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血》問世後，有位戰友打電話給我，說：“你把我寫得太惡劣了，我真有那麼可惡嗎？”聽他聲音充滿委屈，還有點悲憤，我笑了說：“你不如他可惡；但你也不如他可愛。”他又說：“那你寫的究竟是不是我呀？”這下我張口結舌了。他如今已是位頗有名氣的青年音樂指揮家了，卻把小說與生活的關係看得如此直接。還有一位非常硬朗地活著的戰友，我在小說中讓她死了，自然更讓我提心吊膽，怕她一旦向我發難：“就算我倆過去不和，你也不必咒我死啊！”那我更說不清了。雖然我用最高貴的一筆——死——來完成一個至美的人格，但我恐怕還是得不到‘徹底的原諒。我不如趁現在費些口舌，講講我對“死”的吝嗇。我從不將“死”亂施於人。我認為此人物美得不能再美，必須用“死”才能把這美推向一個其他方式無法達到的高潮，讓我自己的情感在此趨向飽和，我才捨得賦予他（她）“死”的奇異光環。儘管我這般累贅地表白自己用心善良，人家信不信卻由不得我。
《一個女兵的悄悄話》也將奉獻給讀者，同時奉獻給戰友們。假如他們讀畢此書，就將我派定為書中女主人公，那麼我同樣有口難言。陶小童與書中其他人物一樣，具有獨立的人格，在還原生活方面，它與《綠血》已拉開了不短的距離。我不否認小說中大量的生活是我的親身經歷，這些生活場景的描寫會勾起戰友們清晰的回憶。但我並不僅僅採集生活，再忠實地將它們製成標本。這些生活在我筆下變得有些奇形怪狀，令人發笑又令人不快。十多年前，我們存在於這些生活之中，毫不懷疑它的合情合理，而多年過去，當我的目光幾經折射去回望時，當年合情合理的生活就顯出了荒誕的意味。於是，我便對同齡人整個青春的作為感到不可思議。
十年，我們赤誠而蒙昧。反常的社會生活必產生反常的心態，種種不可思議的行動便是反常心態的外化。因此“悄悄話”一眼望去，滿目荒唐。為強調一種荒唐效果，使人們透過荒唐去重新審定整個民族的素質，我在《悄悄話》的創作中背叛了我曾經的手法。在人物設計中，我也企圖掙脫人物命運的困擾，儘管它長久以來作為小說主動脈存在著。我給每個人物設計了怪癖。他們的怪癖可以說是社會荒謬因素的濃縮。或者說，這種怪癖不是通常理解的怪癖，它成了一個個似是而非的人物符號。《綠血》之後，我試著不通過性格刻畫來寫人，寫個性而不是性格。也許這種“人物符號”求得了一點神似。它談不上豐滿、真實、多側面，但我認為比起《綠血》，它向人的本質邁進了一步。
在“悄悄話”寫作前，我把握十足，感到這部小說我一定會寫得出色，但掩卷之後，尤其幾個月後重翻一遍時，便十分惱恨自己，無一處不是言不達意，較深的思考到紙上竟如此膚淺，幾乎沒一個段落讓我得意。但鑒於我目前的才力，也只好充滿遺憾地送它上路。
記得我發過誓，這部小說若寫不好，就永不再寫，看來我對我擁有的生活、細節過分依賴，也對自己的聰明寄希望過大，結果自己辜負了自己。三十歲的今天，我把“悄悄話”自胸懷捧出，若有所得又若有所失。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也莊嚴地參加進去過，荒唐與莊嚴就是我們青春的組成部分。但我不小看我的青春，曾經信以為真的東西，也算作信仰了。凡是信仰過的，都應當尊重。我尊重它，寫下它，便對自己的青春有了交代。
作者一九八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