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尋找一個人。他究竟是誰我無法知道；相貌、年齡、職業，我全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裡，否則我不可能與他親近起來。我是在半年前發現這個人的，就是說我與他逐步瞭解、親近已有半年。所以現在我非得找他了，非得搞清楚他是誰。此之前，我得讓你們知道我是誰。
我是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女人，剛拿到藝術學位，這座五十層的公寓樓上沒人認得我。一個佔據最小一隅的、出出進進掛著誰也不惹的微笑的東方女人。我教一點書，時而到餐館打打工，還在美術用品商店干半個售貨員。我的收入五花八門，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錢。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勞與寂寞，抑或還有點獨享的快樂。
此外，我還是個晚期失眠症患者。三十歲這年，我不僅是患者，而且晚期了。原以為到美國來這個症不會跟我來。像是淨光一個人來的，跟從娘的產道裡爬出來一樣淨光，沒錢、沒履歷，一切好的惡的附屬全被丟在海關狹狹的甬道那邊。到美國的第一覺我睡得熟透、我便以為失眠也被成功地遺棄在海關那頭了。
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臉，看見一大攤黑色在白床單上。我不認識我的頭髮，但我認識我的失眠。就是這個情形，我的無數輾轉驚擾了它們，它們逐漸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它們開始勒我。
那夜我知道我完了，跟癌症一樣，它回來了就不會再走。這個回歸，就是晚期。輾轉越來越急促，我得頻繁地扯開漸漸絞緊的黑髮。之後我開開燈，對了，就從那夜，我必須睡在明明白白的燈光裡，不想那些漆黑的頭髮再往我頸子上爬。
凌晨三點，我放棄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溫存和耐性，離開了床。床的一步開外是窗子，打開來，捂在我臉上濃稠的冷中有異國的陌生。還有一種我從未體驗過的敏感。我發覺了它——挺遠一座樓上，在與我相仿的高度，有口窗亮著。接下去的一些夜，在我輾轉得瘋狂和疲憊都到極致時，我會突然想：哎，去看看那個窗，還亮不亮著。它亮著，一夜夜亮下去了。我開始想，這是個不平凡的對稱，一個秘密的與我的對稱。
如果我把它講給任何人聽，講到此，人不會再聽下去。人會躲開一個無聊透頂的女人遠些。包括我曾經的室友們。半年前，我即興給自己找到了這個獨房公寓，在五十層樓頂，月租五百。就那麼突然地，我不想再忍受淋浴聲、搖滾、國語肥皂劇、煎炸食物的「絲啦絲啦」，以及廚房裡的蟑螂。按亮燈的一剎，我聽得見它們一哄而散。還有地板上的霉斑，它們蔓延到桌腿、床腿和人腿上。每個人都沒意識到自己在翹腳，因為翹腳是在完成功課、看肥皂劇甚至吃飯中進行的。搬家前，我告訴同胞們我睡不著覺。聽說我花五百塊去買覺，我的同胞對此示出溫和的蔑視。他們來美留學有些年數了，已形成一個階級，我的行為，是種階級背叛。從大陸中國來的人，都懂得它的嚴重。
「現在你睡著覺了？」李海瀾在校門口碰到我問。李海瀾是我的男的朋友，不是男朋友。他也學藝術，先我入學一年，卻到現在還沒畢業。過去他一直勸我別畢業，一畢業就是失業。獎學金好歹管一口飯。「搬到那麼貴的房子裡，該睡得跟屍首一樣了吧？那麼高，什麼還吵得著你？」
我們走進學校咖啡室，他從一隻塑料袋裡掏了一大鋼精鍋冷面，吃起來，一點也不怕嚇著這些美國學生。有人對他瞪眼，他就將鍋作出去：「來點吧？請？」李海瀾什麼都不怕，在課堂翹著腳發的宏論使他在教授眼裡形象優異，思想也優異，因此拿最高獎學金。
「我已經」趁他的臉在鋼精鍋上俯仰，我翻著小日曆卡，數那些被紅筆圈住的數字。有二十八個紅圈。「整整二十八天沒睡覺了。」徹底無眠的二十八個晝夜，李海瀾認為稱得上個事件了。他聽說連續五十天無睡眠，人一定會死，我晚期晚得不剩幾天了。
「你不睡你幹什麼？」李海瀾問我。他要是能夠不睡他一定開卡車去，都說開卡車開得闊。要不他就畫五十元一張的水彩花卉。他的花卉俗得合宜，在每個社會階層都有銷路。「你寫小說？」我搖頭。寫小說跟畫花卉不一樣，不是你拿了筆，鋪上紙它就出得來的。狀態不對。那種狀態下去寫會把天下人都得罪。「不寫你幹什麼呢？」
「就那樣……你說我能幹什麼，大半夜的？」我不知我在斜起嘴笑，但李海瀾說我在冷嘲。我臉虛腫，眼袋低垂，我還能有勁去冷嘲誰。
「你就是太孤獨了！」他把鋼精鍋「當郎」一聲扔進塑料袋，他的課要開始了。「聽我的，找個男朋友。日子就是太孤獨了，不然我也不會和聲聲（他女朋友）搬到一塊兒。你到最擁擠的地鐵上看看，每張臉都被孤獨弄得一模一樣！」他站起身：「我們是這樣的緊密相處，卻又彼此孤獨得要死。哪個詩人這樣說的。」他走走又回來告訴我：「找個男朋友！」
結果李海瀾把事情想得這麼通俗。他根本不懂我對他暗示的那口窗：一個物體一種感覺的存在不會絕對孤立，說不定哪兒就暗暗有個對稱。一個長明的窗對稱另一個長明的窗，一個無眠的夜對稱另一個無眠的夜。
我得去找這個人。
「電話，姓名，郵政編碼都沒有？」廁所裡碰到個女警察，漆黑臉蛋，血紅肥厚的嘴唇，真誇張得漂亮極了。她告訴我地址、電話、姓名都沒有，這個人基本上是沒有的。
我坐在馬桶上換下教書的窄裙，套上餐館的長褲、紅制服。女警察在外面說：「你去看過心理醫生嗎？」
我「嘩」一下拉開馬桶隔間的門，清醒而堅定地說：「有這個人的。」
怎麼會沒這個人呢？一夜、兩夜，三夜，芝加哥那麼多窗泯了燃，燃了泯，它卻始終亮在那兒。亮得並不肯定，像靈性和知覺。
我不想和人再講起它。好比我從不把我最愛的書借給人，人若不懂，書就糟蹋了。我受不了人不懂它。我得認真地悄悄地去尋找，首先要緊的是電話號碼。在某個凌晨，我撥通電話，淡說一個：「哈羅」。都會在那一霎感動：原來連孤獨自身都不是孤立的，總有一分對稱、相伴的孤獨。
電話公司一個蒼老的聲音說：沒有郵政編號、姓名，就等於什麼也沒有。
星期日早上，我用厚粉底遮掉真臉色，步子快樂地下樓去。
我向守門的老爺子問起一幢高度與這座相仿的公寓樓。
「附近？據我所知，這一帶沒有第二幢這樣高的公寓。要麼是辦公樓？」老爺子說。
我肯定它是公寓樓，說完我推開死沉的玻璃門。
「那一定不是附近！」老爺子在我身後抬槓道。
我朝我認定的方向找。街截止了，卻沒見那樓。它是比想像的遠許多。芝加哥的初秋是淡灰的，綠樹都舊了。茸似的雨有點嗆人，我怕走壞這雙好牌子網球鞋，決定乘幾站街車。車上只有七八個乘客，其中一個居然還叫得出我名字。
「不認識我啦？我是虹虹啊，我們在陳老闆店裡一塊做過啊！來，坐啊！」
我記起虹虹來。這個腹上鼓了半隻球的孕婦曾經不這麼醜，一個傻胖傻胖的墨西哥廚房夥計說她的美是頭等，任何殘羹他都撈出渣兒攢在一起給她帶回家。後來虹虹開始向他借錢，再後來飯店丟了一大筆錢，我們都被拉去做測謊試驗。終於來了嗚嗚叫的警車，那個年輕的墨西哥老鄉閃手將一勺滾油潑在自己腳上。他被架上警車時，虹虹在廁所裡化妝。
「我先生星期日還上班！有掙錢的時間，沒花錢的時間！」虹虹兩手插在胳肢窩下，胳膊擱在大腹形成的平台上。我想虹虹千萬別抽出手，亮個大鑽石出來，偏偏就是顆大鑽石；隨虹虹手勢，它劃來劃去像顆流星。我又想，虹虹千萬別迫不及待炫示自己住什麼價房子，開什麼牌子車。馬上地，虹虹歎氣說她家房太大、院太大，像住深山老林。我還想，虹虹千萬別一擲千金請我一頓，我卻果然被拽進一家豪華館子。最後我想，虹虹你饒了我，千萬別提「上你那兒看看。」
「你住哪兒。」虹虹在付賬後問。
「離這兒挺遠。」
「走，我叫輛計程車送你回去，順便上你那兒看看。」
看了一遭，虹虹的銳氣被挫掉不少，我的屋窮歸窮，並不如她預期的狼狽。電話閒許久了，偶爾鈴響，我撲上去，會先嗆一口灰塵。裡面越來越少傳出我熟悉的聲音：親熱的罵，有關買到一件便宜東西的叨叨。誰也不明白每個人怎麼就變得孤寡了，不易取悅了，儘管一有人主張聚會，仍是翻天覆地的鬧。就像現在，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開心，但我看不出我生活裡幹嗎得有個虹虹。我會在我實在睡不著時打個電話找她解悶嗎？我不會。到美國長了，每個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萬別，虹虹的苦楚是對洋菜館的仇恨，若我與她互吐苦衷，一定像聾子的對話，天上一句、地下一句。
「你這窗外，要是有樹就棒了。」虹虹評論。
我訕訕說，這是五十層，有這麼高的樹嗎？我希望虹虹千萬別留意窗台上一副微型望遠鏡。虹虹的眼已經叼住了它們。她向我斜起眼笑，那麼一輕佻，意思說，我還以為只有男單身漢才玩這勾當。虹虹端起望遠鏡，臉作著怪。這時天黑了，雨尖裡幾乎所有燈都亮著。
望遠鏡從未幫我把那口窗看清晰些。我想證實那盞燈下並非拱著一幫牌鬼子，八隻表情複雜的手從東西南北伸來，桌角撂著來路清白的鈔票——他們有的是力氣血汗，賺錢不比搶錢難。他們一天天活著，每天都是個開始，每天也都是末日。其中也有像我和虹虹這樣，從遙遠的國度傻乎乎，高高興興地就來了。像虹虹和我，手指掐住一個地圖上的街名，扎進一家家餐館，拿準備在舌尖上的英語問：「您這兒要人嗎？」
聽到個「要」字時，頓時想，什麼什麼都有了著落。而等我拿著藝術學位走出最艱辛的日子，我發覺自己的一點天賦早已死了。或許天賦是必須死的東西，它的死換來了多種多樣的生。我甚至打根上就懷疑我伏在案上，讓筆在無數格子上爬的手藝是天賦。
虹虹在十點左右離開的。我送她到樓下，在計程車駛來的瞬間，我一把揪住她胳膊。
「怎麼辦？我在找一個人！」
「啊？！」虹虹說。
「我失眠整整三十九天了！」
虹虹想了一會，堅決地對我說：「決不要吃安眠藥！」然後車把這個虹虹帶走了。
李海瀾押著我到了學校的學生咨詢中心。每星期三是健康、心理咨詢。李海瀾說二者我都急需。我病得很不輕了，不找醫生，卻上天入地一樣找「一個人」，在李海瀾看，得好好治了。李海瀾有四年沒看牙醫了，起碼起碼，我想。在他豁大了嘴笑時，你看得見他萎縮到牙根發黑的牙齦。又萎縮得不統一，參差著，牙更是長長短短。我們都不能再窮困下去了。李海瀾嘴角還翹著牙籤，對豐衣足食、定時看牙醫的美國學生和教授來說，他窮出了風格、樣式；窮出了自我宣言，這些正是搞藝術者頂要追求的。
李海瀾走後，我發現了他。他也在等著咨詢什麼。我不好意思再問他的名字，一年前他就告訴了我。那時他領我辦入學登記手續。一年中他給我買過兩杯咖啡，教我使用圖書館的藏書顯微機，讚美過我的英語、外套、頭髮，還有其他。
我們都沒問過對方的年齡。
「你來做什麼？」我問。
「你呢？」他看我笑。
我們同時發覺各自的咨詢挺見鬼的。他約我出去走走。傍黑了，去哪兒呢。我喜歡他在過街時下意識地拉拉我手，過後又有意識地趕緊鬆開。我還喜歡他在一遇到乞丐時用身子把我隔到另一邊。再就是他的一點點神經質。溫雅、無侵略性。
「你咨詢什麼？」他問。我們坐在我打工的餐館，工友們見我和個「鬼子」一塊都裝不認識我，也不給我名分下百分之三十的折扣，眼光卻充滿恭禧。
「我想問問，怎麼找到個人，沒有姓名、郵電編號。」
「電話呢？」
「也沒有。」
「是個什麼樣的人？」
「一個失眠者。」這令我驚訝：在此之前，我並沒有斷定過他屬於什麼樣的人。我想到過他可能是個會計，或一個電腦技工，喜好沒完的工作，將一堆字碼帶回了家，幾乎是幸福地度過一個個碌碌有為的夜。在街燈黯淡時，他將掀起長痔瘡的屁股，仰起他正在沙漠化的頭，打個長哈欠，有點感動和心醉於自己的律己和不無聊。我更多地想像：他是個像我一樣的著書者；那種對自己潛力、才華期望過高，夜夜熬自己、搾自己，想最終從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搾出偉大聲名的一類人，他們在每個世紀、每個時代、每個國度都佔據一個徹夜長明的窗。「一個失眠症患者」我正色對他說。不管他是幹什麼的，失眠是事情的實質。這樣我和他的遙遙相望，遙遙地相依為命就有了實質意義。
他用棕色眼睛看著我，眼神告訴我他是把我的荒誕作為一種情調來接受的。
遇到虹虹之後，我再次向那座樓偵察過。是個寂靜的正午，我向它出發。途中，我把錢包給了個十七八的黑男孩，不然他手裡的刀就把我捅了。其實我褲兜裡有一枚小型催淚瓦斯，但我沒用它，因男孩在接過錢包時說了聲極動人的「對不起」。我只對他逃去的背影說：「請扔下我的身份證」。不僅身份證，他一路扔下了我所有的證，醫療證、學生證、借書證，社會保險證。我逐一撿回它們，心很飽滿，有了這些證，就證明是有我這個人的。
「哈，失眠者？」他說，用的是英文術語。「這個國家失眠者大多！沒看電視上有多少安眠藥廣告嗎？廣告不是說，由於賺錢、謀生、債務的壓力，失眠者越來越多？廣告倒沒說，失眠是因為人相互間的疏遠、親近的淡化、孤獨感無法得到排遣……」
「你怎麼知道？」我說。
他看著我，看著我。像個警察或醫生，專門會從人身上看出麻煩和未來的麻煩。
「真的，你看上去不怎麼好。」他說。
「你也是？」
「我也是。」他眼神霧掉了，說，有時的孤獨真那麼厚、那麼稠。「不過，你看上去……你到底怎麼了？」
「我就是在尋找一個人。聽我說……」
他搖搖頭，意思是，我理解你的胡鬧。在美國，生活之所以便當，是因為每件東西都有自己的公式。他在發現我這個人的公式，企圖拿公式演算我的心理：茫然=迷惘—理性低潮—精神無定性—某種癲狂。
「失眠會讓人產生憶想，出現一種不真實的境界……」他對我輕柔地說。
這時我們已走在路燈下、燈光中，芝加哥不白的雪花哆嗦著落。我在這一剎那發現他恰恰是高高的、淡舊的，兩彎棕色眉弓非常多愁善感，我心裡的失眠者就該這模樣。
「沒有姓名、地址、電話。這個人就找不著嗎？」我說。
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臉頰，愛憐極了。
星期五，我照例打一天餐館。雖然餐館的活兒會引起脫肛、上火、背肌勞損之類的職業病，以及奴顏媚骨的笑、忍辱負重的站立行走等等，掙得還不壞。進門時，四個工友正圍著一張桌在折餐巾。這是上午，我臉上糊了一層厚顏色，在上帝給我的那張臉上造出了另一張臉。他們說不需要人折餐巾了，需要人去冰庫扛冰。他們的臉新鮮，與紅制服紅得不分誰是誰。我突然冒出股憤怒。昨天夜裡你們都睡得很好。睡眠，在夜裡是個島，人得渡到那兒去尋求安全。渡不過去的，譬如我，就在夜裡成了所有人的異類。你們自然全渡過去了，在那裡相會盟結，白天的戒備和敵意在那裡全都得到了協調統一，單單撇下我，落伍失群，孤獨得這樣徹底！
我搬第二桶冰時，他們大聲叫我：「作家！老闆每天賺一千，只給我們每小時四塊五，我們要鬧革命，你參加不參加？」
這事你們找我來啦？你們結了伴一同睡得內外一新，你們想到了不平等不公道；你們從未留意到你們那長長的、安全的、正常的睡眠盟結中並沒有我？你們撇下我，這個不平等不公道對我更要緊。鬧革命，我不喜歡這主意，我一星期的營養不良全靠禮拜五這天補過來。
又聽了叫：「作家，老闆娘要生孩子，我們祝孩子沒屁眼兒，你祝不祝？」
搬第三桶冰我倒了。這麼虛弱，我是沒料到的。工友們問我怎麼了，我的淚一滴滴流下來：怎樣啟得了口呢？我那不可理喻，見不得人的一點兒眷戀？……
我終於找到了那座樓，它和我住的那座相仿地高，樓下草坪也頗癩痢，草菊花也是烏紫色。還有那些出入的人，也都牽著狗，安分滿足，誰都怕和誰多說一句話。所有住戶的名字是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密密麻麻，我全不知從哪兒找起。一有人進出，我馬上把眼睛從那些名字上挪開。也像我的住處一樣，它有繁瑣的安全裝置，首先得有密碼，其次得有許可，任何像我這樣的來訪目的不明或詭密的，都被罰在雙層玻璃門外枯站。
先是出來個輪椅的老頭，我想借幫他開門的機會溜進去，他卻說：「你等人？等吧。」
再是個中年人，心事忡忡對我笑笑，井沒有問我：需要幫助嗎？他是個神職人員，因為他突然打個彎到我面前，給了我一本小冊子，叫做：「你是被愛著的」，封面上有個張開雙臂的老太爺，大約是個蹩腳畫匠理解中的上帝。
在我離開那樓，向巴士站走去時，迎面碰上個人。那人年輕，蒼白得人。他對我說：「嘿！」我才認出，是他。他著運動裝束是完全意外的形象。我說：「你也住這一帶！」
「去湖邊嗎？」他說。
只要我再走慢些，就能甩掉他。事情出現了突變，那窗那樓和他似乎一下子有了聯繫，讓我好好理理心緒。
「為什麼不呢？和我一起跑跑。來呀！就是一夜不睡覺，沿湖邊跑跑，人會得到新鮮的神志，會忽然有種優越於全人類的感覺。否則，沒有恰當的睡眠，會感到於自卑於其他人。」他說，腳步有板有眼地原地踏著。
我驀然看見他兩眼下的暗暈，這給了我某種線索。
「昨晚你失眠了？」
「失眠在拉丁語中也叫Insomenia。失眠是個古老的病。」
巴士出現在路的盡頭。
「不和我一起去湖邊了嗎？」
「不。」我說。
他向前彈去。我看他跑遠，一片冬天的影子滑潤地被他拖著。他不健壯的身體被太陽追得更贏弱；越來越細小的他卻有了個肯定的輪廓。
李海瀾「啊」了一聲。「你還活著？」
這已證實了，無醫無藥可救我，我卻依然活著。我顯然活過他預言的大限了。
「嘿，我找到那個人了。」我說。
「看見你和一個老美在一塊兒。可惜他不是咱中國人，不過你又不是我的妹妹。」
「就一個名字，還有一個郵政號，找了我好多天！」我興奮地說。
「你和那個老美怎麼了呢？他在學校教法語，收入還行。」
我在想，我和「老美」怎麼了呢？整整一個冬天，我和他每天都會碰一回面，像是我倆誰在盯著誰。
「你得找個伴兒！有個人說說話打打岔什麼的，還是很實惠的。」
李海瀾認為他已看透了我，看透了整個事情的結局。他沒工夫聽我解釋那個「老美」和我。還在冬天，他提出送我回家。快進電梯時，我要他等等。他問我做什麼，我說：信！他輕蔑似地笑道：你還有信？我說：信也沒有，睡眠也沒有，什麼來切割每一天呢？日子不更過瞎了。他陪我走向密匝擁擠的信箱群落。我常常驚心動魄地打開信箱，它是日子裡惟一一個謎。我用手將信箱掃了一周，什麼也沒有。父母已習慣不給我信，或說，已習慣不常收到我的信了。正如他們從我的愉快中讀出不愉快。我也能從他們的健康中讀出病痛。
信箱空的，他尷尬似的笑笑。
在電梯裡，他吻我了。他說他愛我快趕上愛他自己了，我沒有「嗤」一聲笑出來。他有許多年沒收到過信了，他的答話機十分負責地替他應接電話。他每天服維他命藥粒、給室內植物澆水、長跑、到三個大學教法文和法國文學，他還有個女鄰居，總來叩門，要他幫忙拉她衣裙背後的拉鏈。
入夜了，雪下得大起來。我躺在他懷裡，明明白白躺在燈光裡。兩點了，他說。我將他又摟得緊些。人們都渡到「睡眠」那個安全的島上去了。我問他：可感覺地殼在一鼓一癟地呼吸；落雪一片片在彼此廝摩？
他竟沒有回答，我一下子坐起來。
他怎麼可能睡著？他怎麼可以與我緊依著，卻和所有人一塊遠遠渡去了？這怎麼了得？我從未體味過如此徹底的背叛，以及它帶給我如此徹底的孤獨。我突然想起什麼，躍起，撲向窗。在撕開窗簾時，我心裡是陣神秘的劇痛。遙遠的樓上，那個窗仍亮著。我承認我的不忠貞，但我不是存心的。
那以後，我躲著「老美」。他暗示我們住到一塊，我暗示他那夜他睡著了。他對我這個傷心的、帶有揭露性的暗示非常無辜純潔地笑了。
「那個老美哪點不對你路子？長得不錯，手指頭上沒那麼些毛，人多斯文！」李海瀾說。
「你根本不瞭解我。」我說。
「你這人很不實際！」
「我是很不實際。」
「不實際有什麼正確？!「李海瀾，我曾經的室友，在此時凶了我一眼，奔他的課去了。
我真的撐不下去了，精神和肉體都被這失眠蠶食得差不多了。我將手臂伸長在骯髒的桌上，頭埋在它們之間，搖滾把這個咖啡室弄成了個鍛造車間。
出校門我見「老美」等在風裡。一點兒不忍和感動，使我幾乎又要答應他陪我回家。我還是請他離開了我。我眼裡脹著淚，他也是。可他連伴兒也不是；他不能把無眠的長夜分走一半。
這就回到了小說的開始，回到我在尋找的那個人身上。這時我在五十層樓上的公寓裡，失盡了一切情、誼、開懷和體諒。我從床上翻身下地，撕開纏滿脖子的黑髮。這是凌晨兩點，我卻離睡眠越來越遠。
窗簾被拉開，我的渾身大汗頃刻凝下來。一看見那窗，我放了心；只要它還在那兒、亮著，它就還是我的。就今夜吧，怎麼樣？我對自己說。半年來，我總是在這個時間想到他。我終於從那一大片繁密的住戶姓名上找到了他的名字，我把它寫在一張黃顏色小紙片上，和一些英文生詞一塊，滿滿貼在寫字檯上方的牆上。
這夜我撕下這個名字，又搬出兩大本電話簿。我的指尖從無數名字上掠過，氣越喘越短。我想，我一定得打這個電話了，名字、電話號碼、勇氣都來得那麼不易。
七位數的號碼，我頂多按到五位，手指頭就亂。於是我拳起手，只留根食指在外面，信號出來了，我一下又壓下話機。那邊若出來個「哈羅！」我這頭該怎麼說？說：「我想認識你。」或者：「我們一直是認識的，你一直在陪伴我……」
對，對。真是這樣，你是惟一肯陪我醒著的人。或許這些都是多出來的話，一個「哈羅」就很好了，其他的，看「哈羅」後面的直覺。
結果我沒有把這個電話打出去。不知怎麼一來我還是將打電話的慾望壓制了。
第二天早上去餐館打工，意外地，工友們邀我參加折餐巾。他們在哈欠連天地議論一件事。一個工友在今早開車路過一座公寓樓，見到警察和人群在處理一位自殺者。他從樓頂一層破窗墜落，把樓下被陳雪壓了一冬的草菊花砸出個「大」字來。是個男人，年輕的，像胎毛的軟頭髮給風吹來吹去。那樓上的居民都在周圍遛狗，都說不認識他。
當夜，我不再有打不打電話的痛苦躊躇，我躺在床上，將自己身體裝殮進絲質睡裙，心裡一遍遍默習工友形容他的模樣，我熄了燈的獨房公寓裡是渾濁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