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獻一枚花環

——憶梅新先生
    十月三十一日,我應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邀請,到吉隆坡擔任「花蹤文學獎」的評審。飛機上坐了十多個小時,又在台北機場轉機,到了吉隆坡粗粗一算,整個行程已二十四五個小時之久。然後便直接進入決審會場:評說、投票、爭論、表決。都完成了,已是晚上九點,滿頭仍轟鳴著飛機的嗡嗡聲,晝與夜在我主觀感覺中,是翻了好幾個觔斗的。總算坐在了飯桌上,那是三十多小時以來第一頓真正的晚餐。喝了幾口透心芳香的鮮椰子汁,始終懸在空中的飢餓感和倦意才開始在我身心著陸。同桌的人都倦倦的,唯有《星洲日報》的主編簫依劍,還是緊緊地上著發條,周到細微地照應著每一個人。這時,鄰座的張錯忽然提到梅新。我是知道梅新先生正在生病,住進了醫院,我一直做著到了台北馬上去探望他的打算,然而張錯卻告訴我:「梅新已過世了。」我盯了他半晌,他只得把這消息又說了一遍。這一遍是添了確切時間、地點的。
    我念叨著「怎麼可能」之類的話,心裡卻很明白,正是像梅新先生那樣生命力飽滿的人,會在某一天倉促長辭。八月份,我的母親也是這樣匆匆走的。這樣的生命如燈炬,要麼就通明的亮,要麼就徹底熄去。
    我就那麼坐在餐桌邊,偶爾以筷子送一兩口食物到嘴裡,卻嚼不出葷素。八年前,我和梅新先生是以書信結識的。那時我發表了《栗色頭髮》、《我不是精靈》等短篇小說,他總是每每來信鼓勵,雖是短語三五行,熱情與真誠卻飽含其中。那是我剛到美國最艱難的子,每天上學、打工,芝加哥大而冷漠,常在撲面的飛雪裡橫跨十個街口,從打工的餐館奔到學校,時而感覺做烈士的豪壯。而烈士都是有虔誠信仰的,我卻正處於所有信仰都被粉碎的時期:婚姻的、愛情的,一切。無信仰而做烈士,剩的就只有純粹的孤苦。每回只是在收到梅新先生的信時,心裡才感到世界不全然是荒涼。梅新先生每回都親筆寫信給我,通知我哪篇小說被採用。他的語言是詩人式的,有股很大的歡樂在裡面。他對我作品的讚揚,也是毫無保留的。
    在一九九年深秋的一個清晨,我的室友被電話鈴驚醒,說有台灣長途來,找我的。我已在電腦前寫英文作業,膝上蓋著毛毯。我將電話湊近耳朵,遲疑地「哈嘍」一聲。裡面是個陌生嗓音,卻是不陌生的江浙言語。說了幾句話,他才介紹自己道:「我是《中央日報》的梅新!」我急忙「哦、哦」地應答。梅新先生口氣殷切亦急切,說:「我們設立了一項文學獎,你來參加好不好?我覺得你很有希望!……」我不記得自己說了些什麼,但對此一番熱情昂揚的激勵,我是唯恐辜負的。那個時期,我自視為一名失敗者,於婚姻、於寫作、於戀愛,都是最不得要領的時候。人在這樣的時期,是把自己很看低的。我於是覺得,文學獎是距我遙遠的東西。梅新先生在電話中又高一個調門,對我說:「這個獎你一定要爭取,啊?」
    現在想想,要是沒有梅新先生那麼猛力一推,我或許不會就此振奮。
    從一九九一年的暑假開始,我每天寫作五六個小時。打工一整天,回到家整個人的神志和思維都是極度渙散的。即便煮杯深黑的咖啡,也難將自己強按到寫字檯上。當時我住在芝加哥近郊,夏天夜晚的街上,不時有喝了啤酒大聲笑鬧的學生們從我窗下走過。芝加哥的夏天是很徹底、很絕對的夏天,連乞丐也有份的。而我還照常打工、寫作。每天寫到夜裡一點,濃咖啡似乎正在勁頭上,但我又必須擱筆去睡,第二天一早要去打工。就是那段時間,我似乎每星期寫出一個短篇小說,直到寫出《少女小漁》。
    《少女小漁》得獎的消息也是梅新先生寫信告訴我的。此後我和梅新先生每月總有一次書信往來,漸漸也談成了熟朋友。我從他送我的詩集中隱約讀到他的身世。我當時已搬到加州,住在舊金山遠郊的一個小公寓裡。那是極隔絕的一種居住形式,近鄰們都巧妙地維護自己的孤寂而絕不打破別人的孤寂。我就從那時候起跟梅新先生談起自己對第二次婚姻的憂慮。不久收到回信。梅新先生在信中是一如既往的樂觀、熱忱,叫我不要永遠養舊傷,「要聽從新的愛情的召喚」。
    一九九二年,我的《女房東》獲獎之後,梅新先生邀請我去台灣。那時大陸作家去台灣的還很少,我們都沒料到入境手續竟會那樣繁雜。中間一度,我氣餒了,梅新先生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終於在一九九三年八月,我見到了在機場迎接我的梅新先生。
    從此,我印象裡就是這樣一個梅新先生:「身板挺得筆直,愛大笑,動作迅捷而思路更迅捷,精神狀態非常非常年輕的一位長者。時隔四年,我第二次來台北參加「百年來中國文學研討會」時,梅新先生的健朗如故,只是發添一層霜雪,人添一層疲憊。在這個國際性的大型研討會籌備期間,他顯然在健康上蝕了一些老本。
    我總有感覺,人如梅新,即使肉體的健康受損,他過人的強健精神也會支撐他,永久地支撐他。因此當我在吉隆坡聽見噩耗時,我無法接受現實。悲傷、遺憾、痛惜都談不上,只是想,命運要怎樣擺佈就只能由它擺佈。得到這個噩耗,又何嘗不是命運的擺佈呢?從我第一次參加文學獎,到現在我第一次擔任評審,這其中有梅新先生完整的一季辛勞,這難道不亦是一種宿命?
    記得去年離台前,梅新先生為我主持了「中副下午茶」。大病初癒的他消瘦了許多,面色也很暗,全部的精氣神和生命力,似乎都集聚到眼睛裡了。會散時,我為大家簽名,他靜默地等在一邊,一時間,蒼老出現在他身上。我對他說:「梅新先生,你臉色不大好,要多多休息啦!」他哈哈一笑,把我的鄭重其事給打趣了。
    從吉隆坡到台北,我才打聽到,梅新先生的葬禮在我到達的前一天已舉行過了。同黛嫂等幾個《中副》的朋友一同晚餐,談一個晚上梅新先生。點的菜也多是梅新先生愛吃的。
    這是我第三次到台北,梅新先生已是追憶中的人了。

《波西米亞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