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時候，比我年輕十三天的朱德庸來到北京，我在三聯書店第一次見到了他，同時也見到了他的端莊能幹的太太馮曼倫。此後朱德庸每次來北京我們都會見面，自然也會見到馮曼倫。就像在《雙響炮》裡讀到丈夫時，必然會讀到妻子一樣。
這可能是一個不恰當的比喻，但絕不是一個影射。我不是說朱德庸和馮曼倫的家庭生活是另外一部《雙響炮》，我要說的是沒有一千個男人的形象，朱德庸就不會創造出《雙響炮》裡的男人；沒有一千個女人的形象，朱德庸就不會創造出《雙響炮》裡的女人；沒有一千個家庭的形象，朱德庸就不會創造出《雙響炮》中的家庭。
有時候一個作者和一部作品的關係總是讓人迷惑，當讀者在作品中突然讀到了自己的感受，甚至是十分隱秘的感受時，心領神會的美妙經歷就會指引著他一路前行，到頭來他會想入非非地以為這就是自己的經歷，同時也會堅定不移地認為這也是作者的經歷。可以這樣說，一部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作者自己，因為實實在在的經歷並不是作者全部的生活，作者的生活裡也包括了想像和慾望，理解和判斷，察言觀色和道聽途說。其實讀者也是一樣，當他身臨其境地讀完一部作品後，這部作品中所有的人物也都是他自己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一部作品完成以後，作者和它的關係並不比讀者多。
我想這也是《雙響炮》為什麼會如此引人入勝如此令人遐想的理由。幾年前第一次拿起《雙響炮》時，我只是為了隨便翻上幾頁，結果我從夕陽西下一口氣讀到了旭日東昇。在那個不眠之夜裡，我差不多經歷了一生中所有的笑聲，大笑、微笑、嬉笑、苦笑、怪笑、冷笑、暗笑、壞笑、譏笑、似笑非笑，然後我發現自己喜歡上了漫畫的方式。朱德庸的誇張簡潔傳神，將漫長雜亂的人生過濾成了鉛筆清晰的線條，他尋找到了令人不安的敘述，男人永遠在內心深處拒絕他的妻子，女人則是時時刻刻都在顯示自己的不幸，而丈夫是她不幸的永恆的源泉。他們幾乎每天吵鬧，幾乎每天都在盤算著如何擺脫對方和如何統治對方，事實是他們永遠也無法擺脫對方，永遠也無法真正統治對方。在這樣的家庭裡讀不到愛情，甚至連愛情的泡沫都沒有，讀到的總是戰爭，這兩個人就是家庭軍閥，似乎一旦喪失了吵鬧，他們也就喪失了生活的勇氣。朱德庸幾乎雲集家庭生活裡所有反面的素材，他表達出來的卻是正面的經驗，我覺得朱德庸說出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內容，那就是相依為命。對於追求片刻經歷的男女來說，似乎玫瑰才是愛情；而對於一生相伴的男女來說，相依為命才是真正的愛情。朱德庸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一種漫畫的巧妙的方式，一種激烈的爭吵的方式，一種鈍刀子割肉的折磨的方式，一種破罐子破摔的方式，一種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方式，一種上了賊船下不來的方式，一種兩敗俱傷的方式，告訴我們什麼是愛情。
二○○三年一月五日