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嚴歌苓《金陵十三釵》
肖龍華
以小說的形式重現歷史事件的作品在近年多有湧現。但從一個女性視角來解讀當初發生在中國的大屠殺事實，並能夠成功將血腥暴力與民族尊嚴再度嵌入今人的心坎，那無疑是破天荒的頭一遭。張純如完成英文版本的《南京大屠殺》後不久便長辭人間，戰爭的罪惡與恐怖足以使一個心智完整的女性陷於無所解救的困境，最終以生命的了結聲張自己無聲的抗議。而歷來被小說評論界看好的嚴歌苓，著手創作這樣一個宏大背景下的以人物命途為題材的小說，應當是接觸了很多第一手的資料或者轉手的資料，大量殘酷的鐵證並沒有擊垮嚴歌苓，她在2005年日本軍隊投降60週年的時刻，用筆書寫對侵略者毫無人道可言的大屠戮的憤怒，對以身反抗陰毒勢力的那群女人那群國際使者投以同情的目光和讚許的喝彩。感性的描述戰爭中小人物的命運或許比冷冰冰的事實更能使人觸摸到歷史的蒼涼，以及冷的兵器與熱的身軀一併毀滅的震撼。看過《金陵十三釵》的讀者無不對塵封的歷史重燃起這樣或者那樣的情感來，也許它的價值就在於此。不忘歷史不忘災難該是一個民族的秉性。
1.多種敘事手法的變換
作者以自敘的口吻，講述她的姨媽書娟在1937年12月南京城的所見所聞。用一個老者的回憶作為切入口，進行全篇的佈局，把讀者的目光直接引向炮火紛飛的現場。這是個高明而實用的手筆。如果以姨媽作為當事人來複述自我的經歷，反而沒有比作為第三方聽證的作者的引述更加扣人心弦。因為作者在說這個故事的時候，是以一個聽眾的身份亦兼以敘述者的姿態與讀者交流，這種直面交流相當直接有效。而且引述的方式避免以第一人稱敘事的困境，這種方式的自由在於它可以調節敘事節奏，插入作者回顧起歷史來的看法及作者與讀者的潛性對話。比如說《金陵十三釵》裡多次寫起教堂以外侵略軍對中國人所犯的罪行，要換作第一人稱來寫顯得拘謹，第一人稱本身的局限使它不適宜在這篇小說裡採用。「我姨媽書娟」是個自由游弋的個體，偶爾消失於文本也不會破壞整體感，反而使我們更深入地接觸那段歷史的其它人其它事。這些人這些事構成小說的要素，比如裝扮成唱詩班的十三個青樓女子的執意投險，刺殺的片段作為小說的最後一幕，卻被演繹成不倒的絕唱。
「我姨媽書娟」貫穿了1937年12月12日直至12月27日這15天裡所有在美國教堂的事件。聖誕前夕之前的敘述以時間為單線結構，平鋪開來。接著日期跳向27日，記述書娟向英格曼神父懺悔的經過。她懊悔於她曾心生惡念，意圖加害妓女趙玉墨。而她父親的這位情人想與她和解，卻被日本兵帶走而失去最後的見面機會。由此書娟回憶起24日下午至晚上的經歷。惡毒的黃軍對唱詩班的少女產生邪念，以一種堂皇的理由，一張體面的請帖，並施以強權的手段使美國神父服帖。在這個關頭13個妓女站出來表示他們願意代替唱詩班的女子前往日軍營帳，她們各懷凶器打算與日本人拚命。書娟之所以懺悔該是因為後面趙玉墨代人受死的勇氣。趙玉墨領頭引十二個姐妹向明知不能回頭的地方走去，這構成書娟的震撼與不安，此前的只由於家庭原因的怨氣消退了。以書娟的懺悔為前調，繼而引出十三釵的悲壯出行，把落差和驚訝留給編輯與讀者們。
2.歷史與複雜人性
起先我感覺《金陵十三釵》裡，突出的人物不是那十三個代唱詩班少女受罪的妓女，而是美國教堂的英格曼神父。英格曼神父是個天主教徒，有著眾生平等的先進理念。他沒有任何歧視中國人的意思，在戰爭中原本不必對中國人施以援手的他是破例地一次接一次地，頂著生命和教堂滅亡的風險幫助瀕臨危亡的中國妓女、軍人甚至一個個被****的路人。英格曼在矛盾鬥爭裡接受30多名妓女的避難，並向他們提供物資及安身之所。當他即將對中國軍人說抱歉趕他們出教堂時，軍人的一個軍禮把他的成命收回。英格曼始終都是彬彬有禮的，對他的隨從和僱人嚴加管教，虔誠地面對上帝嚴格地對待自己，比如他多方設防把尚年幼的孩子轉到國際安全區。當他感覺到美國教堂可能是日本人的目標時，會為擔心辜負家長們的委託而扶梯歎息。在戰爭環境下自身難保而有這等堅持，英格曼神父實在是個特別的人。他面對日本人的刺刀面無懼色，反倒諷刺日本人的十二把刺刀在威脅他。他的威嚴他的正直在和日本軍的數次交鋒中顯露無餘。在首都淪陷的次日，他教育所有女孩為國家為民族而哀悼。他的血性與良知在這裡得到展現。
而金陵十三釵的舉動並非她們的獨創。莫泊桑早在他的小說《羊脂球》裡就提起過，羊脂球是個人人嫌棄的妓女。但戰局變壞、羊脂球的同胞生命垂危時，羊脂球貢獻了自己的身軀給敵軍長官以保全他們的性命。不起眼的妓女有她的生命價值，國難當頭她們反而是國家尊嚴和國人性命的維護者。在重讀《金陵十三釵》之後，我發現不能單純從故事框架上否定作者所著意渲染的人物。因為她們有著不同的動因，不同的心靈發展史，而繁雜的是人性不是故事表層。於是通過整理大致理出下面「十三釵」轉變的幾條主線。
窯姐們最初是有意闖入美國教堂的，她們的樓船已不能維繫其安全。這群不速之客魯莽地和神職人員交涉，以至暴露身體褻瀆神靈，髒話沒有遮攔地湧出，大俗的舉動不斷呈現，避難的她們似乎沒有想過外面人的生死，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天四頓的餐飯上。紅菱為了一罈女兒紅可以委身給陳喬治，她們簡直無視爹娘生養的身體。
受傷的中國軍人被收容進來，與他們同命相連地躲藏。他們在最危急地當刻相遇並感知，她們甚至懂得了自我的處境，也重新找回一些自己的定位。比如陷入愛情甜蜜的豆蔻會一時昏了頭腦，跑上沒有人跡的街市購買琴弦，在臨別時為他的心上人彈奏一曲別歌。然而她命運的曲折並非她所能預想，被輪姦被羞辱的豆蔻在奄奄一息時還念叨王浦生的名字，這不能不說是豆蔻作為一個完整的女人的覺悟。而這種覺悟在兵荒馬亂裡被踐踏得一無是處。
日本軍人搜索在逃中國人。當日本中佐抽刀向王浦生劈去，玉墨這麼想：「這時一對小兩口一個那樣留在陽世，一個這樣身首異處。」我相信這是所有窯姐感受。她們依然憤怒了。後來她們一身素裹站在亡靈前禱告，我想在心裡她們詛咒了日本千萬遍。親近的人的死亡使她們雖恐懼但更悲憤。
最後被濃寫的那一幕慷慨奔赴日本軍營，十三個妓女的行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經歷了那麼多的生死離別。她們已經清楚決不能送鹿肉入虎口了。她們風塵賣笑的本事使她們輕而易舉地裝扮成嬌羞的少女，所謂的刺殺不為別的，只為報復，不計成本的報復。妓女們在戰爭中成長起來，懂得人格和尊嚴，懂得愛與被愛，懂得獲得與犧牲。這就是她們的轉變過程，一群身帶恥辱的女性從不懂自愛到為他人而悲而死，以洗去她們所受的所有委屈。這是她們共同的成長過程。
此外，書娟對這群妓女的感受的變異貫穿著全文。其情感走向在一個只有14歲的少女心裡熔鑄著複雜和微妙。（本處不多議論，這是次要點。同時也是篇幅的限制。）
3.建構歷史的兩種方式
比起教科書式地用數據和圖片來說明事態的輕重曲直，溫情的話語血性的文字更能讓人貼近特定的歷史。明朝的成敗存亡放在一部《桃花扇》裡來演繹，孔尚任說「以離合之悲，寫興亡之情」。從小集體的生存狀況來反映宏大主題有它的可取地方，折射的光芒耀奪眼球。
《金陵十三釵》就是交織大的歷史事件與小集團命運的小說。她把人物放在1937年那最血腥的15天裡。爆炸的炮火，滾滾的黑煙，血橫的屍體，幾十萬的生命喪失在小說裡都有所體現。甚至是國際的友情援助，在小說裡都有提及。為了旁證日本的罪惡，作者特意安排了惠特琳女士的自殺。
作品的主要力量還是放在教堂這個小範圍的活動空間。其中傳神刻畫了英格曼神父等神職人員，中國軍人和以趙玉墨為首的妓女們的形象。並把他們放置在不斷蔓延過來的衝突當中。把他們的個人抉擇與故事發展緊密關聯，環環相扣。英格曼對中國女學生的一貫關護姿態，對妓女以及軍人態度的轉變；中國軍人不懼生死的凜然，對敵的英勇；妓女們的心靈成長過程的微妙；還有書娟與趙玉墨的結怨和出於悔恨而解怨的經過，這些都深深地打動著當今中國的讀者。
我在想，為何這種敘事方法比血的事實更能使人有印象地記住歷史呢？答案應當歸結到人的接受心理。感性的人物，動人的情節，具有波動的變遷過程，也許更能直觸深層的心靈。嚴歌苓的這種編排結構，是史實材料與基於史實的虛構的結合演繹，是把歷史寫得靈動，讓歷史真相鮮活跳動於讀者的眼簾，使人愀然，使人震動，也使人驚醒於本民族有過的這樣的恥辱和災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