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
嚴歌苓接連推出的兩部長篇都是以「躲藏」為主題，《第九個寡婦》寫一個女人將公公藏在紅薯窖十幾年的傳奇；《小姨多鶴》也是一個類似的故事——一個中國家庭怎樣將一個戰後日本孤女藏匿幾十年，以及她與這個家庭的恩怨一生。這兩個長篇的操作手段基本類似，都是既要了傳奇的外殼，又捨了傳奇的驚險緊張，反而將傳奇融入日常生活的涓涓細流裡，用嚴歌苓自己的話來說，是「濃極而淡」。
很多人不明白她何以這樣概括自己的寫作近況，其實只要看看她去美之前的《雌性的草地》就會明白。這部出版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小說，既沒有為她贏得獎項，也好像沒機會被改編成電影，卻是嚴歌苓自己最喜歡、認為寫得最好的小說。事實也確實如此。嚴歌苓這麼多小說，不管是從成長記憶中提取線索的，還是海外移民題材，或新近出來的這兩部長篇力作，說到文學上最華麗的綻放，還是《雌性的草地》。
在這部小說中，嚴歌苓最早、最集中地釋放了她寫作中的兩個重要母題：躲藏、雌（母）性。而這兩個母題也始終糾葛在一起，從《雌性的草地》開始到《小姨多鶴》，嚴歌苓始終放不下的文學情結每每被這兩個母題點燃、貫穿。接連推出兩部躲藏為內容的長篇絕不是偶然，是嚴歌苓早年就情所獨鍾、深埋心中的母題情結使然。
《雌性的草地》就像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也像《茉莉香片》——「我給您沏的這壺茉莉香片，也許是太苦了一點。我將要說給您聽的一段香港傳奇，恐怕也是一樣的苦……」再往後，情結還是這個情結，即使篇幅再長、語言再講究、設計再精心，終究還是原來的茉莉香片又續了水，一杯比一杯淡，就是她所謂的「濃極而淡」了。嚴歌苓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碩士，比之一般的作家，她對自己作品的理性認識要精準得多。
人們會覺得嚴歌苓的兩部新長篇與她以前的國內題材不同，拋棄了個人體驗式，轉向了宏大史詩式。其實她並沒有大變。對很多作家來說，大變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倒是一生的寫作就圍繞一兩個不多的情結而展開。在嚴歌苓小說群中，除卻海外移民題材，明白無誤寫躲藏的就有這三部，而這三部又是嚴歌苓小說的重要作品。
由當初敏感、壓抑的本能性發現，到目前《小姨多鶴》的焦點轉移，嚴歌苓對於這一母題的體認是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明白，也越來越只能靠技術手段來彌補早期生命感覺的缺失和隔膜。這也是為什麼《第九個寡婦》等看上去華麗無比，技術嫻熟，語言地道，但由於並沒有貫注作者本人的生命感覺，而導致文學性讓位於影像性、詩性讓位於故事性。她真的是濃極而淡了。
當然，《第九個寡婦》和《小姨多鶴》其實都偏離了她的初衷，她只是拿了躲藏的主題作了一個故事引子。《第九個寡婦》不如說是一個關於人性以及維護正義的故事。儘管如此歸結有失之簡單的嫌疑，但問題是看完這部小說，人們達到的閱讀效果就是這樣：一個女人頂著巨大的壓力救了她的公公，她在向全體社會挑戰，在與整個時代鬥爭。這個已經先驗地進入人們意識的女人不可避免地成了英雄主人公，意識形態色彩過於明晰是她的弱點。怎麼辦呢？嚴歌苓只好把這個女人的另一面張揚出來，一個寡婦艱難卻不失風流的生命美感最後救贖了她。這個女英雄終於有了一點根基，多了些人味兒，有了活氣兒。
在《小姨多鶴》中，躲藏的焦點也早已轉移，作者的重心不在驚險、恐懼上，起碼她的傳達不能使人為多鶴感到恐懼，恐懼的這根弦從來就沒有繃緊過。
嚴歌苓的濃極而淡，既是她躲藏情結中恐懼感的濃極而淡，也是她小說方法的濃極而淡。她的兩部近作越來越講究技藝，但實際上她又回到了傳統的老路上去了：越來越通俗好懂，越來越好看討喜，再沒有令人消化不了的東西。比起《雌性的草地》在九十年代初給人的刺激性感受，嚴歌苓似乎一路往通俗好看上走下去了。好在《小姨多鶴》還是讓人看到了嚴歌苓畢竟是嚴歌苓，她的否定性是她永遠的秘密武器。《小姨多鶴》應該就是她關於躲藏的終結篇了吧，具有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嚴歌苓或許還應有更廣闊的人性挖掘點。
（何英，青年評論家。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就職於新疆文聯，副研究員。在《當代作家評論》《文學自由談》等多家雜誌報紙發表約70萬字評論作品。著有評論集《呈現新疆》，代表作品有《<虛土>的七個方向》《新疆當代文學生態掃瞄》《對<秦腔>評論的評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