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魯爾福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他那篇令人感動的文章《回憶胡安·魯爾福》裡這樣寫道:「對於胡安·魯爾福作品的深入瞭解,終於使我找到了為繼續寫我的書而需要尋找的道路……他的作品不過三百頁,但是它幾乎和我們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樣浩瀚,我相信也會一樣經久不衰。」

這段話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首先是一位作家對於另一位作家意味著什麼?顯然,這是文學裡最為奇妙的經歷之一。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加西亞·馬爾克斯提醒我們,這是歐內斯特·海明威開槍自斃的那一天,而他自己漂泊的生涯仍在繼續著,這一天他來到了墨西哥,來到了胡安·魯爾福所居住的城市。在此之前,他在巴黎苦苦熬過了三個年頭,又在紐約遊蕩了八個月,然後他的生命把他帶入了三十二歲,妻子梅塞德斯陪伴著他,孩子還小,他在墨西哥找到了工作。加西亞·馬爾克斯認為自己十分瞭解拉丁美洲的文學,自然也十分瞭解墨西哥的文學,可是他不知道胡安·魯爾福;他在墨西哥的同事和朋友都非常熟悉胡安·魯爾福的作品,可是沒有人告訴他。當時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出版了《枯枝敗葉》,而另外的三本書《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惡時辰》和《格蘭德大媽的葬禮》也快要出版,他的天才已經初露端倪,可是只有作者知道自己正在經歷著什麼,他正在經歷著倒霉的時光,因為他的寫作進入了死胡同,他找不到可以鑽出去的裂縫。就在這個時候,他的朋友阿爾瓦羅·穆蒂斯提著一捆書來到了,並且從裡面抽出了最薄的那一本遞給他,《佩德羅·巴拉莫》,在那個不眠之夜,加西亞·馬爾克斯和胡安·魯爾福相遇了。

這可能是文學裡最為動人的相遇了。當然,還有讓—保羅·薩特在巴黎的公園的椅子上讀到了卡夫卡;博爾赫斯讀到了奧斯卡·王爾德;阿爾貝·加繆讀到了威廉·福克納;波德萊爾讀到了愛倫·坡;尤金·奧尼爾讀到了斯特林堡;毛姆讀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名字的古怪拼寫曾經使讓—保羅·薩特發出一陣譏笑,可是當他讀完卡夫卡的作品以後,他就只能去譏笑自己了。

文學就是這樣獲得了繼承。一個法國人和一個奧地利人,或者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俄國人,儘管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空間,使用不同的語言和喜愛不同的服裝,愛上了不同的女人和不同的男人,而且屬於各自不同的命運。這些理由的存在,讓他們即使有機會坐到了一起,也會視而不見。可是有一個理由,只有一個理由可以使他們跨越時間和空間,跨越死亡和偏見,在對方的臉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在對方的胸口聽到了自己的心跳,有時候,文學可以使兩個截然不同的人成為一個人。因此,當一個哥倫比亞人和一個墨西哥人突然相遇時,就是上帝也無法阻攔他們了。加西亞·馬爾克斯找到了可以鑽出死胡同的裂縫,《佩德羅·巴拉莫》成為了一道亮光,可能是十分微弱的亮光,然而使一個人絕處逢生已經綽綽有餘。

一個作家的寫作影響了另一個作家的寫作,這已經成為了文學中寫作的繼續,讓古已有之的情感和源遠流長的思想得到繼續,這裡不存在誰在獲利的問題,也不存在誰被覆蓋的問題,文學中的影響就像植物沐浴著的陽光一樣,植物需要陽光的照耀並不是希望自己能夠成為陽光,而是始終要以植物的方式去茁壯成長。另一方面,植物的成長也表明了陽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一個作家的寫作也同樣如此,其他作家的影響恰恰是為了使自己不斷地去發現自己,使自己寫作的獨立性更加完整,同時也使文學得到了延伸,使人們的閱讀有機會瞭解今天作家的寫作,同時也會更多地去瞭解過去作家的寫作。文學就像是道路一樣,兩端都是方向,人們的閱讀之旅在經過胡安·魯爾福之後,來到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車站;反過來,經過了加西亞·馬爾克斯,同樣也能抵達胡安·魯爾福。兩個各自獨立的作家就像他們各自獨立的地區,某一條精神之路使他們有了聯結,他們已經相得益彰了。

在《回憶胡安·魯爾福》裡,加西亞·馬爾克斯指出了這位作家的作品不過三百頁,可是他像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樣浩瀚。馬爾克斯不惜越過莎士比亞,尋找一個數量更為驚人的作家來完成自己的比喻。在這裡,加西亞·馬爾克斯指出了一個文學中存在已久的事實,那就是作品的浩瀚和作品的數量不是一回事。

就像E.M.福斯特這樣指出了T.S.艾略特;威廉·福克納指出了捨伍德·安德森;艾薩克·辛格指出了布魯諾·舒爾茨;厄普代克指出了博爾赫斯……人們議論紛紛,在那些數量極其有限的作家的作品中如何獲得了廣闊無邊的閱讀。柯勒律治認為存在著四類閱讀的方式,第一類是「海綿」式的閱讀,輕而易舉地將讀到的吸入體內,同樣也可以輕而易舉地排出;第二類是「沙漏計時器」式,他們一本接一本地閱讀只是為了在計時器裡漏一遍;第三類是「過濾器」式,廣泛地閱讀只是為了在記憶裡留下一鱗半爪;第四類才是柯勒律治希望看到的閱讀,他們的閱讀不僅是為了自己獲益,而且也為了別人有可能來運用他們的知識,然而這樣的讀者在柯勒律治眼中是「猶如絢麗的鑽石一般既貴重又稀有的人」。顯然,加西亞·馬爾克斯是一顆柯勒律治理想中的「絢麗的鑽石」。

柯勒律治把難題留給了閱讀,然後他指責了多數人對待詞語的輕率態度,他的指責使他顯得模稜兩可,一方面表達了他對流行的閱讀方式的不滿,另一方面他也沒有放過那些不負責任的寫作。其實根源就在這裡,正是那些輕率地對待詞語的寫作者,而且這樣的惡習在每一個時代都是蔚然成風,當胡安·魯爾福以自己傑出的寫作從而獲得永生時,另一類作家傷害文學的寫作,也就是寫作的惡習也同樣可以超越死亡而世代相傳。這就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為什麼要區分作品的浩瀚和作品的數量的理由,也是柯勒律治尋找第四類閱讀的熱情所在。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文章裡繼續寫道:「當有人對卡洛斯·維洛說我能夠整段整段地背誦《佩德羅·巴拉莫》時,我依然沉醉在胡安·魯爾福的作品中。其實,情況還遠不止於此;我能夠背誦全書,且能倒背,不出大錯。並且我還能說出每個故事在我讀的那本書的哪一頁上,沒有一個人物的任何特點我不熟悉。」

還有什麼樣的閱讀能夠像馬爾克斯這樣持久、赤誠、深入和廣泛?就是對待自己的作品,馬爾克斯也很難做到不出大錯地倒背。在柯勒律治欲言又止之處,加西亞·馬爾克斯更為現實地指出了閱讀存在著無邊無際的廣泛性。對馬爾克斯而言,完整的或者片斷的,最終又是不斷地對《佩德羅·巴拉莫》的閱讀過程,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是一次次寫作的過程,「沒有一個人物的任何特點我不熟悉」,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閱讀成為了另一支筆,不斷複寫著,也不斷續寫著《佩德羅·巴拉莫》。不過他沒有寫在紙上,而是寫進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之河。然後他換了一支筆,以完全獨立的方式寫下了《百年孤獨》,這一次他寫在了紙上。

實際上,胡安·魯爾福在《佩德羅·巴拉莫》和《烈火中的平原》的寫作中,已經顯示了寫作永不結束的事實,這似乎也是存在於一切優秀作品中的事實。就像貝瑞遜讚揚海明威《老人與海》「無處不洋溢著象徵」一樣,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也具有了同樣的品質。作品完成之後寫作的未完成,這幾乎成為了《佩德羅·巴拉莫》最重要的品質。在這部只有一百多頁的作品裡,似乎在每一個小節的後面都可以將敘述繼續下去,使它成為一部一千頁的書,成為一部無盡的書。可是誰也無法繼續《佩德羅·巴拉莫》的敘述,就是胡安·魯爾福自己也同樣無法繼續。雖然這是一部永遠有待於完成的書,可它又是一部永遠不能完成的書。不過,它始終是一部敞開的書。

胡安·魯爾福沒有邊界的寫作,也取消了加西亞·馬爾克斯閱讀的邊界,這就是馬爾克斯為什麼可以將《佩德羅·巴拉莫》背誦下來。就像胡安·魯爾福的寫作沒有完成一樣,馬爾克斯的閱讀在每一次結束之後也同樣沒有完成,如同他自己的寫作。現在,我們可以理解加西亞·馬爾克斯為什麼在胡安·魯爾福的作品裡讀到了索福克勒斯般的浩瀚,是因為他在一部薄薄的書中獲得了無邊無際的閱讀。同時也可以理解馬爾克斯的另一個感受:與那些受到人們廣泛談論的經典作家不一樣,胡安·魯爾福的命運是——受到了人們廣泛的閱讀。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六日

《文學或者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