅僅因為留學生的本性——留學生是世界上最懂節儉的一種人，他們總是遠遠地回來。
走到奶製品一欄時，發現一個很瘦小的老太太坐在兩大桶牛奶邊上。「蛋鋪」充滿喜洋洋的各國語言，若不留心，絕不會聽見這老人細弱的呻吟。她幾乎是整個店舖中唯一的一個白面孔。美國人但凡有個體面收入，是捺不住性子來這裡和各種膚色的移民打撈食物渣滓的，我還沒走上前，就聞到一股奇特的氣味從老嫗身上泛起。
我問老太太哪裡不妥，她哼哼著說：「我的脊樑要殺死我了！」我必須完全蹲得與她一樣矮小才聽得見她的話。我試著去拉她的手，她把那隻手從我手裡縮回，給了我另一隻手。因為頭一隻手的手心裡有幾枚硬幣。她像一截定了形的老籐一樣，被我一點點抻直，眼看要直了，她尖利地慘叫一聲，又縮回原來的形狀。她身邊擱著一個手推車，是專為老年人購物所設計的那種，只是它也老得如她一樣變了形。
我把兩大桶牛奶放到手推車上，從她嬰兒一樣尖細的期期艾艾中，我弄明白了，她在這兒佝縮了一個來小時了，就是想把脊背的疼痛挨過去，再把兩桶牛奶搬上車。我左手推著她的車，右手環過她的背，插在她的右腋下，等於將她的體重全掛在我的右臂上。我感到她整個人不比兩桶牛奶重多少。我問她還需要買別的什麼？她說不需要了，兩桶牛奶足夠她和她的家庭一周的過活了。我差點問：一周七天光靠牛奶？但我及時閉了嘴。在美國，是可以把悲慘當某種怪癖來理解。而把悲慘當做怪癖來尊重，也就等於尊重個性，尊重個人對生活方式及自我信仰的自主權。
我問老太太家住哪裡，她說只有三個街口之遙。我決定把她面交她的家人。根據我對醫學廣博的無知，我斷定老太太一定有脊椎錯位之類的病症。她根本已癱瘓在我的右臂上。經過付款過道時，她將手裡的硬幣給收銀員。款數剛好，顯然她預先作了計算，也預先打算好除這兩桶牛奶絕對不買任何其他食物。「蛋鋪」的牛奶便宜得近乎自來水。
我一身擔著老太太和牛奶，走到馬路上。那股奇特的氣味我現在已判斷出來了——是一股類似動物園的氣味。老太太告訴我她叫Anna。我發現安娜的衣著是60年代的，是件大致是黃色的灰外套，或說是大致成了灰色的黃外套。安娜極清瘦，衣服也過於單薄，因而她那幾乎彎成「S」形的一根脊柱，清晰地顯現在她背上。假如把她整個人抹平整，她不見得比我矮多少。我問起她的家庭。她說：「是啊，我有個大家庭等著我去餵呢。」我納悶竟沒有一個比她健康點的晚輩來承擔這採購。她像讀懂我心思似的，解釋說：「我有兩個兒子，在韓戰時上前線了，都沒回來。至少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問來。」
我說：「您一定弄錯了，不是韓戰，一定是越戰吧？」
她說：「我沒弄錯，是韓戰。越戰的時候我一個兒子也沒有了。」
我心裡暗暗吃一大驚：安娜至少有八十五六歲了。雖然她勉勉強強算是活著，但畢竟有這把孱弱的陽壽。再瞅她的臉容，不知何處使她看去像個嬰孩。殘缺不全卻幼稚無邪的那一種面容，頭上稀疏柔軟的黃白絨毛在無風的太陽裡浮動。我很難啟齒地又問：「那您丈夫呢？」安娜說：「他去世已經二十年了。」
這時我們已走過第二個街口。我由於不小的勞力支出而渾身有了汗。安娜指指前面說：「看，那就是我們的家。」
她手指的地方，一大片灰濛濛的鴿子，你擠我我擠你地發出打嗝似的低音。我留意她說「我們的家」，心裡覺得有些寬慰。
三個街口我和安娜竟走了四十多分鐘。其中安娜不斷請求我停一停，因為一陣劇痛又朝她脊樑襲來。疼痛使她蜷曲、扭歪，原已變形的身軀更加走樣。我也已筋疲力盡了。總算聽她說：「就這裡。」
是一排店舖式房子，大部分都倒閉了，關著門，陳列櫥窗玻璃上被塗鴉，被貼著招租廣告和卜卦、紋身、逃犯通緝告示。那一大群鶴子見了安娜，一齊「呼啦啦」振翅起飛，轟炸機似的朝我們衝過來。我感到撲面的是帶著腥膻體溫的一片固體骯髒。我閉眼屏氣，躲著那羽毛間夾塵土的風。安娜的嗓音更細弱溫存：「我的天使們！」
她請我把牛奶倒在路邊一個殘破玻璃盆裡。她說：「抱歉了，就只有牛奶了。」等我照她吩咐完成了對鴿子的服務，抬起頭立刻怔了——她那間店舖房的陳列窗裡一下子擠滿了大大小小的貓，大概有二十多隻，全都像安娜一樣細瘦，只是眼睛都直逼逼的晶亮，被飢餓點燃著。我這才明白安娜所說的「家庭」，我不敢走進安娜這個家庭。從敞開的門窺入，裡面是一目瞭然的赤貧。有張床墊，有個冰箱，沒有浴室和廁所，也沒有炊事可為。我把兩大桶牛奶給她提到門內，大半個身體堅定地留在門外。但我還想為這個已進入末日的孤獨老人做點什麼。她蹲著身挨進門，她身上的氣味馬上溶入屋裡暖暖的生物氣息。貓們竟比安娜要乾淨些，也多些優越感。我迅速撕下一頁紙片，寫了我的電話號碼，遞給安娜：「如果有什麼事——比如你的背痛要殺死你，你起不來去買牛奶，就給我打個電話。我住得很近。」
安娜卻沒接那號碼。她說：「謝謝你。我沒有電話。」
「你從來不給任何人打電話？」
「不打。我沒電話，也沒人可打。」她刻意躲著我鋒利的逼問。
大概也為省一筆電話錢。我木木地看她掩上門。貓剎那間全從陳列櫥窗裡消失了。然後就聽見屋內響起貓們你死我活的歡宴聲，以及安娜嬰兒啼哭般的笑。
我站在鴿了糞便鋪成的台階上，半天挪不動腳步。從未見過如此貧窮和孤獨以及衰老以及……其他。此刻我比安娜更需要安慰和止痛。不知怎樣兩眼茫然地走回了我那月租一百八十美元的寓所，它陡然變成了天堂。幾天中我心裡都很難過，卻又無所歸咎。
一個月之後我決定搬離那個貧民區。在海明威誕生的橡樹公園城找到了六百美元月租的公寓。我才明白自己沒有那樣一顆堅強的心，來旁觀安娜這樣悲慘人的一生。我無法將悲慘當做怪癖來理解，從而尊重這怪癖，以致達到對於個人生存方式的尊重。
四個月後，學期結束了。我乘了火車回到那個有「EggStore」的地方。那時已是五月底。
「吹面不寒楊柳風」的芝加哥使貧窮得到大大地緩解，或說使貧窮也得以妝扮。我來到安娜的門前，從門的縫隙看進去，沒有安娜了，卻仍是一地的貓。它們更瘦了，薄薄的一片，如同影子。我想安娜一定還在世，貓在等她。鄰近「蛋鋪」，如安娜這樣的生命總可以維持一個大致活著的狀態。這樣想，蛋鋪是功德無量的，它翼下孵著多少大致存活著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