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夏天的時候，我與阿爾巴尼亞作家卡塔雷爾在意大利的都靈相遇，我們坐在都靈的劇場餐廳裡通過翻譯聊著，不通過翻譯吃著喝著。這時的卡塔雷爾已經僑居法國，應該是阿爾巴尼亞裔法國作家了。九十年代初，作家出版社出版過他的一部小說《亡軍的將領》，我碰巧讀過這部小說。他可能是阿爾巴尼亞當今最重要的作家，像其他流亡西方的東歐作家那樣，他曾經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國。我們見面的時候已經沒有這個問題了，只要他願意，任何時候都可以回去了。不過他告訴我，他回去的次數並不多。原因是他每次回到阿爾巴尼亞都覺得很累，他說只要他一回去，他在地拉那的家就會像個酒吧一樣熱鬧，認識和不認識的人都會去訪問他，最少的時候也會有二十多人。
因為中國和阿爾巴尼亞曾經有過「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友誼，我與卡塔雷爾聊天時都顯得很興奮，我提到了霍查和謝胡，他提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四位當年的國家領導人的名字在我們的談話裡頻繁出現。卡塔雷爾在「文革」時訪問過中國，他在說到毛澤東和周恩來時，是極其準確的中文發音。我們就像是兩個追星族在議論四個搖滾巨星的名字一樣興高采烈。當時一位意大利的文學批評家總想插進來和我們一起聊天，可是他沒有我們的經歷，他就進入不了我們的談話。他一會兒批評我們中國法律制度裡的死刑，想把我拉過去，我沒理他；他一會兒又提到了科索沃的問題，他激動地指責塞族人是如何迫害阿族人，他以為身為阿族的卡塔雷爾一定會跟著他激動，可是卡塔雷爾正和我一起在回憶裡激動，我們都顧不上他。
後來我們談到了文學，我們說到了德國作家西格弗裡德·倫茨，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說起的，可能是我們共同喜愛倫茨的小說《德語課》。這部可以被解釋為反法西斯的小說，也就可以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出版。
卡塔雷爾說了一個他的《德語課》的故事。前面提到的《亡軍的將領》，這是卡塔雷爾的重要作品。他告訴我，他在寫完這部書的時候，無法在阿爾巴尼亞出版，他想讓這本書偷渡到西方去出版。他的方法十分巧妙，就是將書藏在書裡偷渡出去。他委託朋友在印刷廠首先排版印刷出來，發行量當然只有一冊，然後他將《德語課》的封面小心撕下來，再粘貼上去，成為《亡軍的將領》的封面。就這樣德國人倫茨幫助了阿爾巴尼亞人卡塔雷爾，這部掛羊頭賣狗肉的書順利地混過了海關的檢查，去了法國和其他更多的國家，後來也來到了中國。
我說了一個我的《德語課》的故事。我第一次讀到倫茨的小說是《麵包與運動》，第二次就是這部《德語課》。那時候我在魯迅文學院，我記得當時這部書震撼了我，在一個孩子天真的敘述裡，我的閱讀卻在經歷著驚心動魄。這是一本讀過以後不願意失去它的小說，我一直沒有將它歸還給學校圖書館。這書是八十年代翻譯成中文出版的，當時的出版業還處於計劃經濟時代，絕大多數的書都是只有一版，買到就買到了，買不到就永遠沒有了。我知道如果我將《德語課》歸還的話，我可能會永遠失去它。我一直將它留在身邊，直到畢業時必須將所借圖書歸還，否則就按書價的三倍罰款。我當然選擇了罰款，我說書丟了。我將它帶回了浙江，後來我定居北京時，又把它帶回到了北京。
然後在一九九八年，一個中國人和一個阿爾巴尼亞人，在一個名叫意大利的國家裡，各自講述了和一個德國人有關的故事。這時候我覺得文學真是無限美好，它在通過閱讀被人們所銘記的時候，也在通過其他更多的方式被人們所銘記。
二四年十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