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晚郵報》請我寫一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週年的文章，我就想起前幾天和幾位朋友在長安街旁的飯店吃晚飯，吃完飯準備回家時，發現長安街已經封鎖了，說是國慶遊行的隊伍正在排練，我只能讓出租車繞很遠的路回家。出租車司機告訴我，這些日子差不多每天晚上十點鐘以後，長安街都會被封鎖，就是為了參加國慶的隊伍進行遊行排練。我在報紙上讀到：到了國慶節的那一天，參加遊行慶祝的人有五十萬。這只是參加表演的人數，如果算上前去觀看的人，我想肯定會有一百多萬。我還在報紙上讀到：國慶時，在天安門廣場東側，北京最大的公共廁所將會建成開放，報紙上說這個廁所有四百七十平方米，而且還用文學的語言描述它——「潔白的地板磚，精緻的壁牆，舒緩的輕音樂，寬敞舒適的大廳，空調……」
我定居北京已經有十年了，我從來沒有在國慶節這天去過長安街上的天安門廣場。可是想想過去，天安門廣場對我來說是令人神往的地方。我是在中國的南方出生和長大，應該說，我是在一個壓抑人性和令人恐懼的時代裡成長起來的，我在讀小學的時候，一位女同學僅僅是將毛澤東的畫像折疊了一下，便被當成了反革命分子，十來歲的小小年紀就被揪到台上批鬥。那時候因為將毛澤東比喻成太陽，因此在傍晚的時候我們誰都不敢說太陽落山了，更不敢說太陽掉下去了，只能說天黑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們天天唱著這樣的歌：「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
我想起來曾經有過一張照片，照片中的我大約十五歲左右，站在廣場中央，背景就是天安門城樓，而且毛澤東的巨幅畫像也在照片裡隱約可見。有趣的是這張照片並不是攝於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而是攝於千里之外的一個小鎮的照相館裡。當時我站著的地方不過十五平方米，天安門廣場其實是畫在牆上的佈景。可是從照片上看，我像是真的站在天安門廣場上，唯一的破綻就是我身後的廣場上空無一人。我非常珍愛這一張照片，因為它凝聚了我少年時代全部的夢想，或者說也是很多居住在北京之外的人的夢想。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差不多所有的城市和小鎮的照相館裡，都有一幅天安門廣場的佈景，滿足人們畫餅充飢的願望。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天安門廣場差不多就是共和國的象徵。可惜的是這張令我難忘的照片後來遺失了。
在我印象裡，每一年的國慶都有一部紀錄片，不過當這一年的紀錄片發行到我居住的小鎮放映時，往往已經是冬天了。我還記得自己穿著臃腫的棉衣，頂著夜晚的寒風向電影院走去的情景，然後坐在沒有暖氣的電影院裡，看著銀幕上初秋的天安門廣場，毛澤東站在城樓上向著遊行的隊伍揮手，只有他一個人有揮手的權力，其他的人只能以鼓掌的方式向遊行隊伍致意。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夜色降臨後，毛澤東他們坐在天安門城樓上，桌上擺著令我垂涎三尺的水果和糕點，廣場的上空被禮花照得一片通明，這是少年時期最讓我心曠神怡的情景。當時我們過年過節最多是放幾個鞭炮，如此多的禮花在空中長時間地開放，雖然是在銀幕上，也足以讓我目瞪口呆。在後來有關國慶的紀錄片裡，出現了西哈努克，一個被廢除了王位的柬埔寨國王，還有他的首相賓努親王。西哈努克笑容可掬，賓努親王歪著腦袋像鐘擺似的不停地點著頭。這時候我已經進入了想入非非的少年時期，西哈努克和賓努的兩位年輕美貌的夫人吸引了我，她們在以後的國慶紀錄片中每一次出現，都讓我感到是找到了紀錄片的主題。而白天的遊行和夜晚的禮花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甚至連毛澤東都不重要了。在那個時期，西哈努克和賓努是這個世界上最讓我羨慕的兩個男人。尤其是那個賓努親王，我心想他都老成那樣了，而且連頭都抬不直，可是他的夫人卻是如花似玉。
有關國慶節最為漫長的記憶，我想可能是來自我房間的房頂。自從我有記憶開始，我的父親每年都要更換一次房頂上的舊報紙，一方面是為了防止灰塵掉下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美化我們的房頂，當時我們住的房間可以一目瞭然地看到上面的瓦片，所以我父親就在房頂上糊上一層舊報紙，讓我們感到上面的瓦片被隔開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差不多就是在舊報紙下度過的，只要我躺到床上，我就會看到舊報紙上所有的標題，裡面的文字因為高高在上就無法看清。幾乎是每一年國慶節出刊的報紙上，第一版都是毛澤東的巨幅照片。在我的記憶裡，毛澤東最早出現在我的房頂上時，他身邊站著的是劉少奇；沒過多久，劉少奇就消失了，林彪站到了毛澤東的身邊；還是沒過了多久，林彪也消失了。毛澤東身邊的人不斷地變化著，而每年國慶節報紙第一版的巨幅照片裡唯一沒有變化的人就是毛澤東自己。隨著我房頂舊報紙的更換，我看著毛澤東的形象逐漸衰老，後來因為國慶節報紙的第一版不再刊登實地拍攝的毛澤東照片，改用當時統一的掛滿全國的毛澤東像，毛澤東在我房頂上的衰老才被制止住。
我想這就是我的國慶節憶舊，點點滴滴，應該還有更多的記憶沒有被喚醒，不過對《晚郵報》的讀者來說，這樣的篇幅可能已經是太長了。最後我要說的是，我很喜愛古羅馬時期一位詩人的話，這位詩人名叫馬提亞爾，他說：「回憶過去的生活，無異於再活一次。」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