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長篇小說《扶桑》獲獎之後
我總想給讀者講一個好聽的故事。好聽的故事該有精彩的情節，有出其不意的發展，一個意外接一個意外，最主要的是通過所有的衝突，一個個人物活起來了，讀者們與這些人物漸漸相處得難捨難分，因為他們產生了愛、憎、憐、惡。
我又總是瞧不起僅僅講好聽故事的作者。他們使我想起文學的最初級形態：說唱文學。我總是希望我所講的好聽的故事不只是現象；所有現象都能成為讀者探向其本質的窺口。所有人物的行為都只是一條瞭解此人物的秘徑，而條條秘徑都該通向一個個深不可測的人格的秘密。誰都弄不清自己的人格中容納了多少未知的素質——秘密的素質，不到特定環境它不會甦醒，一躍而現於人的行為表層。正因為人在非常環境中會有層出不窮的意外行為，而所有行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處不可看透的秘密，我們才需要小說。人的多變、反覆無常是小說的魅力所在。
於是，我又總在尋找這個「特定環境」，以給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間。將他們從特定環境中摘出，我們或許永遠不會有機會發現他們的人格中有那麼豐富的潛藏，那麼深遠、神秘。如維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Wokf）說的：「走向人內心的路，永遠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長得多。」
這樣一個特定環境：一群瘦小的東方人，從泊於十九世紀的美國西海岸的一艘艘木船上走下來，不遠萬里，只因為聽說這片陌生國土藏有金子，他們拖著長辮，戴著竹斗笠，一根扁擔肩起全部家當。他們中極偶然的會有一兩個女人，拳頭大的腳上套著繡鞋。這樣的一群人和整個美國社會差異之大，是可以想見的。這就是我為扶桑、克裡斯、大勇找著的特定環境。
這是兩種文化誰吞沒誰、誰消化誰的特定環境。任何人物、任何故事放進這個環境中絕不可能僅僅是故事本身。由於差異，由於對差異的意識，我們最早踏上這塊國土的先輩不可能不產生一種奇特的自我知覺：別人沒有辮子，因此他們對自己的辮子始終有著敏銳、脆弱的感知。在美國人以剪辮子作為欺凌、侮辱方式時，他們感到的疼痛是超乎肉體的。再有，美國警察在逮捕中國人後總以革去辮子來給予精神上的懲罰。這種象徵性的懲罰使被捕的人甚至不能徹底回歸於自己的同類。因此，辮子簡直就成了露於肉體之外的，最先感知冷暖、痛癢的一束赤裸裸的神經！在如此的敏感程度下，人對世界的認識不可能客觀，不可能正常。任何事物在他們心理上激起的反應，不可能不被誇大、變形。人的那些原本會永遠沉睡的本性不可能不被驚動，從而給人們一些超常的、難以理喻的行為。對自身、對世界失常的認識，該是文學的緣起。
已不再是好聽的故事了。不僅僅是了。人物內在的戲劇性遠大於外在了，因為那高倍數的敏感。移民，這個特定環境把這種奇特的敏感誘發出來。
這一脈相承的敏感，也蠕動在我們身上——我們排行第五代移民。
為什麼老是說移民文學是邊緣文學呢？文學是人學，這是句Cliche。任何能讓文學家瞭解人學的環境、事件、生命形態都應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邊緣。文學從不歧視它生存的地方，文學也從不選擇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產生正宗文學的地方。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應該生發正宗的、主流的中國文學。
有許多作家都是在離開鄉土後，在漂泊過程中變得更加優秀的。康拉德（JosephConrad）、那布可夫（VladimirNabokov）、昆德拉（MilanKundera）、伊莎貝拉·阿言德（IsabelAuendene）……他們有的寫移民後的生活，即便是寫曾經在祖國的生活，也由於添了那層敏感而使作品添了深度和廣度，添了一層與世界、其他民族和語言共通的襟懷。他們的故事和人物走出了俄羅斯、布拉格的格局，把俄羅斯、布拉格蔓延成了美國人的、中國人的、全人類的俄羅斯、布拉格。這是移民生活給他們視角和思考的決定性的拓展與深化。
我不同意把移民文學叫做邊緣文學。要想有力地駁斥，我似乎得拿出比《扶桑》、《海那邊》、《少女小漁》、《女房東》更有力量的作品來。北京的一位電影導演黃建中對我說：「《扶桑》是我生活經驗和美學經驗之外的東西。我從沒想到人可以從那樣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賞。所以我覺得它那麼好看，覺得耳目一新。」正是因為一百五十年的華人移民史太獨特、太色彩濃烈了，它才給我足夠的層面和角度，來旁證、反證「人」這門學問，「人」這個自古至今最大的懸疑。人在哪裡，哪裡就是文化和文學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