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猶太俱樂部裡沒有一張空椅子。鋼琴曲子是陌生的,但十分好聽,有一絲中國情調。也許是阿龍·阿夫夏洛莫夫新寫的小品。傑克布·艾得勒到上海沒幾天就混進了阿夫夏洛莫夫家,白聽了一場音樂會,白吃了一頓冷餐,之後便把這個猶太作曲家的作品介紹給了我。
    走出餐館我就覺得自己在等待什麼。似乎彼得欠我一句話,我在等那句話。我把那個偷梁換柱的計劃原原本本講了一遍,一個細節都不馬虎,總算達到了彼得的理想程度。他總該說點什麼。他一句話也沒說,我被自己的等待一直懸吊在半空。這是一件大事,天大的事,要置他人於死地,他怎麼可能不說一句話呢?
    我不是想要一個「謝謝!」或者「May,做這一切都是為了救我,太難為你了」!
    這些話都會文不對題。有一個人將為了他彼得的安全出逃而待在莫測的上海。不,遠遠不止這些;一個人在發現他的真情被一個女人踐踏得稀爛之後,留在了舉目無親的上海。何止舉目無親,簡直是敵意瀰漫。一旦日本人發現他是交戰國僑民,就會送他去郊外的集中營。街上一隊一隊,一車一車的佔領軍過往,奔向某個罪惡的目的地,一個個軍帽下的腦瓜,運行著惡毒的念頭……彼得逃亡的身後,被丟棄下來的這個人舉目看去,原來這是一座對他充滿不善的都市,茫茫的不善中,竟有一份來自他熱戀的中國女子。
    好了,傑克布·艾得勒被搾盡了價值,成了真正的人渣。
    彼得至少該對這人渣說一句什麼。
    我的心慌慌的,就是等彼得的這句話。比如:May,我們對這位艾得勒先生缺乏公平。或者:以後怎樣能償還我們欠艾得勒的呢?我們欠他太多了。怎樣才能得到他的寬恕呢?
    整個一晚上,我聽著鋼琴曲和音樂中人們的低聲交談,其實一直在等彼得的一句話。哪怕說:可憐的傢伙,算他倒霉,愛上你這小巫女!
    彼得請我替他翻譜,我這才醒悟過來,果然是他要試奏他剛才即興寫的幾個樂句。他的真實心情我不知道,但手指下的樂句在輕歌曼舞,是個心情不錯的告白。我看著他認真、專注的側影,就像我們第一次見面,他替我翻譜一樣注視他。這側影很優美,沒說的。我卻好失望好失望。彼得怎麼可以讓我懸在等待中,就是不讓那句話把我落實下來?
    彼得彈得很出色,人們請他再彈兩首曲子。他說了一句什麼,周圍嘩啦啦地鼓起掌來。我發現一隻手在捅我。彼得的手,人們是在衝我鼓掌。因為彼得剛才宣佈那支鋼琴小品是獻給我的。
    我受寵若驚,但我一直急不可耐等候的絕不是這句話。
    傑克布一直沒有回家,也沒有任何消息,我的小繼母這樣告訴我。(那時候我當然還不知道傑克布已經進了橋頭大廈的監獄)第二天下午,我教了一節課回來,聽到的還是她這句稟報。家裡又沒小菜錢了。她羞怯地暗示我。
    不久有電話打進來,找我的。我剛接電話,那邊人詭秘地說:請等等,有位先生要跟你說話。我聽見電話在兩隻手上交接了一番。
    阿玫姐姐,你只管聽,不要說話。世海在電話中用英文指示我。他的嗓音通過電纜傳過來就露餡了,乳臭未乾。阿玫姐姐,傑克布被日本人抓進去了。
    我聽自己說了一聲「what?」
    請不要插話,世海嚴峻地說。他現在給關在那座所謂的橋頭大廈裡。
    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橋頭大廈對誰都是個著名的所在。日本憲兵隊用它關押收審抗日分子。
    然後我便聽說了傑克布·艾得勒事發的始末。他惹了一身禍,卻跟他自身利益毫不沾邊。
    世海說:能不能請你去我家一趟?也許我爸爸能找到關係營救他。
    我掛了電話就換衣服,換鞋子。一面飛快地想著父親的一個姓劉的學生。那個學生的父親在汪偽政府裡做部長,不是教育部長就是司法部長。我打開皮鞋匠縫補過的小皮包,我發現裡面的錢只夠乘黃包車。我教鋼琴課的課時費要到月底才能拿到。凱瑟琳跟著我亂轉,問是不是傑克布有消息了。我跟她講什麼?什麼也講不清。我愣頭愣腦地問:你還有多少錢?
    做啥?凱瑟琳用應付查賬的警覺口氣說。
    沒啥。我沒車錢了,給兩個車錢來,馬上還你。
    她轉身就走。我等著她給我拿錢來,卻等來一本賬,她指著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數字:喏,艾先生的錢我沒有花一分在自己身上。你看看好了。
    我剛要說我一點都不懷疑她的廉潔,她嘩啦嘩啦說起世道如何壞透了,昨天顧媽出去買小菜,鈔票在手裡捏得緊緊的還是被小偷得了手。皮鞋壞了,拿到攤頭上去修,結果攤頭和皮鞋通通沒有了,電燈泡買回來了只用了兩天,蹩掉了!……
    我從櫃子裡抓出兩條長裙子,都是最香艷肉感那種,放在一張舊報紙裡一裹,衝出門去。
    這是下午五點多鐘。你知道上海的夏天。夕陽又熱又黏,走了一會就覺得一身的不潔不爽。我們這一帶的幾家寄賣行都讓陸續登陸的猶太難民慣出了毛病,知道無論他們把價壓得多低對方都會出手。已經傾家蕩產的難民們為全家人吃一頓猶太新年大餐,寧可賣掉他們賴以過冬的毛皮大衣。他們就這樣在上海精明的寄賣商手裡一步步傾家蕩產,走向赤貧,穿起了國際紅十字會捐糧的麵粉口袋的。
    寄賣行的店員對著光仔細查看這條太平洋彼岸來的三手貨。晚禮服是杏紅色,前面兩個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檳酒、冰淇淋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還可以,在這樣的查看下,太丟人了,我都為它們抬不起頭。
    這種東西我們賣不出去的。店員說,喏,這條裙子我們到現在都沒賣出去。他指著一件象牙色太陽裙,質地精良,也沒有那麼多點點滴滴的「前科」。我一看標價,也不過幾趟黃包車車費。
    另一條裙子讓我連打開的勇氣也沒有。看看表,已經六點出頭,一狠心,我把表放在櫃檯上,請他隨便給我幾塊錢,我有急事。
    我拿著錢便走。店員在後面叫我,忘記你的衣裳了。我轉身謝謝他,請他先替我存放一下。我的事實在太急了。
    連黃包車伕都給我嚇了一跳,問我:小姐儂做啥?因為我一句話沒有就從人行道衝到馬路上,連蹦帶跳已經乘在他車上了。
    我按照打聽到的地址來到父親的這個學生的家——一所在楊浦區的兩層樓的洋房。路上走了半小時,但等人花了兩個鐘頭。我父親的這個學生叫什麼我已經忘了。就叫他小劉好了。小劉的父親對我父親非常敬重,所以一下班回到家馬上答應見我。劉部長讓了座請了茶,自己踱著方步來到黑色大辦公桌後面,站在那裡剪雪茄,打火,點煙。他身後轉椅是黑色牛皮的,釘出一個鼓囊一個鼓囊。然後他坐下來,開始聽我講述。我告訴他我的猶太難民「未婚夫」傑克布和日本人如何發生了一場「誤會」。部長絲毫不動聲色,一看就知道我說的對於他不是新聞。我說作為一個在異國寄居過的人,我自己完全能體會猶太難民的不安全感。怎麼會有安全感呢?寄居在美國,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中國人都是被排斥被驅趕被迫害被殘殺的。
    我忘了對面坐的是個溫文爾雅的漢奸,什麼都忘了,講述起我祖父的故事來。我祖父乘坐著蒸汽船靠近美國西海岸(就從我和傑克布常常攀登的燈塔礁旁邊駛過),停靠在舊金山東海灣的港口。還沒站穩腳,就被消防水龍頭噴射的水柱擊倒。一注注可以打穿沙土的高壓水柱劈頭蓋臉而來,紅色的高錳酸鉀水柱把從大洋彼岸來的瘦小的中國佬沖得像決堤洪流中的魚。襤褸的衣服被水注撕爛,從一具具瘦骨嶙峋的軀體上剝下來。那是什麼樣的消毒程序?碗口粗的紅色高錳酸鉀液體活剝了人的衣服和體面。在異國做寄居客,就是從這裡開始。從此他們就知道自己會被人家當成永遠的異己。他們誰也不相信。就像猶太難民在上海,他們誰也不相信。一群淒淒惶惶的人,風聲不妙他們能幹什麼?當然是奔走相告,做好最壞的打算,同時也垂死地爭取逃生的可能性。
    那一刻我比漢奸還下賤。我對著部長垂淚,又對著他巧笑。部長問起我父親,我心想,他正是為了不當你這樣的人,不遠萬里去過六個人住一屋,一天只吃一頓飯的日子了。
    我時刻提醒自己,不能暴露傑克布的美國公民身份,否則他就會直接從監獄去集中營。天色在部長身後暗了,我還在講啊講。「啪」的一聲,辦公桌一側的檯燈亮了,照亮了部長左邊的腮幫。那腮幫細膩如膏脂,鬆弛得如同上歲數的女人乳房。我再求偷生者幫著傑克布偷生。保存下來的最終就是一點皮肉。我突然沒勁了,低下頭。
    部長說了什麼,我一個字也聽不進去。等我被小劉送出大門,我才開始回想,我是否得到了部長的承諾,部長是否答應了我去幫著傑克布偷生。
    然後我又跳上一輛黃包車東去。
    進了溫家的門廳,就聽見小客廳裡的洗牌聲,自從我電話裡通報世海健在的消息,溫太太斷了很久的搓牌聲響又續上了。溫家上上下下的心情都給徹底地洗了一遍牌,又重新開出了一局。
    溫太太一看見我就從椅子上起身,一面迎上來:阿玫來啦?然後向門外叫道:菲利浦,阿玫來哉!
    菲利浦是從不跟他夫人的女友們一同玩兒牌的。他這時在大客廳裡跟大兒子說話,一張梅蘭芳的《貴妃醉酒》在留聲機上轉出醇美的聲音。菲利浦聽音樂和他收藏東西一樣,生冷不忌,什麼都愛,也什麼都無所謂。溫太太把我領進大客廳,嘴裡對我一口一個謝字,粗粗的腰身還一欠一欠的,似乎是我讓失蹤的世海重生的,或者我對世海施了還陽術。
    溫太太看著我在客廳裡落座,就蹬著一雙先裹後放的半天足,跑到下人住的地方,去叫廚子起來給我燒兩碗點心。世海的哥哥不太瞧得上一切和政治、軍事、商業有染的濁物,所以我一開口講到世海如何跟我見面,他便起身,兩手插在褲袋裡走了。
    大家倒是給我行了個方便,我可以跟菲利浦單獨談話。我用英文把傑克布·艾得勒的事告訴了菲利浦。我的話從來沒有如此的經濟有效。菲利浦等我的句號一吐出口便說:這種事只有鈔票和女人能派用場了。
    趁溫太太沒回來,他說他的燃氣公司也失蹤了一個人,姓羅恩伯格,他和這位艾得勒先生恐怕弄到一道去了。
    我證實了他的判斷。他倆和其他三個猶太人通過秘密途徑得知「終極解決方案」已經進入了具體部署,兩萬多在上海的猶太難民將會在「移民滿洲」的謊言掩護下被驅趕上船。當下的爭執焦點是這些將在公海沉沒的船隻由誰來投資——既然希特勒不放過納粹魔掌下餘生的猶太難民,那麼「終極解決」的巨額耗資就不該由日本負擔。
    看得出來,菲利浦很矛盾,他一張平展如蠟像的臉上一點都不動容,但心裡卻煩得厲害。這煩也有一分是衝我來的,我一個女人,年紀也不算太輕了,當嫁不嫁,弄些不本分的事情出來做做。世海活轉來,他為父的卻後怕得要死,立刻想回歸本分,養尊處優地做個老好上海人,因為做中國人顯得太政治化,並且做中國人的格局也太大,道德、志向、血性缺一樣不可,顧不過來,不如做上海人識時務合時宜,為一個亡了國家保存一份個體實力,未必不是一個大境界。再說,他儘管和十六鋪碼頭的行幫有世交淵源,十六鋪的人情不是好欠的,一向都是以升欠以斗還的。這樣的財力他也不具備。另外,他善於利用行幫間盤根錯節的對立——協調關係,但如今上海被日本人佔了,誰知道以毒攻毒的老伎倆是否還行得通,行不通的話,是不是會有惡果,一個老婆兩個兒子,他現在不求多一分福,只求別少了一塊心頭肉。
    我們都聽著梅蘭芳花一句、草一句地哀怨,假如他扮演的楊玉環知道幾年後有條白綾子在馬嵬坡等她,她就該花也好草也好地數數自己的福分了。
    溫太太吩咐了點心回來,往丈夫對面的沙發上一坐,問我世海胖了還是瘦了。這一句話她在電話上已經盤問我好幾次,我說壯實多了。那是個用胖來誇獎人的時代。
    這個討債鬼,她又哭哭啼啼起來。養小人一點意思都沒有。就是前世裡欠他們,今世來還債的。他要到抗戰勝利再回來?抗戰不勝利就勿要爺娘了?儂去告訴伊:用不著回來了,抗戰勝利啥辰光?阿拉老早死了!
    我告訴他們,世海現在多麼自立,能吃苦,年輕人一旦有了一種理想,什麼苦都能吃。
    以後回來,倒能要他去跑跑南洋了。溫太太眼睛在紅紅的眼泡裡閃閃發光,看著菲利浦。
    點心來了,溫太太又問我,世海的牙疼有沒有犯過。我笑笑說,他沒有這麼好的甜點,牙就不會疼了。我是說一句俏皮話,溫太太卻說看來抗日還能治好他一個頂要命的毛病。
    菲利浦始終不語。我說到世海為了牽記他們流了淚,溫太太又是一口一個「小討債鬼」地哭起來。我本來不會勸人,這時簡直如坐針氈,急忙想告辭。菲利浦幫忙或不幫忙,我再說都是多餘,他心裡有數得很。
    我說:世海為了不連累你們,只好下這樣的狠心,你們千萬別怪他。
    我拿起包,站起來,一手拉平裙子的皺褶,我心裡再為傑克布著火,眼下也只能成事在天。
    菲利浦突然說:事體一有眉目,我會通知你,他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捻了捻,就是要準備好這個。
    走到溫家的門廳裡,身後好幾座老爺鍾都打起鐘點來。它們音色不一,頻率有快有慢,七上八下地打完了十點。我沒有菲利浦食指和拇指捻動的東西,連手錶也當掉了。
    我走在弄堂裡,不知誰家的女傭還在井台上捶打衣服,捶得我心裡好空。
    我帶著比黑夜更黑暗的心情回到家,好在凱瑟琳和顧媽都睡了,否則我可就有了出氣筒。
    我不想上樓回到自己臥室,推開傑克布的房門。心事重重又無所事事,我拉開他書桌的抽屜。抽屜是個大雜貨箱,西藥片、剃鬚刀、筆記本、名片。名片佔了三分之一的空間。整個上海的外國人都在他這抽屜裡。還有兩張大光明電影院的票子。沒有被用過的。顯然他自作主張安排了跟我共度一個吃喝玩樂的夜晚,為我造了個好萊塢電影,但回到家沒等著我(我一定和彼得約會去了)。他事後對此事隻字不提,也許他也早忘了。
    我發現他的筆記本裡淨寫著德文。他提防的就是眼下發生的事。但我覺得我能讀得懂一頁頁亂七八糟的記載。眼睛貪婪地梳篦下去。每頁都有「May」出現,有時會出現幾回。第一次記下「May」這個名字是一年多以前。那個日子我當然不會忘記,是我表姐的婚禮,傑克布記下「May」這個穿淡紫長裙的伴娘,不屬於唐人街的一群年輕女子,更不屬於婚禮上寥寥可數的白種人。一個沒著沒落的年輕女子,一個和他一樣的寄居者……
    一本筆記本快記滿了,我看到「May」在每一頁上頻頻躍出。「May」也被他寫得越來越潦草,越來越飄舞,他寫「May」的這一剎那是什麼感覺?感覺把我抓住了?把我認識得淋漓盡致了?就像我心裡一旦出現彼得這名字,就會想,這個名字我將呼喚多久?我此生會呼喚無數次嗎?會呼喚著說:彼得,幫我晾一下衣服,我夠不著!……或者:彼得,能不能請你把收音機開小聲些?我還想睡一會兒呢!……或者:彼得,去看看孩子醒了嗎?……這名字我會一直呼喚到生命的最後一口氣嗎?
    假如傑克布不再回來,我會不會保存他的日記?保存多久?這日記得在我和彼得將來的共同生活中佔據一個什麼位置?一個私密的位置嗎?……

《寄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